其制度化的公开辩论的场所和机会是如此之多，使公共事务的决策和执行处于透明状态，一切都尽量符合规则，社会在秩序中运转，人们的精力就可以多用于创新而不是躲避压制和意外的骚扰。
[中国环境危机三定律]中提到的民主制度的10项设置多和辩论有关:
1 民选专职议员
2 独立的司法部门
3 民选行政长官
4 法定反对党
5 透明开放的政治程序
6 积极活跃的公民团体
7 自由的学术界
8 民办开放的媒体
9 大量的民意调查
10 中小学的公民课教育
而目前的中国则缺少公开的制度化的辩论，结果是:所有的重要社会问题都处在可疑的迷雾之中：太湖水危机，三北防护林的效果，猪蓝耳病的来龙去脉，拉尼娜雪灾，郑筱萸为何10年无人监督，民工欠薪预防机制建立了吗?假虎照二次鉴定结果为何迟迟出不来?
CCTV的访谈节目中，主持人总是刻意挑些容易的问题送给"嘉宾"发挥，从来不替观众向来宾提出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嘉宾"如果来了两位，观点竟然也是相同或近似，使节目永远显得象个白痴。凤凰台[一虎一席谈]节目才开始把自由辩论之风吹进了沉闷已久的大陆。
制定一套规则，请大家参与公共事务的辩论和决策，有什么难的呢?可是，这项和引进交通规则类似的变革竟然拖了100年。
自1898年年戊戌维新失败算起，中国又经历了那么多场战争、内乱和灾难，至今还没有建立起这套理性的制度；而世界已经大大地进步了。我们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呢?--不善于逻辑思维?不相信言辞?还是强者不愿意接受平等?
100年来，看到西方文明的强大和稳定，中国人先后以为秘诀是工业化，是科学技术，是原子弹，是经济，是列宁式的党，是公有化。。。。最后，"大跃进"、"文革"、"带血的GDP"都试过了，蓦然发现这个秘诀竟会是:一套讲道理的制度---靠辩论道理然后投票表决来协调各方利益解决冲突的政治安排。 是兑现《礼记·礼远》所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制度化的多层次辩论是一个现代化政治制度的最基本内容，议会制度就是一个关于辩论的制度。试想如果100年前清代皇帝也象日本皇帝那样迅速采纳议会制度，皇帝象征性地代表国家，在皇宫里接见外国贵宾，到处出访慰问演讲， 而毛泽东和蒋介石可以在议会中各自领导一党相互制衡、相互竞争，相互清理对方的腐败元素......100年来历史中的几场战争、内乱和饥荒都可以避免，中国老百姓可少受多少罪，日本天皇也不敢轻易妄想奴役一个在民主基础上团结起来的民族。
由于政治辩论都是公开的、有案可查的，人们可以追踪某位政客的长期发言记录，以此来判断他的见解如何、智力水平和诚实度。 然后投票表达取舍---这是实现《礼记》的"选贤与能"。
人们可以通过媒体对政客的辩论发表评论，对问题的讨论贡献自己的信息(知识，见解，事实，数据)。人民的参与，而不是少数官僚的黑箱作业，才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力量源泉。---这是实现"天下为公"。
对一个民族来说，与通过辩论把信息核实清楚这件大事相比，哪个党当政，哪个领袖上台，都不是很重要的，因为无论谁执政都在议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而一个社会没有确切可靠的信息，就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尤其是要阻挡环境和生态崩溃这种超级复杂的致命问题。
如果中国早早地有了这种政治辩论制度，很难想象1958年的"亩产万斤粮"的口号会风行全国，而2007年12月中国气象局上报的拉尼娜预警报告的去向也会真相大白了。
以前的民主理论也许被搞得过于复杂，以至使人们失去了共识；民主建设谈的多做的少，许多人因此会浪费了热情；而60年来习惯于搞假选举假投票的人，要赶快停止古老权力游戏，到文明的竞技场上来接受人民的选择！
辩论时别忘了一个重要的细节:要先制定好开会的程序，可参考孙中山的《民权初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