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 年代以后，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主导的改革从经济逐渐转向政治，中共党内高层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既得利益也不断地进行反扑。从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直到逼迫胡耀邦下台，台前幕后的各种表演，耍尽了阴谋诡计。同样，在1989年的这场风波中，也一直有人在玩阴谋。
从官方公布的资料看，以李锡铭、陈希同为首的北京市委、市政府，早在胡耀邦去世之前就已开始阴谋编造事实，制造谎言，试图使邓小平等中共最高领导相信，已经有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与所谓国外敌对势力联合要推翻中共的统治。胡耀邦去世后，对中国改革代表人物胡耀邦的悼念活动很快演化成以反官倒、争民主为旗帜的学潮，这是广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中共党内高层既得利益集团不满和对中国政治改革夙求的必然结果。
正如赵紫阳多次指出的那样，青年学生们提出的要求与中共十三大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一致的。如果抓住这个机遇，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将有利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但是，政治改革的结果必然要废除政治特权，这正是中共党内高层既得利益集团所不愿看到的。因此，围绕着对学潮的定性和处理，他们又加紧了阴谋活动。而发生在1989年4月 22日的西安和长沙的所谓打砸抢事件，正是促使邓小平四二五讲话和人民日报发表四二六社论的直接动因，这完全是中共党内高层既得利益集团阴谋的结果。
但是，对于作为这个阴谋重要环节的西安四二二事件，一直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笔者作为西安四二二事件的知情者，愿意把我所知道的西安四二二事件真相告诉世人，也算是对六四20周年的纪念。
一、4月21日晚：乔石电话指示和跨省大批调动武警专科学校学生进驻西安
1989 年4月22日，是胡耀邦追悼会的日子。在此之前的4月21日这一天，从北京到全国各地的大学生们都已酝酿着通过大规模集会的形式追悼胡耀邦。北京学生的集会场所是天安门广场，西安学生选择的集会场所是陕西省政府门前的新城广场。这一天晚上，西安各高校向教师们传达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的电话指示，中心意思是对学生们的悼念活动和示威游行，要采取疏导的方式，不要强行禁止；要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学生们的安全。
与此同时，西安武警技术学院和山西夏县武警专科学校（现为天津武警指挥学院）的大批学生被连夜调动部署在新城广场北侧的陕西省政府院内。这样准军事人员的调动和部署与乔石电话指示的精神完全不同，而不知作为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乔石本人是否知道？按照中国军队的制度，调动成建制的部队包括武警部队都必须经过中央军委批准。而调动尚未正式纳入军队编制序列的武警学院学生的举动，规避了调兵制度，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二、4月22日白天：数千武警、警察与数万学生、市民的冲突过程
4 月22日上午，西安各高校的学生有秩序地进入了新城广场。在胡耀邦追悼会期间，广场上的学生们一直很平静。追悼会结束后，学生们要求陕西省委和省政府领导出面，递交请愿书，没有结果，因此学生继续停留在广场上。这时聚集在新城广场上的学生和围观的市民约有十万人，除了局部发生执勤的武警、警察与少数学生、市民拥挤、推搡的动作外，广场上的情形基本还算平静。
下午3时左右，1辆停在省政府西侧大门外的卡车被点燃，而现场还有轿车却完好无缺的停放在旁边。这辆卡车在燃烧后，汽车轮胎爆炸发出巨响，数千名头戴钢盔、手持棍棒的武警和警察从陕西省政府大院内冲入广场（按常规省政府内的执勤武警不可能有上千人），广场上的气氛突然升级。毫无精神准备且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被惊呆了，棍棒很快就落在了他们头上，不少人被打得头破血流。一些学生和市民也开始反抗，揭起广场地面上铺设的砖块投向武警和警察，广场上发生了数千武警、警察与数万学生、市民的冲突不断升级。这时开始有学生和市民被抓进省政府院内殴打。
这一天是星期六，当时中国尚未实行双休日，除了广场上和广场周围约十万学生和市民目睹了事件的经过外，在省政府大楼内工作的近千名机关工作人员更直接、更清楚地了解了事件的全过程。
三、4月22日晚：天天服装店被抢和省高等检察院被砸原委
天渐渐地黑下来了，在各高校领导的广播动员下，学生们陆续离开了广场，滞留在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越来越少，部署在新城广场周围的数千名武警和警察已经完全可以控制住局面了。可是就在当晚，却发生了天天服装店被抢和省高等检察院被砸的恶性事件。
天天服装店是位于新城广场西侧靠近西安北大街的一个小服装店，其傍边还有亨得利钟表店等商品价值更高的商店。在大批武警和警察的眼皮底下，一个小服装店被抢，而仅一墙之隔的钟表店却完好无损，这不能不令人生疑。
省高等检察院被砸更是蹊跷。省高等检察院紧邻省政府大院西侧，在白天武警和警察殴打被抓到省政府院内的学生、市民的过程中，曾有省高等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出面制止这种违法行为。到了晚上，在广场上的学生、市民已经很少和数千武警和警察严密防卫的情况下，省政府大楼没有被砸，省政府大楼东侧的省公安厅没有被砸，偏偏是曾有人出面制止暴行的省政府大楼西侧的省高等检察院被砸，其缘由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纵观西安四二二事件的全过程，可以明显看出，种种事件的发生都是事先预谋好的，其目的就是要藉此为镇压学生运动制造口实。随后，在4月24日由杨尚昆、李鹏主持下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4月22日在西安和长沙发生的打砸抢事件成为将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的主要根据。4月25日，杨尚昆、李鹏、李锡铭、陈希同等人又拿着这一套编织的材料向邓小平汇报，邓小平随即做出了将学潮定性为动乱的决断。
其后，人民日报四二六社论的发表，成为八九六四事件的重大转折，中共当时的实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站到了学生运动的对立面，最终导致了调动十几万军队血腥镇压和平示威的六四惨案的发生。而后来发生的一切，都与西安四二二事件的阴谋密切相关。因此，查清西安四二二事件真相可以说是查清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真相的重要环节。
事实上早在四二二事件发生后不久，西安高校的师生就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查清四二二事件真相、惩办真凶的要求，这一要求在当时得到了西安市广大市民的支持，甚至得到了共青团陕西省委的支持。陕西省政府的一些负责人当时也在会见学生代表时公开表态，支持查清四二二事件真相。这些情况都表明，西安四二二事件的阴谋在当时就已经开始暴露。
四二二事件的阴谋发生在西安并不是偶然的，当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和西安市政法委书记孙殿奇对此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张勃兴原为陕西省工业厅的一个处级干部，只因为他是彭真夫人张洁清的堂弟，在官场上青云直上，很快就当上了陕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书记等要职。他与陈希同等人都属于当时中共党内高层既得利益集团派系之一的北京帮。这样，在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的过程中，李锡铭、陈希同等人在北京扇风点火，张勃兴在陕西遥相呼应是顺理成章的。但是，调动武警学院学生，特别是跨省调动这样的大事，却不是一个省委书记就能决定的，其背后应有地位更高的主谋。
此前，孙殿奇原为西安无线电一厂的厂长，后升为西安市副市长。随后无线电一厂垮了，孙殿奇的升迁也受到影响，从副市长退到了市政协副主席，本来已经没有机会了。张勃兴的儿子倒卖外汇商品一案发生，时任西安市代理检察长的焦成祥要严查此案。张勃兴干脆免了焦成祥的职，起用孙殿奇担任西安市委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孙使张儿子的案子不了了之。
在西安四二二事件过程中，孙殿奇是现场总指挥，以其与张勃兴的关系，当然会完全照张勃兴的意图执行。
正是这样一帮中共党内高层的既得利益者们，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不断地玩弄阴谋诡计。他们不但玩了胡耀邦、赵紫阳，也玩了邓小平。邓小平最后走到动用军队镇压学生和市民的这一步，固然是其自身的信念和性格所决定的，但也与他误信谎言上当受骗有关。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南巡讲话、解除杨氏兄弟军权、整肃陈希同和对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及赵紫阳的态度等都表明，邓小平已经明白自己上当了，但他又不愿意公开认错。
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了20年了，当年参与制造了这场血案的人要么已离开了人世，要么已经退出了权力中心，历史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线索。查清从四二二事件到四二六社论之间的衔接，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了解六四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