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这些论断，我脑海中闪过的第一个想法是：秋菊的精神有问题！她先找村长说理，再到乡政府告状，然后又找到县公安局和市公安局，在县人民法院输了官司还上诉至市中级人民法院。这个执着地讨要"说法"的女人，活生生就是孙教授眼中"偏执"的"老上访专业户"。
不过，对照着孙教授随后的论断，我的脑海中又产生了很多疑问：秋菊应该被送入精神病院接受强制治疗吗？她扰乱了社会秩序吗？她反映的问题存在吗？那些问题在她上访的时候实际上解决了吗？难道21世纪上访者的遭遇与20世纪上访者的遭遇完全不同？或者，秋菊只是一个被认为塑造出来的虚拟形象，她跟实际生活中的上访者完全不同？
"秋菊"这个形象自诞生以来就被公认为"执着"，很多上访者也都把她视为精神榜样。而在孙教授这样的专家语境中，秋菊似的人物竟然成了"扰乱社会秩序"的"偏执型精神障碍"病人，是"精神有问题"。这么刺耳的论断，不禁让人想起前苏联当局以"精神病"为借口大规模迫害异己的悲剧。
如果说上访者都有精神病，那么结合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的比较来看，中国是世界上最盛产精神病人的国度了。数千年以来，老百姓的私权利只能通过求助行政公权力而得以救济，这不仅造成了老百姓对于"包青天"式人物的渴望，更造成了信访制度的兴盛不衰。而在法治完善的西方国家则从未出现过如此庞大的上访者群体，更不会有人天真地认为99%以上的老上访专业户"精神有问题"。
孙教授甚至认为 "这种情况不仅在中国有，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都是令各国政府头痛的问题"。巧合的是，笔者最近刚看过好莱坞电影《换子疑云（Changeling）》，其中确实有警方强制将公民送入精神病院的情节，所以笔者也对孙教授的这个观点深信不疑。这个发生在1928年美国洛杉矶的真实故事，跟山东的上访者、广东的邹宜均遭遇颇为相像。女主角以一种近乎"偏执"的精神坚持认为警方为自己找来的孩子并非自己真正的亲生孩子，并通过媒体和社会机构公布了一些证据，而警方一怒之下就偷偷地将女主角强制送往精神病院。在精神病院，女主角不仅毫无隐私可言，还差点遭到医护人员的电击。
不过，80年前的女主角比现在的山东上访者和邹宜均都要幸运很多。在一些社会活动家和律师的帮助下，女主角不仅自己被顺利解救出院，她还帮助解救了精神病院的其他同伴，警长为此下台，市长也未获得连任。但是，即便时间已经走过80年，不论是山东泰安的上访者，还是邹宜均，我们至今还未见到责任人承担法律责任。更为奇怪的是，还有少数专家支持这种违背法治精神的错误做法。
在人类历史上，乱扣"精神病"帽子曾经是主流群体压制边缘群体惯用的一个手法，例如同性恋就有此遭遇。但是，越来越多的边缘群体正在被摘掉"精神病"帽子，"精神病"本身也在逐渐得以正名，我们何苦再祭出"精神病"的大旗？
老上访专业户的行为究竟是"执着"还是"偏执"，需要得到历史的评判，也需要经得起现实政治的推敲。不过，既然"秋菊"--上访者的代表--的执着精神可以获得大众的认可，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排斥、丑化其他的上访者呢？如果上访者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维权精神可以被说成"精神有问题"，那么作为一门严谨科学而存在的"精神病学"是不是已经沦为米歇尔·福柯眼中的"政治精神病学"了？（完）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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