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知识份子这个概念谈起
1965年美国的《时代》周刊对知识份子所下的定义认为，知识份子至少应有三种功能，即：向暴政挑战的勇气和能力；抗拒暴政恩典、宠爱、笼络的勇气和能力；及在思想上指导一般大众的智慧和能力。到了八十年代初，《时代》周刊就"知识份子"一词的定义又发起过讨论，并征集一些著名知识份子对此词的概念进行界定，获得认同的结论是，自觉自愿地长期关注社会动态，致力于社会问题的研究，发表独立见解，通过舆论压力团体的作用，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和社会的发展方向的个人及群体。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当时对"知识份子"的界说被明确地区别于"知识者 ""读书人"等只是凭借脑力劳动维持生存的人。另外一方面，亦有人指出，近年来由于科技的高速发达，打破了知识分子的原有结构；教育的广泛普及，混淆了读书人和非读书人的界限；而专业的精密分类，更进一步分化了知识分子群体，使一些知识份子并入专家、学者的行列；而另一些关心广泛社会问题的知识份子则开始产生于社会每一个阶层。也许我们有道理开始将知识份子从精神和人格上划分群体或阶层。这个问题本文暂不做深入讨论。
不论怎样，"知识份子"做为一个发展的社会文化概念，其对于社会发展的独立的监督和平衡作用是不容忽视的。知识份子的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它的多重属性和功能不可或缺。
然而，近十几年来才面对当代西方文明的中国（指中国大陆）仍局限于传统社会对知识份子的认识，中国的官方文件对知识份子的界定是：中专以上学历，从事脑力劳动者。中国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曾表示，知识份子是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完全否定了‘知识份子'独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作用。
所以，单就从中、西方对这个词汇概念的界定和认同就已经说明了"知识份子"在两种社会形态中的角色、地位和作用的天壤之别。西方知识份子的社会功能和在社会上承担的角色与他们的教育程度无关。而中国的知识份子是仅指其教育程度，与社会功能无关。
事实上，如果我们认同现代西方社会对"知识份子"这个名字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现代意义的"知识份子"作为群体并不存在。
知识份子在社会关系中的角色是双重的，一方面，知识份子是传播文化知识，发展科学技术的主要社会载体，与其他社会阶层一样，有独立的社会职业和生存空间；另一方面，知识份子以他得天独厚的文化和知识条件，以他对社会形态的洞察力和对社会发展规律预测的素质，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力量，拥有一席勿庸置疑的地位，影响和参与政策的制定。
在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互相制衡的的多元权力格局中，文化界的独立使知识份子在学术研究和政治干预二者中并行不悖。知识份子通过独立自由的社会空间，即可为学术而学术，又可以立足学术，借助舆论、通过压力团体来干预政治。
而在中国，以政权为轴心，高度一元化的权力格局的社会结构中，知识界没有独立的生存空间和社会地位，没有独立的舆论园地和干预渠道，更没有独立的价值判断。即不能为学术而学术，其学术又不能不为政治所利用。尽管当代中国知识界一再尝试舆论和社会压力干预，如五十年代初一批仍坚持独立办报的知识学人，和七九年前后创办民刊和地下刊物的年轻人，在当代政治强权下，无不遭灭顶之灾。
当代中国知识界与当今中国社会形态可谓互成因果，互相制约而至今日。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意识和社会环境与知识份子的产生和演变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
二、中国知识份子阶层的产生、发展和演化
1、"士"的产生和社会角色
中国知识份子雏形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读书人形成了一个"士"的阶层。其著书立说，广招门徒，大多数人都到各国诸侯帐中充当幕僚、策士。形成战国时期的客卿制度，可谓开了中国的读书人依附统治阶级传统之先河。甚至连智者如孔子亦不能免俗。自此，中国的知识界就只能循着这么一条道路，耕读、游学、出仕。出将入相成为中国传统学人的人生最高追求，也就形成了中国知识界的依附人格。纵观一部五千年的中国历史，何曾出现过类似西方的狄德罗、孟德斯鸠、雨果等这类特立独行的知识份子，这亦是中国民族的悲哀。
2、以儒为本的主导思想和一元价值判断的社会环境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学为中心的文化。而直接承袭儒文化影响，并受其制约的，当属封建朝代的知识界。儒学主张入世，入世即鼓励从政。而儒学所塑造的最高理想人格，并非精神与思想意义上的独立人格，而是辅助帝王，为君制定治国方策的依附人格。同时儒学"三位一体"的思维模式，更使世代士贤为古而思，因古而作，并代代相承，泥古愈深。
中国的传统社会一直是一元价值判断的社会环境。秦汉后，汉儒提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南宋理学家更指出：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君王。于是。全国臣民对于君主完全丧失了独立人格，知识界岂能例外。
中国传统文化对知识界的依附人格形成的影响是潜在和深刻的。虽然各代不无特立独行之人，但一直未形成主流，也没有社会生存空间。到了明清，君主制更加变本加厉，真正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价值判断的知识分子没有萌芽成长的土壤。
3、历代知识界的出路
儒家思想封闭了知识界向外施展的多元途径和向内开拓的精神创新。科学入士、治国平天下，天经地义是正途。孟子曰：士之失位也，犹诸侯之失国家也。知识界就不得不在政治上委身皇权。而隋唐以来逐步完备的科举取士制度，更是"使天下英雄尽入吾瓮中"之术。历来儒家学者热衷仕途不能专志于学，科考制度所附带的功名利禄更使仕子们涌入了‘学而优则仕'的行列。正所谓：翩然一只云中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连最为狂放的诗人李白，当听到有官可做的时候亦说道："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篙人。"有幸登堂入殿的贤达，便把一生的光阴和心血用在附庸皇政上了，倘留有几许明世独见，其最大能量也只是谏议上书，而此举是不无冒险的。
传统知识界的出路之二，也算是末路，便是落魄穷困，隐逸山水。朝朝代代不乏昏庸暴虐之君，倘若黑暗朝政实在不堪闻睹，就只好"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或"晚来听雨僧庐中"了。所谓"几世不得志，出世得清闲"。其实，这种超俗隐遁的生活也同时伴有很大的精神痛苦。但儒弱书生的"无力回天"是找不到另外一条出路的。
4、近代知识界自主意识的觉醒和短期的勃兴
到了近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变化改变了知识界的地位和命运，知识人的职业选择和信仰选择也趋于多元化。然而传统文化影响的惯性是巨大的，以致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大校长时，甚至在演说中不得不郑重宣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另一方面，职业自由和经济自立却无法摆脱政治强权的干涉。这种冲突使一整代知识界学人不得不在精神与心灵的自由解放与外界环境的残酷压抑的夹缝中生存。
但不管怎样，到近代在西方的炮火和朝政的腐败中，确实惊醒了一批有胆有识之士。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终于出现了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像章太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都具有知识分子所必需的独立人格，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独立的社会批判精神。近代意义上的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群体历经一百多年的近代史阶段崛起了。
然而，在接下来的救亡、抗日、阀斗、党争一系列让知识分子应接不暇的社会变革和冲突中，知识分子们很快归属了不同的政治集团和党派势力。独立性则不复存在了。
5、知识分子阶层的雏形在当代政治中被强行解体
一九四九年以后，以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共产党，把知识界视为异端。知识界完全被孤立于当时的社会结构之外。后来，毛泽东提出要改造知识分子，把知识界看做共产党身上的毛。几乎所有正在建立个体独立人格和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均先后放弃了批判的权利，甚至放弃了个人的哲学、宗教信仰、科学体系、以及生活方式。其中许多人不仅一窝蜂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信仰，甚至诚心地接受了现实政治蒙蔽所带来的精神自虐和残害。
事实上，五四运动之后，是一批追求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自认为找到了改造中国社会的良方，从而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而共产党从他的统治一开始就把对其统治具有威胁的知识阶层从精神上打垮、在政治上孤立、在经济上奴役、在文化中囚禁，甚至在尊严和人格上进行羞辱和摧残。
正在雏形的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终于在当代政治强权下被彻底强行解体了。
当代知识阶层的苦难，渗透在这四十多年中华民族的苦难之中。而知识分子做为社会进步和主导力量的被蹂躏，也就是中华民族生机的被摧毁。在这几十年的风雨烟云之中，中国的知识界被动地形成了与这种暴政文化相适应、相妥协、甚至相辅相成的多重依附人格。
三，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多重依附人格
1、投靠政治势力，失去独立人格
知识分子在社会生活和人生追求中需要两个重心来确定其自身的价值和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一方面是独立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是自由的社会干预。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两种属性和空间都被政治强权无情地剥夺了。中国知识界对政治的附庸、对强权的投靠，在当代社会中更加变本加厉。在政治的役使下，许多一向怯懦、文弱的书生迫不及待地对自己的同类开了杀戒。当代中国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中，知识界完全放弃了是非价值判断的权利和社会道德承当者的责任，而成为了共产党强权政治的帮凶。在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历次中国人的劫难中，知识界以笔做刀，不知要了多少人的命。整人的政治在知识界形成了一个怪圈，整人的被整，被整的整人，随着政治风浪的起起伏伏，罗圈仗越打越惨烈，越打越打不清。
一九七九年，中国社会在经过了几阵剧痛之后，又一批特立独行之士走到了社会前面，试图成为社会改造的价值判断和道德承当者。然而中国社会已积重难返。这批勇于忤逆龙麟的精英，很快便被强权与愚众送进了囚牢。这之后又是知识界一个长期的沉寂。知识界的软弱性与依附性反复演化与政权相辅相成，甚至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后仍有一批知识界学人公然亮相为屠杀辩护。
事实上，知识分子与统治集团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统治者即反感知识分子又必须利用知识分子。有一位统治者称：没有一个统治集团可以没有知识分子而统治成功的。知识分子正是把赤裸裸的权力转化为合法的权威的桥梁。失去独立价值判断的知识分子在此过程中便成了单纯的政治工具。
2、明哲保身，放弃价值判断
肤浅的明哲保身的古训，限制了中国知识分子应自觉自愿对社会承担的责任，也封闭了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清醒认识。正义与生存，灵魂与肉体之间的平衡并不好掌握。"圆的过多，妥协过多。日积月累，就会渐渐在违心中失去方正，在不觉中魂为躯役"。（注一）
明哲保身的依附人格在当代中国知识界十分普遍。在历次运动中，共产党看透了知识界的软弱，总是把各阶层做一番划分，然后各个击破。知识界的明哲保身实际上就是对罪恶的纵容。开始知识界用"稳定政权"做心理屏障，容忍共产党杀掉了地主和反革命；而后来又用"发展社会主义事业"做道德盾牌，容忍共产党除掉了封、资、修分子；直到六四，还有知识分子以"国家安定和经济发展"为借口，体谅共产党不得不用坦克和机枪杀掉市民和学生。
在反右和文革期间，我们的知识界到底做了什么；或力不从心，束手就擒；或浅薄愚钝，充当走卒；或借题发挥，满足私欲；而又有多少人是保持缄默，听凭邪恶当道的。正如钱钟书先生说道：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注二）
是的，在需要中国的知识界在历史的恶作剧中明判是非的时候，他们却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完全放弃了价值判断。也许大多数人总侥幸觉得自己应该是悲剧的观众，甚至帮着打杂跑腿，不想终于被推上舞台亮相，才知是真正的大祸临头。在反右中有四、五十万知识界人士被打成右派，正是对罪恶姑息的后果。
知识界明哲保身，随波逐流，放弃价值判断和社会干预权力的群体人格所造成的另一悲剧是，使极为可贵，极为稀少的有独立人格和现实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成了孤独和狂妄的盗火者。由于他们以死相抵而要拯救的民众无情地背叛了他们，他们只能在理想的烈焰中燃烧掉自己。
3，把自我关进象牙塔，丧失社会功能
也不知道中国的知识分子用自己默默无闻的生命和所谓的献身精神、共产党需要的螺丝钉精神，谱写了多少哀怨过甚，却毫无光彩的悲歌。
知识分子在独立的学术研究和自由的社会干预二重价值的人生追求中，常常会不得已走向极端，或想超然治学，成为学者、专家；或直接参政，成为政客、官吏。但不论哪一个极端都是知识分子无法弥补的人生缺憾。
事实上中国当代的知识界从学从政都身不由己，人生天平出现巨大倾斜。在这样巨大的倾斜中，有些人幻化出一个超脱现世的境界，把自我关进精神的象牙塔，完全丧失了知识分子双重功能中的社会功能。正如钱穆所叹：整个世界走上了一个历史剧变的时代。照理，在此时代中，该激发思想，要求有思想家出现。而不幸这五十年来，在中国，竟无一个思想家可觅。在中国思想史上，这一时期，将来会只留一空白。空白尚好，更不幸的，还涂上许多污点，有待后人来洗刷。（注三）
当代的知识界在时代的撕裂中，被动地附会潮流，诚意地与旧意识告别，诚意地将命运乖乖地托付给一个新的政权。然而在新的政体中，却无法找到一个生命的支点。这种被动的心理和人格不得不在幻化的世界中寻求平衡，把全部心智放在本职工作上，糊里糊涂地跟着弄不明白的但在迅速变化着的政治节奏。埋头苦干、不问时世的知识界人士在当代中国极具普遍性。最为可悲的却是世间本无象牙塔，不论是陈景润、杨乐、朱学儒，都无不变成共产党的宣传材料。美国一位人类学家将那些具有一定学业文凭和某些领域的专业知识及技巧，但缺乏想象力和创新能力，对社会缺乏责任感和参与能力，不具有独立精神价值的人称为‘功能性文盲'。（注四）中国的知识界有多少知识分子，多少功能性文盲该很容易算出来了。
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堪朝政时，或隐逸山水，自寻闲趣；或侧身学界，以示清高。然而，在当代中国社会，他们却被断了这条后路。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在奈何不得的社会倒流中，即不能对罪恶视而不见，又不能消除罪恶，内心深处的迷茫与痛苦是不肖说的。
4、爱国与民族情结，道德的最后屏障
狭隘的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就像一柄利剑，悬在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无人敢稍有不逊。于是众多的恶，借助于这一掩护大行其道。
在长达一个世纪的近代史阶段，国势衰败、列强瓜分、民族危机、亡国灭种。于是知识分子被激发起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救世的精神。在民族危机下，其他的社会价值判断极大的弱化了。
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与中国的救亡运动是一脉相承的。在西方列强对于中华民族的巨大压力之下，共产党再也没有放弃借助爱国与民族这一有力武器来统治中国人和驯服中国的知识界。共产党亦宣称："五四以后，知识分子把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摆在了首位，为祖国的独立和富强，为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贡献毕生精力，以此作为人生的最高价值。"（注五）其实还不如说，中国知识分子在社会价值混乱、是非不清、黑白颠倒的现实无力下，不得不把爱国这一被历史强化和单纯化了的价值观作为了最后的道德屏障。新闻工作者和评论家徐先生在访谈中说道：受到共产党的迫害之后，想想自己，一辈子凭良心做事情，总还是爱国的吧。一下子被打成反动派，就怎么也想不通，每每想起总是一身冷汗。
中国的知识界在放弃了所有社会价值判断的权利之后。爱国已经成为判断是否是个"好人"的标准。在中国的经济正在腾飞、社会更加开放的今天，丧失了双重功能的中国知识界还是在死守爱国的脆弱防线。一九九一年一月五日，政府召开全国优秀知识分子代表大会，许多所谓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在表彰大会上表忠心道，"我们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一些成绩，首先是因为我们心中有着强烈的报效祖国、报效人民、振兴中华的信念。"（注六）
遗憾的是在政治强权之下，国家利益早被据为一党私利。知识界竭精尽诚、忠实的爱国信念是多么可怜。
面对不论是非多么分明的社会问题和历史事件，只要面对这柄爱国的利刃，立场的选择是不需其他参照来判断的。
四，当代中国知识界选择的多重困境
有学者指出，西方在中古一直有教会和王权对立。中古以后政府权力之外一直有多元的非政府权力中心。这就是民主制和知识分子享有批判的自由的基础。如果知识分子在社会有立足之资，他就有较大的批判的自由。如果在政治之外，尚有抗衡政治之凭借，则他的批判的自由将更大。（注七）
而中国的知识界，首先面对的就是做为人基本生存的困境，其对社会政治进行自由干预的权力完全被扼死在这一困境中了。中国的知识界与中国政治是一对冤家。一方面，一元结构的社会体系极大地限制了知识分子独力人格的形成和社会干预的空间。而知识分子对权力和政治的依附和投靠又有力的加强了专制政权对社会的控制，进而更进一步限制了知识分子个性空间地开拓。
现、当代有志于改造社会的知识分子，由于没有独立的操作空间干预政治，逼使许多人直截直接跃身政治漩涡，甚至希望通过各种手段，谋求一定的政治权力，从而希望自上而下地变革传统的社会结构。也有人甘当政客的幕僚，希望从政治背后干预政治。但遗憾的是，结果被改造的不是政治和社会结构，而往往是改造者自身。
当代社会共产集权对知识分子的不容与迫害，亦正是集权制与知识分子性质的强烈冲突所致。政治的漩涡如此巨大，知识分子左冲右突也走不出这一困境。苏炜先生在《知识者的独立、尊严和超越》中指出：一部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思想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国知识分子为政治而牺牲知识价值和自由灵魂的历史。（注八）
知识界在当代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十分尴尬，被勉强划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可以说没有任何政治地位可言，甚至远不如封建社会可以谏议上书的"士"。
八九年，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方励之先生写信给邓小平要求释放魏京生，从而遭到了通缉；北岛等三十三人发起公开签名运动要求释放政治犯，结果其中多人亡命天涯。
知识分子在社会政治中是如此无力、无可奈何。
八九年六四之后一个时期，知识界又陷入了政治怪圈，无所适从。曾经为呼唤中国的民主，为邓小平而奔走被判入狱的，却又被邓小平投进了监狱之中。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深陷在政治怪圈之中，又常做与自己理念相悖的选择。东欧共产集权解体之后，许多反共产集权的知识分子，竟回过头来体谅中共，支持中共。也许在自由与固定工资相比较之下，自由确实显得太不具体了。
现代西方社会，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工商业的繁荣和自由城市的兴起使知识分子可以维持独立身份。然而，中国长期没有职业选择的自由，知识界也就没有了经济自立的可能。中国的公有经济制度，像奴隶主庄园的围墙，把知识界像奴隶一样圈在里面。没有经济自立能力的知识阶层，想饿着肚子而坚持真理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
知识界长期在正义与生存的矛盾痛苦中挣扎，可谓苦不堪言。
另外，党文化的长期囚禁是知识界的另一选择困境。八十年代中国时兴了几年文化热，有五千年传统的寻根文化，也有隔洋隔海的西学东渐、西体中用。但都在小心翼翼巧妙地回避现实政治之忌讳。
八九民运前夕，大陆知识界正在酝酿一次新的文化觉醒，决定面对文化之上的东西，不能再绕下去了。然而六四的坦克碾碎的，当然不仅仅是人的躯体，也将中国文化的出路又一次拦腰截断了。
五、中国当代知识界的出路
不论六四的枪声多么惨烈，事实上今日的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层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是一个纯政治的国家，但是，当把所有的钥匙都扣在掌管政治的人的手里时，就逼着社会上不断聚集起反政治的力量。然而，倘若中国的知识群体继以某党派或政治势力的策士或智囊团的角色跃身社会政治，则中国的知识分子仍不免为社会潮流的附会者和政权政治的附属物。而强权政治总是将依附于他的知识集团成员抛出，作意识形态的替罪羊。八九民运后，中共将赵紫阳的原智囊团和大批策士指斥为"败类"，弃之毫不可惜。
另外，知识界被当成共产体制的这张皮上的毛，现在皮正在被一块块割开，有些毛不必也不可能继续依附在这张皮上了。于是变成独立的经济个体生存下来。在正在确立的私有经济的天地里，知识阶层正在确立经济自立的基础。在今天中国的经济大潮中，许多知识分子已经能够顺着浪涛的起伏开拓较自由的空间了。
在文化领域内，亦可循到多种途径来推进知识界自立的进程。许多人正在试图采取非官方、非政治性的抗争手段。大门的洞开是无数次撞击的结果。
重建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建立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社会参与和现实批判精神，是改造中国文化土壤的关键。
１９８７年初稿，1994年１月改写。
注一：印书馆《远生遗著》
注二：钱钟书（杨绛《干校六记》小引）
注三：钱穆"五十年代之中国思想界"历史与文化论丛
注四：曹常青"植物人、功能性文盲、知识分子"，《探索》复第七十一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注五：一九九零年五月三日"江泽民在首都青年纪念五.四报告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注六：《人民日报》一九九一年一月二十五日
注七："知识分子在社会上的角色"《中国现代化与知识分子》第二十六页，一九八四年，时报文化丛书
注八：苏炜"知识者的独立、尊严和超越"《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