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自从共产党颠覆了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后，华人和藏人要么成了共奴，要么成了囚徒，要么开始流亡，在过去的六十年里还有亿万民众成了暴政的牺牲品。
我是生在西藏，长在四川的汉人，有幸在德国人的帮助下来到自由世界，从而得以获知共党的罪恶，识破马列的骗局。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从中共的愚民变成了反共的华人， 结交了不少藏人和西藏之友。
共同抵制红色渗透
这次在抵制张丹红们把德国之声办成中共之声时，藏人和西藏之友就是华人的盟友。
中共新华网在吹捧张丹红的一篇报道中声称，"在波恩举行的一次有达赖驻欧洲代表格桑坚赞参加的活动上，张就当场质问格桑坚赞为什么在达赖对西方媒体宣称放弃独立诉求后，西藏流亡政府的所谓宪法里仍然没有删除追求西藏独立的条款。"张丹红不敢去质问中共为何不执行自己制定的宪法，不履行一个记者的职责，捍卫被剥夺人权和自由的汉藏民众，却滥用德国之声记者的身份在德国讴歌中共暴政，向流亡的藏人发难。
格桑坚赞五二年生于西藏，六三年九死一生逃到达拉萨拉。 幸运的是他于同年和另外九个西藏孩子被慈善组织送到瑞士上学。直到七九年，他在一家银行工作后，才有钱赶去印度探望父母。他的遭遇可以感动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华人， 却感动不了共奴。
德国之声在外界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邀请各方批评者于今年二月举行了思想交流会。我对现任台长贝特曼，这位以参观大寨为荣的中共老朋友不报希望，但我也花了一个多小时前去赴会，主要就是想见识各界的反共先锋。
在这次会上我与格桑坚赞并肩而坐。他的观点和我一致，但他的口才却好我几倍，他用流利的德语不仅发出了藏人的声音，也道出了我的想法。在德国没有哪个公众人物敢为东德共党或者德国纳粹说好话，但为比它们罪孽深重的中共评功摆好却大有人在。在张丹红的谬论，比如，她在为中共封网辩护时，把自由西藏和法轮功媒体与在德国禁止儿童色情和新纳粹相提并论引起公愤后， 还有中共高官的女婿敢写公开信支持她，并且居然征集到105个签名。这难道不是中共渗透了德国的政界、学界和媒体的证据？
张丹红为中共举办奥运暴露了真面目。现在她在德国坐冷板凳，也不回党妈妈的怀抱， 说明她也知道自由的可贵。
一起揭露中共罪行
中共媒体在赞美张丹红时，没有忘记丑化我，其中包括骂我是"反华人物"。可所有认识我的人都知道我是反共文人。我从获知六四屠杀开始反共， 今年正好二十年，反共俨然成了我半辈子的事业。经历了三个阶段。刚开始是加入民阵，然后是独自为营，现在则四处联络。
中共搞幕后交易，红色统战，我则大张旗鼓地揭露中共的罪恶。去年我的标语牌上写"没有人权、没有奥运"。今年是法兰克福书展的中国年，我的计划是在展览馆里摆一个"中共囚徒、中共禁书"的展台，介绍红楼禁书和红牢囚徒。因其作品而坐牢或流亡的，包括我在大陆看过的第一本禁书《第二次握手》和其作者张扬，何清涟、袁红冰、章贻和；因良知而坐牢，出牢后写了传记的，比如曾铮，苏明和孙宝强；没得到足够关注的狱中作家和流亡作品，比如黄金秋和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
藏民大起义五十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我自然会声援藏人和西藏之友的相关活动。我刚写好了在瑞士的一个集会上的发言。在此把我想告诉生活在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藏人和西藏之友的心得体会意译出来与汉语读者分享：
共产党从一开始便被中国人称为赤匪。中国议会1947通过了反共法令。从1949年起中国人就开始大逃亡， 1989年北京屠杀后又是一个高峰。
不光是藏人，华人一样遭受迫害和被迫流亡。不光是西藏，中国也一样被赤匪蹂躏。
至少八千万华人已经被迫害致死。如果把每年一千三百万被强行打掉的胎儿算上的话，中共必须为五亿冤魂负责。
所以，我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区分共产党和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和西藏人一样饱受共产党的祸害。另外共产党中也有藏人，比如讴歌中共领导的才旦卓玛。
赤匪曾经占领了半个世界，但在二十年前的拉萨和北京屠杀后，矗立在西方的柏林墙已经倒塌。
中共之所以还能维持暴政是因为它更狡猾和凶残。比如中共可以让西方的政客、学者和记者听命于它。暴政可以被美化，冷战可以被结束，虽然中共的军费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比在剧增，估计今年会突破5000亿元人民币。苏联虽发明了古拉格，但活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却发生在当今的中共专制下。
抵抗中共暴政的中国人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请看中国律师高智晟的文集。尽管如此还是已有超过五千万的中国人宣布退出中共及其相关组织。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思想解放，也是解体中共、获取自由的和平之路。
从去年起已有一个中国过渡政府在致力于促成中共的最后灭亡。
所以，你们不是孤独的奋斗者。
你们的同盟遍天下，尤其是在中国。我们只不过没有中共和它在西方的宣传员那么大声而已。
剑桥大学的德国博士生杨克在中共总理的宣传秀上代我们喊出了心声，"一个大学怎么可以向独裁者卖身，我们怎么能倾听这个独裁者？我们应该站起来抗议。"
请各位朋友不要再寄希望于中共，被它牵着鼻子走。向赤匪请求自治无异于与虎谋皮。
正义一定会战胜邪恶，这只是个时间问题。
科隆，二零零九年三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