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上一篇文章，《大跃進是践踏人权的产物》，发表以来，读者评论纷纷，说好、坏、不好不坏的都有。现各择其一，以观全豹。一家《德国实用信息网》从《观察》网转载本文后，有的评论是严责作者的：「人权--等着侵略者打到家门口的时候也跟侵略者说人权去。国破家亡都不懂！」也有的评论是宽宥毛泽东的：说毛「不过是一个农民，犯些错误也很正常。那个一个人忽悠上亿人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而使我感到欢欣和慰藉的是：本文之「砖」确曾引出了「玉」。当代民主、自由、人权理论家胡平先生的来信，以其一贯的思维深邃、说理透辟，使笔者蒙受教益，因而，甚愿将其中要旨与读者分享；同时这也是本文的主题思想。
大饥荒的发生当然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我在《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里专门讲到这一点。其中引用了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的话：「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是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饥荒发生在古代的王国，发生在当代的专制社会，发生在原始部落，发生在现代技术官僚独裁的国家，发生在帝国主义者统治的殖民地经济，发生在专制统治或一党专制的新兴独立国家。但是，在那些独立的，实行定期选举的，有反对党发出批评声音的，允许报纸自由报导的和能够对政府决策的正确性提出质疑的，没有实行书报检查的国家，从来没有一个发生过饥荒」。
胡先生讲得实在好。我在下面的论述，将是对此「科学的抽象」，予以「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实证，同时冀期，一触即跳的愤青止愤、少安毋躁。
研究大跃進而不提反右运动，则会只见「流」而不见「源」。反右运动并不是反击右派杀人放火、为非作歹，而是反击「言论」，所谓「右派言论」；毛泽东蛮横无理地宣布：「言者无罪」不适用于右派--以自食其言而使自己的语录成为夫子自道：「只有不要脸的人们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 677页）反右运动无法无天、肆无忌惮地以言治罪，严重地糟蹋了宪法明文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公民权利。这就使中国的列车开上了发疯的轨道--以大跃進的速度坠入崖谷--大饥荒，用几千万人的鲜血，写出了一条冷酷的真理：「大饥荒的发生当然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我记得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孙冶方曾经说过，「大跃進」让中国人民「付出了高昂的血的代价」。
广西的右派分子罗翼群，1957年在鸣放中就提醒中共：「农民处于饿死的边缘！」其实这时广西已经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只是他作为政协委员，共产党让他无法「视察」到真情而已。所以他只是从能够视察到的农民啼饥号寒的惨景中，发出相对轻度的「边缘」云云的警告。就这，就立即受到共产党死命地打击不说，广大农民竟也跟着起哄，对他到处「喊打」，令他成为「过街老鼠」，无地自容。结果便是，欲拯救农民、喊出「悬崖勒马」的右派分子被打倒，在扑杀所有（包括彭德怀的）抗议声中，4600万人被共产党从「饿死的边缘」上，狠狠地、统统地推下饥饿的死海。中国人民应该警觉到：「剥夺言论自由，竟然能导致如此可怕的严重后果啊！」
一、大跃進是一场无硝烟的人海战争
老毛不把人当作人，不把人命当作人命，象驱赶牲畜一样驱赶着千军万马的奴隶，到处都是黑压压的蚁群。无论是兴修水利，无论是田间劳动，无论是大炼钢铁，都是大兵团作战，毛泽东的说法是「几个大办」，战争年代的说法是「人海战术」。国军将领回忆内战时共军就是凭着人、迎着猛烈的炮火，一群群滚疙瘩成蛋，蜂拥而上，前仆后继，国军机枪手打着打着手都发软了，不忍继续打下去。共军一位师长说，打天津时，过河不用过桥，都是踏着填满河的、战友们的尸体冲过去的。战争啊战争！实在残酷。
和平时期的大跃進又是怎样一种情景呢？我们是过来人，本来可以直接诉说目击、身受，但是，如果经过共产党的基层干部之口，由他们来诉说亲历，不就更是具有客观性和权威性了吗？李井泉在四川，学着老毛反右「引蛇出洞」的阴谋（大跃進和反右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把从庐山带来的反面材料，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的发言，让省里的高干阅读和各抒己见。凡是佩服彭总了解下情和实事求是精神的，都划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受到严惩。上行下效，层层大鸣大放，直到公社、大队。「引蛇」的态度和老毛当年一样「诚恳」、信誓旦旦。基层干部就放心、大胆地发言了：
人民公社把人民害苦了：时间太短，成立小社还学习四十天，公社开会就宣布成立。
大兵团作战，早晨三四点钟起床，咋个照顾老人娃儿嘛。食堂吃饭几里路，下雨天拖儿带女也要去，数九寒天老年人更是伤心。
大兵团作战，好儿好女不相见，好夫好妻不团圆，坝起通铺睡，有娃娃的妇女请不到假，硬难过得很。有的娃娃都掉到茅坑里头淹死了。
晚上大兵团夜战，拆社员的房子打火把，下雨顶簸箕、戴斗笠，睡在田坎边上，一点没有盖，好惨啊。
我们上山炼铁，点二十五个炉子，才流四两铁，我算了一下成本，比金子还投价。
他们对瞎指挥和浮夸深恶痛绝：
共产党啥子都合适，就是栽秧子稀密不合适。社员不通，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通。通了是嘴巴通，思想不通。谷子栽稀了，打一千斤还说是不接受先進经验；栽得密，打一百斤还是受表扬。栽秧子工作干部拿尺子来量，打谷子就不来了。不密植骂得你狂迷狂眼的，收成不好，又喊你找原因。
整社查瞒产，摆馀粮，哪来的馀粮啊，把谷种拿来摆起，显屁眼儿白。你们说增了产，我们肚皮没有增产，你们捆、打、吊，我们抵、赖、拖。对高徵购的牴触反抗情绪，发展到把「政府」和过去地主相提并论。
每亩才五百斤，就徵购五百斤，叫我们吃啥子！去年完成公粮、统购任务，每天晚上都喊到公社开会，说不好就斗争，像逼地主退押一样。弄死都弄不够他们，比地主还凶。过去打下谷子地主跟到屁股追，生怕你不交租子。现在政府喊你赶快拿去上粮，生怕你吃了。
什么也没有饥饿对他们的打击更大了。现在妇女都生不出奶，小娃儿好惨啊。
我有一群小娃儿，一天总共几两米，安心把人饿死。说关心儿童，瘦得像干猴儿一样，像这个样子就叫毛主席的好儿童啊？
社员饿，我们也饿，咋个带头呢？上粮到火车站几十里路，我试过，推到半路就饿了，只有吃水。今天食堂的人推米去上公粮，社员都上吊了，开开门舌头一人两寸半，逗起好长，咋个办啊......在这种情况下，要使人不作今昔对比，不对政策乃至政府产生怀疑是不可能的。
解放前案桌上肉都卖臭了。为啥解放后没肉吃？
现在不如过去当长年（四川方言，长工。──编者），当长年都吃得饱。我硬想去帮人。
如果不是白纸黑字记录在案，很难相信这些话是出自社队干部之口。原来他们既不愚蠢也有良心，他们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无时无刻不希望尽快结束这一切。他们在反覆的诱导下，以为上面真的要开言纳谏，拨乱反正，所以把咽在肚子里的话吐出来，没想到上面是在罗织蛛网，诱其入围。（摘自东夫《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進纪实*饿死也不要管他》--这一节的题目所以命名：「饿死也不要管他」，是因为李井泉在金牛坝召集温江专区领导和各县第一书记开会，说，我们同农民的矛盾就是「国家要多拿一点，农民想多吃一点的矛盾」。「我们同农民的争执点就是粮食，争夺粮油的问题。」所以：「粮食、毛猪一定要调出去。粮食、毛猪调不出去，北京要挨扁担，这咋能行呢？」「死人也要完成粮食上调任务，要打扁担，我打温江，打新都，打温江这不影响全局。这里又没有外国记者。」
「......今年那些关着食堂闹粮的，饿死也不要管他。」）
这时候，四川尚未大量饿死人，只是这样侵害人权、财权、地权和物权，人身归公，财产归公，生活的集中营方式和强迫劳动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连饿了吃饭、累了休息，都不可得，任何选择的自由都被剥夺，实际上已是没有了活命的馀地，故而，如此发展的结果，仅四川一省（经杨尚昆验证的）就饿死了1000多万人！
四川当然不是孤例，在全国比比皆是。在贵州：农村办起人民公社的集体食堂，农民家中粮油肉蛋，全部无偿地交公。「大锅饭」没有吃多久，农民几年积蓄的生活物资便被挥霍个精光，为给集体食堂撑门面，普遍开展捉「粮食鬼」运动。藉口是：公社食堂的饭不够吃，必是粮食鬼偷了粮食。于是，一场卷地毯式的翻箱倒柜的搜索食物运动开展了，凡在家中搜查出粮油肉蛋等食物的，统统定为「粮食鬼」，食物全部没收外，还得加以残酷斗争，有的还被扣上「坏分子」的帽子，强行管制劳动。
人们实在饿得捱不住了，就在劳动之馀打些野菜来充饥，公社干部发现了，便要收归公社食堂统一处理。农民被迫在夜间去打野菜，像「偷人」一样拿回家中煮吃。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呀，讲道理的农民为求活命采野菜充饥，却逃不过某些公社干部的魔爪：当地是烧柴禾，他们发现哪家冒出炊烟来，便破门入室去搜查，发现谁家火上煮野菜，便几脚把火炉踢坏，锅碗盆瓢砸掉，并以「破坏公共食堂罪」加以拳打脚踢，还要扣饭几餐，扣多了就被饿死。扣饭成了公社干部惩罚人的法宝，已经少得吊命都极难的那几两糠糙菜饭，再扣就要死人了。求生欲望的人们，为了得到点点吊命食物，已不再怕拳打脚踢扣帽子了，还得偷偷去采野菜或挖「仙人土」（一种白泥）来充饥。但公社干部做得更绝，他们以巩固集体食堂为由，将农民家锅、碗、盆、瓢和火炉等等，凡能煮食物的物器，通通砸碎，严禁在家中吃饭。农民求生之路，全被公社干部堵死了，于是「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且一发而不可收拾。（《饥饿：一个基层教师的「大跃進」记忆》转自：2008年09月29日《炎黄春秋网》）毛泽东一向大搞愚民政策，大搞运动群众，大搞人海战术，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加上群众运动将是万能的武器。」（胡乔木：《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的错误》。中共党史研究，1992，页3）
二、大跃進是一场率兽而食人的兽性大发作
右派分子罗翼群对广西发出的「饿死的边缘」的「无耻谰言」被击碎之后，事态又是个怎么发展状况呢？让我们靠资料说话；一分资料一分话，十分资料说不差。作家郑义告诉我们：
广西环江县委书记洪华命令全县封仓。干部胆敢开仓，一律开除党籍。群众胆敢偷粮，一律开枪打死。龙岩公社有个干部抓到一个偷粮的小学生，竟将他按到偷粮处开枪射击。枪不响，硬是换了三次子弹，扣了八次扳机，才把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打成重伤，三天后死去。全县因偷粮被打死的有数十人之多。据事后统计，当时刑法计有六十馀种之多，铁丝穿手和坐水牢都使上了。
当大批死人开始之后，洪华要求「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辩明是非，识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还若无其事地说：「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
走投无路的饥民开始逃荒。环江县委不仅不开仓放粮，救民于水火，反而动用公安和民政部门四处追捕。
饿死的人也有罪：洪华只要见到死人就大骂。死在县城中心的，骂：「大年初一来这里死，他妈的，死也不会找对地方，偏偏来人多的地方死，真是歪风邪气上升！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分看！」看到有人死在街上，他骂「以后有病的人不准出来！」死到无人埋尸时，他还骂：「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表现！」（郑义《从「环江右派集团」之覆灭解读反右》）
全国的「跃進」典型安徽亳县，在59、60两年中饿死 30%的人口，两万多家庭绝户，人吃人现象发生于多处，60%耕畜死亡，房屋倒塌十万间以上，80%的林木被砍光。当地民谣唱道：「今反右，明反右，反得社员吃人肉。」（《炎黄春秋》2003年第一期：「亳县农业」卫星「经验官修记」）应该说，对反右派与大跃進的关系，这个民谣道出了浸透了血泪的民间理解。
在云南陆良县马街乡出现了使用皮鞭的「督战队」，强迫患病群众出工，陈盛年（省委监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还在全县推广这个「经验」，他说，「生产不跃進是大是大非问题，打人是小是小非问题」：「打人是促進派，不打人是促退派」。全县于是捆绑吊打群众，甚至于「打人是为了打一千斤」、「不打就是没有干劲」等等说法。（李锐《大跃進亲历记》下巻，页363）
打人是那个时代农村的特色，几乎每个运动都有人难免皮肉之苦。从打地主、打富农、打反革命、打「老虎」、打右派，到打落后分子、打有右派言论的，打代表「富裕农民思想」的，打不听话的......从「敌我矛盾」打到「人民内部矛盾」，从阶级敌人打到思想敌人，干部打群众，群众有机会就打干部。形形色色、三天两的群众会、辩论会、斗争会发展到顶峰便是打。打人的花样丰富多彩、时时更新，捆索子、吊鸭儿袅水、站高板凳、跪瓦碴子、灌辣椒水、泼粪、淹水、砸石头，烟火熏、冬天下水田冻、喂狗屎......耳光拳脚更是家常便饭。公社化以来，干部打人的现象愈加普遍和严重，个别地方发展到骇人听闻的程度。万人算账大会期间，金堂县人和公社大批社员揭露控诉的干部打人情况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一九五八年春天，公社总支书记李义和，他是提倡打人的。「干部不要打，社员打两下没来头」，「打人要会打，要打内伤，不要打外伤」。三月，全乡召开一次对地、富、反、坏的「公判大会」，每个被判的人都当场遭到毒打，大部分人被打伤，个别打成残废，从此拉开大规模打人的序幕。打完这些阶级敌人，接下来就打一般群众。
一九五八年初，农村开展「反浪费、反保守」的「双反运动」。反浪费，是针对农民说粮食不够吃，认为农民把粮食「浪费」了。反保守，是针对农民对高产指标和生产上的乱指挥不满，认为是保守思想作祟。各地情况惊人相似，五月，人和乡许多农户断粮，有的靠吃糠苟延，要求国家供应粮食（这本来是统购时的承诺）。同时在种大春中，不少农民反对乡上的高产指标和所谓新的耕作技术。于是乡上掀起大规模「双反」运动，把要求供应粮食的定为「浪费分子」，反对乡上生产指令的定为「保守分子」，并要求全乡党员团员群众人人按态度划为四类，规定性质最严重的「四类」分子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五，三类占人口的百分之十。乡长唐××的名言是「强迫命令就是左派，'辩论'不起来就是右倾」。他亲自参加八耕区的「排类」斗争会，一个晚上就打了三十三人，被罚跪瓦片、跪板凳的更多，并在会上传达了总支书记李义和「打两下没来头」的指示。
有两个生产队群众不忍动手相打，唐××就让两队互换打手，终于打了起来。总支委员萧××在一个耕区「掌握会场」时，见一些生产队干部不动手，骂他们「同情坏人」亲自调人来打。社员刘少明反抗，劳训队长张××抓起板凳把刘的脑壳打得鲜血长流。农民李昌田、张德海、徐守荣看到到处都在开会打人，说了「打人怕不对吧」之类的话，立刻被抓起来打了一顿。社员唐正康缺粮断炊，糠亦吃尽，向队长李××请求开证明买糠，李说他「闹粮」，立即开会斗争，耳朵被打聋。六十多岁的社员唐朝福口粮困难，在地上捡了几颗抛撒的包谷，李一脚踢在唐的小腹上，次日晨即死去。
下面打人大会打过，又把地主、富农、「四类分子」，单干户集中到乡上「训练」，训练方法是打、骂、跪。总支委员萧××把人关起门進行毒打，其中一个社员险些被当场打死，一个女社员被打掉了裤子。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先是「评游」，每七天评一次上游、中游、下游，下游的比例定为百分之十五。「评游」的办法是自报公议，先由大队评比，张榜公布上、中、下游名单，然后送乡总支圈定斗争对象，根据总支统一布置，各耕作区召开斗争大会，口号是「二十天消灭下游」。
会上首先由主持会议的干部故意发问：「现在还没有转变的下游怎么办？」下面的违法乱纪分子就喊叫「拉出来说」，各耕区立即打开了，名曰「打下游」。
八月上旬，全乡召开跃進誓师大会，各耕区社员列队前往。上遊走前面，中遊走中间，下游扫尾。前面的举红纸写的牌子，画飞机、火箭之类，列上遊人员名单；中间的绿纸牌子，画鸡公车、自行车之类，列中游名单；后面白纸牌子，画小脚女人、乌龟之类，列下游名单。進入会场，上、中、下游分开席地而座，乡干部带头高呼「彻底批判中游」，「坚决消灭下游」，「下游」个个勾头缩脑，心惊胆颤。
誓师大会后，全乡办起九所「马列主义学校」，集中被打斗过的人「学习」。学习内容包括，听干部训话：「中游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绊脚石，下游对社会主义建设危害最大」，「闹粮的和中、下游都是社会渣子」，坦白交待，挨打，服劳役，很多人修蓄水池把脚都泡烂了。妇女生病的最多，支持不了经常哭。跑是不可能的，学校有治安委员背着枪看守。
比「马列主义学校」档次更高的是「劳训队」，队员包括地主、说怪话的「反革命」，外乡的「流窜犯」，评类评出的「四类分子」，吵嘴、打架、小偷小摸者，给干部提意见的。更恶劣的是为了霸占别人妻子而把男人送進去的。「劳训」内容是采石头、挨打、饿饭。除了三个小队长和两个会计未被打吊外，其馀四十八人皆未幸免，其中四人致死。他们除吊打人外，还发明了两种名曰「不用人打」的刑罚。一种是要受刑的人双手或单手托起一大鹅卵石，手臂伸直，名曰「举重」。一种是将一条板凳四脚朝天，受刑者双手双脚放在四条凳腿上，手脚伸直，腰背挺起，名曰「地崩子」。
公社成立后，这帮恶棍打得更顺手，打人的口实更充足了。「打得起来」的干部被称之为「有干劲，有能力」，「打不起来」的叫没干劲、能力弱。公社把一些场镇居民赶到乡下，将他们的房子「充公」。公社书记李义和蓄意霸占乡政府隔壁一个寡妇许秀德（中农）的房屋，藉口动员场镇居民下村劳动，要许搬走，许不答应，李便责令乡干部朱××先后对其全家及女婿進行十馀次「辩论」毒打，并没收其购粮证，许的九十多岁的母亲曾两次向李义和下跪，有一次赶场时当着群众向他跪下磕头求饶，李骂她「反对共产党」，「反对政府」，终将房子霸占。群众骂李是「活阎王」。
据省委检查团统计，人和公社一九五八年以来被吊打者达一百五十五人，被打致死十五人，打伤残者十六人。群众有五怕：怕开会、怕辩论、怕排队、怕挨打、怕劳役。
1959 年10月，晋中地委委员王之一调任寿阳县委第一书记。他向上级谎报，当年实产为22000万斤，而最后核实的产量只有11900万斤，仅为上报数的一半。完成上交任务后，粮食出现极大亏空，王之一等人把希望寄托在挖粮上，他们怀疑生产队普遍存在瞒产私分，社员家里至少隐藏有1200--1500万斤粮食，只要挖出这两部分粮食，就可以弥补因谎报产量而出现的亏空。不仅如此，王之一等为了「干出一番成绩来，一鸣惊人，扬名天下」，不顾灾后人民的承受能力，以兴修水利、大办工业和城市建设等为由，决定在全县集资100万元。结果各级又层层加码，最后总计集资指标竟高达418・3万元。羊头崖公社这年人均收入仅为46元，而集资任务竟每人达到50元。上湖公社收入总计80万元，而给各村分配的集资任务却高达百万元之多。于是集资有了新的内容，凡是「粮油草菜蛋、金银铜铁锡、砖瓦石头木」都在可集之列，当然，「现金更得力」，一些生活日用品，如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座钟、衣物甚至毛巾、肥皂都列入集资的范围。宗艾村有一户什么也拿不出来，只好把祖坟「献出」。当时社会上流传的民谚就说：「无产阶级就是一铺一盖、一碗一筷，还有身上的穿戴，除此而外，其馀都是祸害。」
宗艾公社是县委书记王之一的「点」，是全县八大公社中搞得最凶的一个公社。他们挖粮集资的花招最多，逼供的刑罚也最残忍，群众拿不出所集物资和粮食，公社就派搜索队强行搜家，翻箱倒柜，挖地刨墙。有的干部竟私设公堂，拷打逼要，公社办公室主任王维就是一例。他把学校一座二层楼上的教室辟为斗人场所，此楼被人们视为是好上难下的「黄鹤楼」，全社的企业干部和农村主干，多数在此挨斗。批斗中还组织有130人的专业队（打人队），刑法多达二十馀种，最常用的是「推拥」和「升级」。所谓推拥，就是一群打手围成一个圈，将「帮助」对象拥在圈内，推过来，推过去，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所谓升级，就是在桌上放张凳子，然后放砖，让「帮助」对象站上去交待，若交不出东西，就把凳子推倒，将人摔下，有的当场摔死。据统计：该公社在运动期间摔死4人，斗后死亡24人，斗志后自杀19人，畏斗自杀16人，饿死24人，因缺粮造成浮肿便秘死亡69人，共计156人，占全县死亡总数的一半。太安是宗艾公社的重点村，在王维的直接插手下，杀气腾腾，乌烟瘴气。全村952人中，有121被斗，占成年人的五分之一，致死者达36人。该村当年实产粮食66・7万斤，徵购任务竟达74・9万斤。对此王维还要再加40万斤。为了完成任务，王维等人以「抵抗统购统销」、「对党欺骗隐瞒」为藉口，对干部群众严刑拷打，逼要粮食，原任支书被打伤撤职后，指定了打人凶手梁某为新的支部书记，并和学校教师苏景云等人狼狈为奸，操纵全村运动，同时还组织起40多人的打人队。社员赵义元夫妇，被他们捆起来摔打，打坏胳膊，打掉牙齿，口鼻流血，还不罢休，最后被逼上吊自杀。在摔打副队长张信时，将张几次高高抬起，摔在地上，又用拳头猛击胸部，抓住头发在地上猛磕脑袋，张已奄奄一息，还大骂「打死你，哪里还在乎一半个人」，接着又是一阵脚踢，直至气绝身亡。苏景云还将一个刚满月的妇女，脱掉衣服拉至院里挨冻，一个干部乞求，他竟惨无人道地吼叫：「不怕，冻死我负责。」仅他就亲自打过86人，推打后死亡6人，畏斗投井服毒死亡4人。被指定的新任支书梁某也打过82人。
这年，宗艾公社在凹儿修建一座小型水库，800多民工都是离家在外，又没有什么粮食可挖，但揪斗打人之风也十分猖獗，被斗者达121人，致死10人。这个工地上有一个专设的「执法队」。一次，一个叫张四姐的妇女被摔打后，子宫出血不止，她央求说：「我还有一个吃奶的孩子」，但人称「母老虎」的执法队长任XX根本听不進去，还大喊大叫：「死一个算什么，死十个也没人顶。」还有一位五十多岁的劳动标兵王狗小因劳累过度休息时被「母老虎」发现后活活摔死。二十多岁的民工任文厚被摔死后，水库派人直接将尸体拉到该家坟地埋葬，父母想看上一眼都不允许。
在「挖粮集资」运动中，死人事件接连不断，县委书记王之一等置若罔闻，不予制止，却说：「不要大惊小怪」，「死人不可避免」，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声称「不能给群众运动泼冷水」。他们经常在电话中三令五申：必须限期完成任务。所以下边蛮干的人气焰更加嚣张。叫嚷什么「死人算什么，死是他不愿意过社会主义的关，把资产阶级思想带到棺材里去啦」！
寿阳的「挖粮集资」运动从1959年10月底发动，到1960年1月被中央制止，经历三个月时间，据运动后统计，全县283个管理区中，有259个管理区发生违法乱纪，造成人身伤亡，在435个生产队中，有11159户被抄家搜查，24063户被集资，3116人遭到残酷斗争，打死、逼死、吓死及缺粮饿死等非正常死亡人数达349人之多。（摘自寿阳县志办公室郭志珍、武代玲：《1959年：寿阳事件》）
「擒贼先擒王」。这个率兽而食人的「兽王」是谁呢？毛泽东承认自己是这场大跃進的「始作俑者」。他说：「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页290）
三、总之，大跃進是一场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大残杀
综上所述，对号入座，难道你能找出人权项目中的任何一条没遭到残酷践踏吗？在中国的各朝各代，在世界的五大洲四大洋，你总找不到把人权践踏到至于此极的。比如，统治阶级对于广大民众见死不救者有之，而运用国家机器残酷镇压广大民众逃活命者，只有共产极权能够做到。如果说以上我用的是现成资料，下面的这个资料却是我听自当时信阳地区光山县委书记的弟弟亲口说的：为防止群众逃活命，几家人组成互助组，如有一人逃了活命，切结各户均遭连作，拉到大队受审。民谣为证：「大队是个阎王殿，干部都是活阎王，只见活人進，不见活人还。」为堵截和追查写信向外求援或信访，邮局也变成了绞肉机，有一件怪事也是发生在光山县：
当时光山县曾截住了一封匿名求救信，反映光山县大量饿死人，公安就让邮电局的人回忆是谁送的信，一定要设法查出来。邮电局的人说好像是一个女的，脸上有麻子，于是对全县的女麻子進行「地毯式」排查，弄出许多冤案与笑话，让一些饥饿者在恐惧中更快死亡（后来有人统计，50万人的光山县，饿死了一半人，达25 万人之多）。1960年夏李先念到光山县视察，小车被满路的饿殍挡住无法开动，李先念禁不住泪流满面，当年西路军战死17000多人，他都没有流泪，眼前的情景实在是闻所未闻，惨绝人寰！（朱健国《原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再揭「信阳事件」真相》）
我听到有些人把这些惨绝人寰事件的发生，归咎于地方上胡来；也有的说这些地方多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我不管说这话的动机，只管陈述事实。
国际闻名的大都市上海，你总不能说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吧！请看：
上海郊区各县遂掀起农业大跃進和人民公社化的高潮，运动中普遍出现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在一些地方发生了党员干部严重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有的基层党员干部以不给饭吃惩罚没有完成劳动任务的社员；有的滥扣社员工分；有的批斗不经常出工的社员；有的甚至私设公堂，拷打群众。1959年1月，市监委对奉贤县严重违法乱纪案件進行了检查，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副书记等人，在人民公社化和农业「大跃進」中，不顾群众疾苦，提出错误口号和措施，强制干部执行，造成基层干部发生乱关乱斗乱罚、捆绑吊打群众、烧毁房子、逼死人命等一系列严重违法乱纪事件。市委决定开除县委书记、副书记党籍，重组县委领导班子。
1960 年12月，市委监委会同市委农委、市委政法部、各县县委，对人民公社干部的作风问题進行了一次普遍检查。1960年1～11月，各县发生强迫命令、违法乱纪案件2474件，犯错误干部2964人，占农村干部总数的2・52％，其中党员干部1783人，占农村党员总数的2・6％。（《中共上海党志》第七篇纪律检查：第一章检查和处理违纪案件）
至于说这些违法乱纪是地方上胡来，我看也不尽然。在《王光美回忆：1959年庐山会议》中，就有如此纪录：
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
这可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参加的最高层会议呀！当「少奇同志」要被「打倒」时，就再没人来「喝住」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李钟奇拳打彭老总。、卫生部长刘湘屏甩谭震林耳光了。至于「少奇同志」本人，他也和彭总得到同样下场。请看刘军医偷偷写下的刘少奇最后二十七天的「监护日记」，这里只摘录两点，其馀就略而不赘了。
第十天--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曹护士看四周无人，悄悄说出病人在中南海最后那段岁月的悲惨遭遇。国家元首受到难以想像污辱、残酷批斗、踢打。一直到他病得不能起床、不能自己吃东西了，才批准可以给他做点流质食物。一直把他的双脚固定在床上。
第二十二天--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七日。不给药物，叫治病？领又不给，买又不许，这叫什么事？明摆着，明摆着......让人死掉。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八点，他停放在西屋走廊上的一副担架。担架上以白床单盖着一个人体。尸体已经僵硬，头上蓬乱的白发有一尺多长，嘴和鼻子已经变形了，下颔有一片瘀血。
这就说明：一，人权具有整体性，糟踏其一，祸及全体，犹如癌细胞一经扩散便会危及整个生命。土改、镇反糟蹋人权，随后就有所有的大大小小的运动无一例外地糟蹋人权；糟蹋地主的人权，便会糟蹋贫农的人权，便会无一例外地糟蹋所有人，包括国家元首、内阁大臣、元帅将军......的人权。
在我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读到如下一则评论：
不戒[220.172.67.*]@2008-11-1617：57：07
有一次和一个名牌大学的学生聊天，当我跟他提起大饥荒的时候，他很真诚的说道：「其实从现实的角度来看，饿死那么多人不一定对中国没有好处，否则的话，中国的人口肯定会更多，计划生育更难做」。
这样的看法在年轻一代里不是少数，他们没有人性。
这句评语不是批判和斥责，而是在陈述一个事实。如果没有悲天悯人的情怀，没有老百姓所说的「人味儿」，这样的人已经异化为另一种动物了。
这是教育的结果。
更有读者，由于「教育的结果」，也或许是「五毛党」，破口咒骂作者：
你还活着？？？一个被劳动教养的什么东西还能活着？你每天吃的是不是是屎？是贫下中农的屎？还是狗屎？不要在这里放屁了，。没人相信你的鬼话。，一个恬不知耻的家伙。
这就使我意识到：一、本文的确不是无病呻吟、无的放矢，而是有非写不可的必要性的；二、提高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人的人格自尊，人权觉悟，着手抵消中共的负面「教育」即「灌输狼奶」的影响，已属当务之急。读者先生：您以为如何呢？请继续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