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寨人质文革前被按照阶级划分出的贵贱政策凑合在工农商学兵的圈子里，"改革开放"后通过权钱交易逐渐形成新的社会等级--权贵精英（官员、老板、教授等）和平民百姓（工人、农民、小商贩等）--依然被共产党的政策凑合在各种行业圈，而不是通过自由签订的契约聚在一起的，谋取和舍弃权利都不能脱离共产党的领导。否则被当反政府分子（例如六四学生和法轮功学员）。于是国人被迫暗里（违规）运用聪明才智。由于算盘各打各的，帐各做各的，所以越精细越争吵不休。在国寨，人总被鼓励求面合、身合、性合、情合，心却难合。
逢人但说三分话，未可全掏一片心。这在中国古代是小人智谋，在当代国寨却成了全民必备的生存"智慧"。全民被当作终生需要党官照料和监管的婴幼儿和劳教犯：听党的话是孝，守法是迂夫子。国寨惟有短暂的政策安稳而无长久的伦理或法治秩序，红色党徒不止"窝里斗"，更爱窝里凑似地聚众闹事。窝里斗是窝里凑的结果，窝里斗的结果是散伙，过后继续窝里凑。谁是大英雄？是我就不能是你。成王败寇，只有出人头地，没有机会平等。这是一统天下的国寨定律。
总而言之，"凑合-撮合-乌合"传统由于共产党摧残了儒家礼教，使两千年一直被遏制的小人"窝里斗"习性全民化。所有国寨人质都实际成了党文化部落的部民：性情大同小异。茶客似地想南说北、说东听西，争执时夹带私人情绪--或强词夺理地东拉西扯，或捕风捉影地长篇大论，或当面含糊其词背后另搞一套，以至于根本无法与人沟通。红色党徒思考和谈论现代问题，基本上是社会（敌对）主义的猪狗型豺狼思维：以党为本，与仁为敌。商讨问题的思维（使用概念、作出判断、进行推理和论证等）不遵守形式逻辑，缺少自爱和自律的自组织能力--自觉遵守纪律、法律和规章，极难形成守法生活和照章办事的公民素养--循规守矩地做事工作的职业道德与共创平等和睦的社会公德。中共国寨中的社会成员不是国家公民而是共匪的政治人质：自爱不准脱共，自由不能反党。
"同人"一词早见于《易经》"天火同人"卦，提出了君子同人于野、门、宗、郊之四君子之道：利涉大川、门外无咎、宗族内吝、隐居无悔。天火同人，卦象是乾（天）上离（火）下，象征君子以火之光升天（隐修火与天同光明之道），属于光明正大之人一族：你是天，我是火；你是光，我是明；你刚强，我柔丽。中国共产党很快就要解体了，但党文化思维不会因为党组织没了而立马灰飞烟灭。怀疑善良、凶狠好斗、语言含混、文字火爆、批判思维等中西结合的小人习性还会很强盛。"公民"之"罗马"两千多年才在西方建成。这就须要复兴中国君子之同人素养和品格，有一批光明正大之人群（新儒者）做榜样归正社会风尚。必须指出的是：国寨人质心要合作，仅仅做同人是不够的。做同人，还做公民。
说国寨人质不好合作，这话不对；说国寨人质好窝里斗，只对在表层。国寨人质并非不好合作，而是在共产党和党文化控制下不会权利协和式合作。解决窝里斗问题，实际上是解决窝里凑问题。这就还须改进凑合或撮合的同人"连体"形式。国寨人合作形式太单一：采纳等级制，淘汰平等制，合作方式一直很幼稚：你服从我，我照顾你；精英玩卑贱，群众假高贵。由此可见，国寨人质并非不合作、不团结，而是不会平等协商、心智沟通的公民商合式社会合作或职业合作。
西方企业培训采用教练式督导，运用充分想像、互相促进的脑力激荡法，能够使三个甚至三十个普通经理萃取团体智力，在短时间里都成为运筹帷幄的高手。解体中共之后中国就需要这种共同成为优秀者的合作：心智彼此交流、响应和更新。没有共产党之后，中国人要学会做公民，遵循法律理性：追求权利而协和地形成社会公德，忠于职守而负责地形成职业道德，使古代管教式仁义道德超越家人、亲人、师生圈外，演进成为儒者因享有政治权利而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