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奥马搞不好，曾荫权下台"，对曾荫权本人，增加了政治压力。因为讽刺的是：奥马这件"面子工程"，是前朝董建华捡回来的，曾荫权不幸继承了这个地雷。奥马在香港，早已实行"高官问责制"，由唐英年领衔督师，爱国商家霍震霆、马术专员林焕光，还有民政事务局局长，有一套制度执行监督。
中国现在忽然揪住曾荫权个人来问责，不但间接否定了"高官问责制"，而且只要下面的大小主管，暗中松几口螺丝，关键处故意疏忽，以香港特区政府连记者区的一块假天花板倒塌也吓破胆的脆弱心防，马上可以陷曾荫权于不义。
这等中国式政治的小动作，在中国官场打滚惯了的政治动物，敌对阵营或闭目养神，暗中破坏，或办事故意矫枉过正，激发民间谤议，令最高领袖灰头土脸，一定优于为之，曾荫权的处境，到了其人"从政"以来最危机四伏的凶险时刻。
因为亲中元老开出了条件：任何会损害中国或中国人颜面的事，都将构成"搞不好奥马"的罪责，此一标准，相当抽像，不一定是疏于保安，恐怖分子袭击，奥马办得冷冷清清，或一匹马突失前蹄，运动员堕马受伤，医院失救，遭到国际传媒讪笑或抨击，以中国人极为激动脆弱的民族情绪，"奥马面子无小事"，舆论起哄，网民追击，都可以升格为令十三亿人民丢脸的大罪。
即使奥马过后，由于国际油价急升、美元贬值、大陆和香港股市过热、国际农产品价格飞涨引致的香港高通胀，曾荫权本人也必须负责。更要命的是，九月立法会选举前后，连曾荫权视同己出的亲中政党和候选人，为了选票，也绝不会对曾荫权先生捍护痛惜，发动反通胀、高燃油税的大游行，掀起对"母语学"的声讨，亲中保皇势力翻脸不认人，立心要踩曾荫权的身躯上位，这就是为一个带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当代理人而付出的人格代价。
在如此凶险的形势下，曾荫权政府为求一洗颓风，只能诉诸民间的同情支持。然而捐赠四川拨款一百亿，却激起民愤；新闻记者被逐，却又一字不敢评论，"三权互相支持谅解"之说，引起司法界巨大质疑，特区政府也不敢澄清重申香港的核心价值。凡此种种，对曾荫权未来四年的施政意志，都是极大的破坏，令人狐疑，曾荫权及其政治化妆班子，比起两年前虎虎生威的姿态，为何像突然废了全身武功？
这种表现，即使不是"董建华症候"，也类似今日英国的"白高敦综合症"──白高敦上台之初，遇到伦敦"七七"恐袭，表现也勇猛果断，但两年以来，因为以财相的部门心智，无法统摄首相职责的政治大局，声望大跌：增加汽车税、内政部遗失公民电子资料，在北海道八国会，又提出空泛远大的环保"目标"。
在白高敦积弱的时候，连俄国也来占便宜，直欺上门，指摘英国收容异见分子，掀起间谍风暴，白高敦六神无主，民意压力之下，被迫取消十便士的燃油税政策。
弱政的形象一旦形成，即难扭转，白高敦在北海道的八国会参加晚宴，八道菜从鱼子酱到饭后饼一条龙，一面却谴责全球浪费粮食，也成为公众嘲笑的话题。白高敦的悲剧，说明在这个资讯高科技时代，任何政治领袖都可以是被高价沽售的股票，选民没有耐性与高民望的政治家谈恋爱。
曾荫权比白高敦不幸之处，是白高敦的头上没有一个神明一样的"阿爷"，周围也没有一群随时诠释神谕的祭司；比白高敦幸运之处，是英国的选民见惯三百年民主的世面，思想成熟，要求极高，不如香港人之容易讨好摆布；白高敦也没有丰富的外储备可以"开仓派米"。
曾荫权大有选择，只须学澳门特首的一点点江湖气派，派钱、派钱、再派钱，把"为普选培养政治人才"的空话，包括再委任什么副局长、政治助理之类自寻烦恼的举动永久搁置，然后提出"港深大合并"、"珠三角大融合"之类的学术蓝图，交学者慢慢"论证"，稳住中共政府的焦虑情绪，再动用政治化妆师，向香港人讲上一千次：香港的通胀，受国际油价和粮食影响，也受中国大陆的经济股市牵制，香港没有实业，董建华的"知识经济转型"又没有完成，这一切都不是特区政府的责任。
香港人很容易洗脑，然后把"邮轮码头"和"西九文娱中心"这两大"玫瑰园工程"不断渲染，其他任何重大事项，包括势必自找麻烦的种族歧视条例，一样也不做，在无为之中，混过一两年，再任由下届特首的热门候选人四出篡夺议题、骑劫施政，在未来的权力内斗之中坐稳钓鱼船，实现提早半归隐，四年之后，香港往何处去，是晴空万里，还是洪水滔天，一概不管，如果能避免为一个畸形的制度陪葬，大前提是，先写好一封辞职信，妥善收藏，就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