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忘，特别是对以往痛苦历史的失忆，不仅不道德而且是危险的。二战之后，德国政界学界和民间都有对纳粹罪行的追讨和揭发，加上国际上的压力，德国在这方面做得很好。甚至于在纳粹政权垮台、战争结束后六十多年的今天，都还不断有以前的纳粹余孽被送上审判台的案例。十天之前，5月12日，89岁的纳粹大屠杀嫌疑犯丹姆扬奴克（John Demjanjuk ）被从美国引渡到德国受审。德国司法机构指控，丹氏于1943年在波兰境内的一所集中营担任警卫期间，曾参与谋杀至少2.9万名犹太人。这位老人否认这样的指控。他的高龄并不能成为不受刑事责任的藉口。也许最后判刑后，会人道地让他在监外服刑。然而这样处理犯下反人类罪的个人，表现了一个自由国家的法律道德典范。德国能成为民主自由国家阵营中坚定的一员，在欧盟里扮演中流砥柱的角色，并不仅在于它的经济实力，也是因为整个社会从上至下的一种对自己的历史罪责负责忏悔的态度，获得了友邦甚至受害者的尊重和信赖。
中共政权从执政以来犯下无数的反人类罪行，官方系统化地掩盖一路走过来的历史真相。其中六四的大屠杀，是邓小平和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当负全责的，开明派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5月19日在广场上之所以十分动感情地劝学生停止绝食，是因为他已经知道这场民主运动将血腥收场。在镇压的事情上，他偏离了中央的铁腕政策，被党背弃，之后被软禁终身。最近他的回忆录《国家的囚徒》出版，里面有一段话"有人断定当时的学运是有计划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是有组织有领导的。现在我们要问，谁是领导呢？有什么计划？有什么阴谋？有什么证据来支持这样的观点？当时还有人说，学生运动的黑手在党内。那么谁是黑手呢？"这样的问题由一位当时的主政者提出是至为关键的。
很多分析家认为《人民日报》于1989年4月26日头版头条刊发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又称"四•二六社论"）是引发六四学潮的重要原因。这篇社论里说，"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动中...在西安、长沙还发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的严重事件。"......"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继续利用青年学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制造种种谣言，蛊惑人心" ..."这是一场有计划的阴谋，是一次动乱，其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摆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全党和全国人民都要充分认识这场斗争的严重性，团结起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
这几段社论里的话几乎全盘地透露了玄机，暗示政府将不惜动用军警流血镇压被定性为动乱的学生运动，这是中共高阶层"有计划、有预谋"的战略。社论里面首先点名提到了西安和长沙两个城市里的所谓"打、砸、抢、烧"的情况，然后说这是别有用心的人有计划的动乱，为此政府就师出有名，要求党和人民起来反对动乱。最近有一篇作者署名远夫的文章："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确实是一个阴谋--从西安四二二事件到四二六社论的过程"( http://guancha.org/info/artshow.asp?ID=59546 )。作者当年人在西安，知道西安4月22日学运的发端和被镇压的全程。西安学运被武警和警察暴力镇压事实上是为六四的镇压做了一场预演，虽则后者规模更大、伤亡人众，更为惨烈。但是政府在学生们还很和平地在西安新城广场上游行示威之前，就早早地跨省分调动千人以上的武警预校的学生和大批警察来控制场面。紧接着发生的卡车被纵火焚烧、服装店被抢劫以及省高等检察院被砸这些蹊跷可疑的几起事故，据远夫的文章分析，这些暴力行为不太可能出自学生之手，它更可能是政府自编自导的戏，为的是要栽赃学生，制造动用武力镇暴的口实。"
西安的栽赃学生施暴的阴谋当即就暴露出来，却被那时的陕西省委书记张勃兴和西安市政法委书记孙殿奇一手遮天、隐瞒扭曲，打包成为一桩学生打砸抢的典型事件上报北京，为李鹏等人作为炮制四二六社论的材料。
直到今天，中共当局一直都在为六四出动军队镇压做辩护，声称那是政权免遭颠覆、国家免陷于动乱而采取的必要措施。远夫这篇文章揭露了当年西安方面的真相，但愿它能抛砖引玉，让知道长沙当年"学生打砸抢"的内幕知情人也将事实原委公诸于世，揭穿当局的谎言，让世人知道二十年前的六四事件是中共政权有预谋、有计划地歼灭扼杀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民间力量的暴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