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04-29 10:03:00作者：歪脖子树
一、“众星拱月”天作图
１９４９年春夏，是国民党政府收获失政恶果的季节。４月２３日长江防线瓦解，南京陷落；５月３日，杭州弃守；５月２７日，上海败退。中华民国半壁江山难支，大厦将倾。蒋介石退居幕后策划撤退台湾，试图在复巢之下，抢回几只完卵。
上海经济杂志社的曾联松处于十分兴奋的状态中。他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称为“３８式”老党员。十余年来一直在地下党控制的刊物里工作。现在一下子从地下工作转到地上公开活动，顿时感到云开日出，豁然开朗。
７月，曾联松看到报纸刊登征集新中国国旗设计方案的公告，不由得跃跃欲试。他连续多日搜索枯肠，构思方案。一个晚上，天空月朗星稀。此情景顿时激发了曾联松的创作灵感——众星拱月，不，众星拱北斗——国旗设计图案闪现了。他决定抓住新中国政权特征作为主题，进行创作。
曾 联松用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用四个小星代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提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他把大星置于红旗左上角，四小 星布列右下方，那颗大星顿时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统领万物、俯瞰大地的气势。在尺寸比例上，大星的外接圆直径为小星的三倍，凸现了主从、隶属关系。他还在大 星中镶嵌入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的图案，使得图示意义一目了然，
曾联松让每个小星的一个星尖指向大星的中心。它们排成半环状围绕大星，如卫士般拱卫宿主。曾联松之苦心孤诣，旨在展现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阶段性的现实，也希望这样的政治框架，能永久延续。
红色代表了革命，红色是鲜血的颜色，配以金黄色星星，光彩闪耀，灿烂辉煌。
曾 联松谈到设计国旗的感受时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一经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我不是艺术家，也不 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二、众说纷纭归一统
正 像寻常百姓家提前为新生儿准备衣服、尿片一样，北京也在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备国旗、国歌。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设立了第六小组，专职负责这项工 作。组长马叙伦，成员有叶剑英、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郑振锋、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倩、廖承志１２人。
第 六小组收到了全国寄来的２９９２幅国旗图案。曾联松的五星红旗初选即被淘汰。小组筛选到最后，留下三幅进入最后一轮评定。这时评委们意见出现分歧，争执不 下。这几幅基本上是红底上布置一个五星，代表新民主主义政权。但在表现中国特征上，有的在旗帜下方设一条黄带代表古老的黄河文明；另一些人认为应设两条黄 带，一条代表黄河，一条代表长江。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流域文化更代表现代文化；还有的主张设三条黄带，除黄河、长江之外，珠江是国民革命乃至共产革 命的根据地，此江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地位不容忽视……
最后，田汉建议将这几个方案提交更高一层的扩大会议复议。他又从落选的方案中挑出一些，总共３８幅，一起列入复议范畴。田汉对五星旗的图案印象深刻，这样，曾联松的设计又咸鱼翻身，编为“复字３２号”。此时的田汉同时分管国歌的遴选工作，是筹委会第六组的重量级人物。
９ 月２５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了１８位社会知名人士共同议事。当讨论到国旗时，意见又一次出现了分歧，大家只好把目光集中到毛 泽东那里，等待着他的意见。毛泽东从桌上拿起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这是３２号设计图，大家看怎么样？”然后，这位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微笑着把 目光扫向扩大会议的成员，等待大家的回答。
张治中第一个表态：“我同意３２号！”贺绿汀接着表态：“我也同意３２号！”随后，会场上出现此起彼伏的应合之声。
待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后，毛泽东慢慢地说道：“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也是个较好的图案。”“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我们是又团结又革命，大家看好不好？”
毛泽东回避３２号方案带有“一党独大”专制色彩的敏感话题，用“又团结、又革命”这样一个机巧玲珑的修辞，令反对者不好开口。
民主人士第一次领教这种“上级引导、下层服从，不投选票、当面表态”的民主协商的奥妙。
毛泽东接受了部分代表的皮毛建议：一、在“大星”之中省略镰刀斧头的党徽标记，使得３２号方案的“党国”色彩隐晦了些；二、行文中不用“大星”“小星”的称呼，统称为五星，以废除修辞上的诸星不平等。这样，民主党派感觉上舒服了一些，大家鼓掌通过。
不久，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合现在五百元——编者注）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一年后，五星图案也被收入国徽的设计中。曾联松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观礼。曾联松为自己忠于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赤诚之心得到高度评价而自豪。他觉得自己和党中央、毛主席心连心。
三、是是非非说五星
建国之初，共产党挟持着打败国军八百万的胜利的余威，声势不可阻挡。共产党执政大势所趋，毛泽东出任新中国元首也是历史选择。毛泽东抓紧有利于共产党倾斜的历史时刻，趁势展开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蓝图。他要把“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一暴力规则，列入新中国的永恒法典。
曾联松的五星红旗是对毛泽东意图非常明确的诠释，毛泽东一见钟情。从此，一党专制的政治含义，标示于国旗之上。一个违背民主宪政的倒退理念，实现了合法化、神圣化。
共产党忘记了他们是怎样批评国民党政府专制的，忘记了他们是怎样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忘记了他们对统一战线中的伙伴以及追求民主的人士是怎样承诺的。
民 主党派方面，他们为共产党眼花缭乱的成功所眩晕。好多民主人士见了毛泽东直伸大拇指称赞。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当面直说毛主席伟大，弄得最能容纳 奉承的毛泽东都有些不好意思，回答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民主党派在 国共争夺天下的角力中，没有寸尺武功。至多在国共合作时期，用舌头尖子帮过共产党的忙，反对过蒋介石。现在共产党革命胜利，他们被延请入京，共商国事，已 经受宠若惊。那几位飘然长须，俨然一身正气的民主君子，过去抱怨在蒋介石手下不好做官，这下子入阁新民主主义政府，看起来顺风顺水，不由得乐颠颠的，题词 赋诗，道万福说吉祥。也忘记了民主政治中的在野党的功能。
五星红旗具有明显的政治错误。泱泱大国之旗，突出的是一个泱泱大党。表现的 主题是党大民小，人轻官重。使得刚要迈步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滑向一党专制主义。这个历史的倒退，没有在它溜坡的开始阶段刹住车，下滑速度愈 来愈快，以致后来要制止它，需要付出被碾死的生命代价。
毛泽东早在１９４９年，就着手削弱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推出“一党独大”；到 了１９５７年，通过反右，他彻底摆脱民主党派的监督，实现了“一党专制”；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摆脱党内制约，成为这个专制政党的至高无上的终身领 袖，终于实现了由“一党专制”向“一人专制”的转换。
这一切都是从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开始的，是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下进行的。
五 星红旗的政治错误还表现在四小星的代表意义上。除去毫无掩饰地矮化民众的一层意思，即使是在１９４９年，把人民划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也是不全面的。例如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作用，在于他们的知识精深与否，而不能以他们自身财产的多少而论。他们不属于哪一个阶级。毛泽东的粗糙阶级理论搬到 国旗上，让好多人在旗子上找不到他们的影子。国旗缺乏了国民的代表性。
毛泽东的阶级理论，强调工人阶级为主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利用小资产阶级，斗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把一国公民政治上分为三、六、九等。“四小星”代表四个不平等的阶级，有悖于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一律平等的原理。
五星红旗是一个谬误。高举着它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走入一个荒谬的时代——毛泽东时代。
四、打着红旗反红旗
７０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对人的解放。随着改革的深入，邓小平不得不废除毛泽东摧残人性的阶级斗争理论。以阶级划分做为国旗设计的理论废除了。
引进外资，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颠覆了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改造、斗争、以致镇压的专政理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那颗星，一星独亮，辉压群斗——这也不是原教旨所提倡之主义。
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因为国旗上从来没有给知识分子留有位置，只好让他们暂时寄居到工人阶级的星座里。知识分子有了名份，人心大安。邓小平利用同一个摊位，既卖羊肉，又卖狗肉，实用性很强，虽然人们知道羊和狗属于不同科目的动物。
江泽民提到的资本家可以吸收入党，资本家不仅可以持有钞票，亦可持有党票，疏通了资本家的从政之路，赋予了资本在政坛的发言权。
当然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不改变共产党这颗大星的主宰位置为前提的。本质还是一党专制。
对 于一个小从小学就戴着红领巾向国旗致敬的人来说。一党专制的灌输因为习惯而成为自然。国际人士则往往只笼统地把五星红旗当作一个中国的标志符号，并不求甚 解。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人，了解到五星的含义，则顿时感到它的专横狭隘而心生厌恶。对于台湾人来说，更是一个强烈刺激：既然你共产党把一党专政标示于国 旗，列之于法典，容不得异党异派，那还和我们谈什么呢？
海峡两岸谈判的契机在于，江泽民和一些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示，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包括国号、国旗、国歌等。这表明中共若干人还是有自知之明。他们认识到在国旗上公开张扬一党专制理念，炫耀大党小民，已经不得人心，逆世界潮流，改变是迟早的事情。
一 些爱国发烧友视五星红旗如圣物，就像基督徒见到基督的裹尸布，油然升起一股神秘感和宗教崇拜情绪。遇到游行集会表达爱国情操时，挥舞着它，顿时血压升高， 血管暴突、激情迸发。建议这些发烧友仔细听一听江泽民等谈论可以更改国旗的话，应该有抑制激动降低血压作用；如果发烧友能平心静气在几颗星星中间找一找， 究竟哪一颗星代表着你自己。等探查清楚了，恐怕有人会从高血压转化为低血糖。
然而新的国旗还没有出现，泱泱大国只能继续用这个立意狭 隘的五星红旗滥竽充数，有识之士的心情是矛盾的——这是时代的心理病。我们不妨称这个时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时代。据法律云，反五星红旗是违法的。可是连 邓小平、江泽民都有篡改国旗、违反宪法之嫌，小老百姓起而效尤，何罪之有呢？
那么有没有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呢？根据胡锦涛主席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同时参照北京奥运会凸现的“人文”理念，重新解释五星红旗。新理论为：那颗大星代表人民，拱卫人民的四小星是：政府、立法、司法和新闻媒体。
如果真的能做这样的解释，我会豁然释去对五星红旗的前嫌，扑倒在天安门广场，抱住旗杆呼喊：啊哇呀，噫呜呼！雅克西，亚古都！哈拉所，旺得福！……激动得混天黑地。
这样的解释真是太伟大了，可惜并不符合中国现状，也不符合执政党心态。看来这个难题，还得留给大智慧者稍后解决。
只要五星红旗依然作为一党专制的象征，作为党国一体的符号，我只有盼着它早日从旗杆上落下来。
１９４９年春夏，是国民党政府收获失政恶果的季节。４月２３日长江防线瓦解，南京陷落；５月３日，杭州弃守；５月２７日，上海败退。中华民国半壁江山难支，大厦将倾。蒋介石退居幕后策划撤退台湾，试图在复巢之下，抢回几只完卵。
上海经济杂志社的曾联松处于十分兴奋的状态中。他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称为“３８式”老党员。十余年来一直在地下党控制的刊物里工作。现在一下子从地下工作转到地上公开活动，顿时感到云开日出，豁然开朗。
７月，曾联松看到报纸刊登征集新中国国旗设计方案的公告，不由得跃跃欲试。他连续多日搜索枯肠，构思方案。一个晚上，天空月朗星稀。此情景顿时激发了曾联松的创作灵感——众星拱月，不，众星拱北斗——国旗设计图案闪现了。他决定抓住新中国政权特征作为主题，进行创作。
曾 联松用一颗大星代表中国共产党，用四个小星代表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提到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他把大星置于红旗左上角，四小 星布列右下方，那颗大星顿时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统领万物、俯瞰大地的气势。在尺寸比例上，大星的外接圆直径为小星的三倍，凸现了主从、隶属关系。他还在大 星中镶嵌入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的图案，使得图示意义一目了然，
曾联松让每个小星的一个星尖指向大星的中心。它们排成半环状围绕大星，如卫士般拱卫宿主。曾联松之苦心孤诣，旨在展现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阶段性的现实，也希望这样的政治框架，能永久延续。
红色代表了革命，红色是鲜血的颜色，配以金黄色星星，光彩闪耀，灿烂辉煌。
曾 联松谈到设计国旗的感受时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一经看到她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我不是艺术家，也不 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二、众说纷纭归一统
正 像寻常百姓家提前为新生儿准备衣服、尿片一样，北京也在为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筹备国旗、国歌。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设立了第六小组，专职负责这项工 作。组长马叙伦，成员有叶剑英、张奚若、田汉、沈雁冰、郑振锋、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倩、廖承志１２人。
第 六小组收到了全国寄来的２９９２幅国旗图案。曾联松的五星红旗初选即被淘汰。小组筛选到最后，留下三幅进入最后一轮评定。这时评委们意见出现分歧，争执不 下。这几幅基本上是红底上布置一个五星，代表新民主主义政权。但在表现中国特征上，有的在旗帜下方设一条黄带代表古老的黄河文明；另一些人认为应设两条黄 带，一条代表黄河，一条代表长江。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长江流域文化更代表现代文化；还有的主张设三条黄带，除黄河、长江之外，珠江是国民革命乃至共产革 命的根据地，此江在当代中国历史的地位不容忽视……
最后，田汉建议将这几个方案提交更高一层的扩大会议复议。他又从落选的方案中挑出一些，总共３８幅，一起列入复议范畴。田汉对五星旗的图案印象深刻，这样，曾联松的设计又咸鱼翻身，编为“复字３２号”。此时的田汉同时分管国歌的遴选工作，是筹委会第六组的重量级人物。
９ 月２５日晚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中南海丰泽园召集了１８位社会知名人士共同议事。当讨论到国旗时，意见又一次出现了分歧，大家只好把目光集中到毛 泽东那里，等待着他的意见。毛泽东从桌上拿起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这是３２号设计图，大家看怎么样？”然后，这位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微笑着把 目光扫向扩大会议的成员，等待大家的回答。
张治中第一个表态：“我同意３２号！”贺绿汀接着表态：“我也同意３２号！”随后，会场上出现此起彼伏的应合之声。
待大家意见基本一致后，毛泽东慢慢地说道：“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我看这个图案也是个较好的图案。”“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革命人民的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大团结，将来也要大团结。现在也好，将来也好，我们是又团结又革命，大家看好不好？”
毛泽东回避３２号方案带有“一党独大”专制色彩的敏感话题，用“又团结、又革命”这样一个机巧玲珑的修辞，令反对者不好开口。
民主人士第一次领教这种“上级引导、下层服从，不投选票、当面表态”的民主协商的奥妙。
毛泽东接受了部分代表的皮毛建议：一、在“大星”之中省略镰刀斧头的党徽标记，使得３２号方案的“党国”色彩隐晦了些；二、行文中不用“大星”“小星”的称呼，统称为五星，以废除修辞上的诸星不平等。这样，民主党派感觉上舒服了一些，大家鼓掌通过。
不久，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一封信，上面写着：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合现在五百元——编者注）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一年后，五星图案也被收入国徽的设计中。曾联松被邀请到天安门城楼出席国庆观礼。曾联松为自己忠于共产党、热爱新中国的赤诚之心得到高度评价而自豪。他觉得自己和党中央、毛主席心连心。
三、是是非非说五星
建国之初，共产党挟持着打败国军八百万的胜利的余威，声势不可阻挡。共产党执政大势所趋，毛泽东出任新中国元首也是历史选择。毛泽东抓紧有利于共产党倾斜的历史时刻，趁势展开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政治蓝图。他要把“打天下者坐天下”这一暴力规则，列入新中国的永恒法典。
曾联松的五星红旗是对毛泽东意图非常明确的诠释，毛泽东一见钟情。从此，一党专制的政治含义，标示于国旗之上。一个违背民主宪政的倒退理念，实现了合法化、神圣化。
共产党忘记了他们是怎样批评国民党政府专制的，忘记了他们是怎样反对蒋介石独裁的，忘记了他们对统一战线中的伙伴以及追求民主的人士是怎样承诺的。
民 主党派方面，他们为共产党眼花缭乱的成功所眩晕。好多民主人士见了毛泽东直伸大拇指称赞。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当面直说毛主席伟大，弄得最能容纳 奉承的毛泽东都有些不好意思，回答说：“李老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我们就不好相处了。”
民主党派在 国共争夺天下的角力中，没有寸尺武功。至多在国共合作时期，用舌头尖子帮过共产党的忙，反对过蒋介石。现在共产党革命胜利，他们被延请入京，共商国事，已 经受宠若惊。那几位飘然长须，俨然一身正气的民主君子，过去抱怨在蒋介石手下不好做官，这下子入阁新民主主义政府，看起来顺风顺水，不由得乐颠颠的，题词 赋诗，道万福说吉祥。也忘记了民主政治中的在野党的功能。
五星红旗具有明显的政治错误。泱泱大国之旗，突出的是一个泱泱大党。表现的 主题是党大民小，人轻官重。使得刚要迈步走向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从一开始就滑向一党专制主义。这个历史的倒退，没有在它溜坡的开始阶段刹住车，下滑速度愈 来愈快，以致后来要制止它，需要付出被碾死的生命代价。
毛泽东早在１９４９年，就着手削弱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推出“一党独大”；到 了１９５７年，通过反右，他彻底摆脱民主党派的监督，实现了“一党专制”；最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又摆脱党内制约，成为这个专制政党的至高无上的终身领 袖，终于实现了由“一党专制”向“一人专制”的转换。
这一切都是从天安门广场升起五星红旗的那一刻开始的，是在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下进行的。
五 星红旗的政治错误还表现在四小星的代表意义上。除去毫无掩饰地矮化民众的一层意思，即使是在１９４９年，把人民划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也是不全面的。例如知识分子对于社会的作用，在于他们的知识精深与否，而不能以他们自身财产的多少而论。他们不属于哪一个阶级。毛泽东的粗糙阶级理论搬到 国旗上，让好多人在旗子上找不到他们的影子。国旗缺乏了国民的代表性。
毛泽东的阶级理论，强调工人阶级为主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利用小资产阶级，斗争改造民族资产阶级。把一国公民政治上分为三、六、九等。“四小星”代表四个不平等的阶级，有悖于一个民主国家，公民的政治权利一律平等的原理。
五星红旗是一个谬误。高举着它就可以准确无误地走入一个荒谬的时代——毛泽东时代。
四、打着红旗反红旗
７０年代末开始的改革开放，首先是对人的解放。随着改革的深入，邓小平不得不废除毛泽东摧残人性的阶级斗争理论。以阶级划分做为国旗设计的理论废除了。
引进外资，采用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式，颠覆了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改造、斗争、以致镇压的专政理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那颗星，一星独亮，辉压群斗——这也不是原教旨所提倡之主义。
邓小平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是因为国旗上从来没有给知识分子留有位置，只好让他们暂时寄居到工人阶级的星座里。知识分子有了名份，人心大安。邓小平利用同一个摊位，既卖羊肉，又卖狗肉，实用性很强，虽然人们知道羊和狗属于不同科目的动物。
江泽民提到的资本家可以吸收入党，资本家不仅可以持有钞票，亦可持有党票，疏通了资本家的从政之路，赋予了资本在政坛的发言权。
当然这一切的改变，都是不改变共产党这颗大星的主宰位置为前提的。本质还是一党专制。
对 于一个小从小学就戴着红领巾向国旗致敬的人来说。一党专制的灌输因为习惯而成为自然。国际人士则往往只笼统地把五星红旗当作一个中国的标志符号，并不求甚 解。但是，对于一个正常的人，了解到五星的含义，则顿时感到它的专横狭隘而心生厌恶。对于台湾人来说，更是一个强烈刺激：既然你共产党把一党专政标示于国 旗，列之于法典，容不得异党异派，那还和我们谈什么呢？
海峡两岸谈判的契机在于，江泽民和一些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表示，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都可以谈，包括国号、国旗、国歌等。这表明中共若干人还是有自知之明。他们认识到在国旗上公开张扬一党专制理念，炫耀大党小民，已经不得人心，逆世界潮流，改变是迟早的事情。
一 些爱国发烧友视五星红旗如圣物，就像基督徒见到基督的裹尸布，油然升起一股神秘感和宗教崇拜情绪。遇到游行集会表达爱国情操时，挥舞着它，顿时血压升高， 血管暴突、激情迸发。建议这些发烧友仔细听一听江泽民等谈论可以更改国旗的话，应该有抑制激动降低血压作用；如果发烧友能平心静气在几颗星星中间找一找， 究竟哪一颗星代表着你自己。等探查清楚了，恐怕有人会从高血压转化为低血糖。
然而新的国旗还没有出现，泱泱大国只能继续用这个立意狭 隘的五星红旗滥竽充数，有识之士的心情是矛盾的——这是时代的心理病。我们不妨称这个时代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时代。据法律云，反五星红旗是违法的。可是连 邓小平、江泽民都有篡改国旗、违反宪法之嫌，小老百姓起而效尤，何罪之有呢？
那么有没有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呢？根据胡锦涛主席的“以民为本”的思想，同时参照北京奥运会凸现的“人文”理念，重新解释五星红旗。新理论为：那颗大星代表人民，拱卫人民的四小星是：政府、立法、司法和新闻媒体。
如果真的能做这样的解释，我会豁然释去对五星红旗的前嫌，扑倒在天安门广场，抱住旗杆呼喊：啊哇呀，噫呜呼！雅克西，亚古都！哈拉所，旺得福！……激动得混天黑地。
这样的解释真是太伟大了，可惜并不符合中国现状，也不符合执政党心态。看来这个难题，还得留给大智慧者稍后解决。
只要五星红旗依然作为一党专制的象征，作为党国一体的符号，我只有盼着它早日从旗杆上落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