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分析认为，凭心而论，无论是从思想原创角度，还是作为知识分子的人格而言，季老确实只是个普通人，他是个好人，是个善良的人，在其专长的东方学领域可能也是一位有着很大学术贡献的人，但他还称不上是大师。中国学术批评网上学者萧瀚的文章写道，也许有人会说，这样要求季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这不是苛刻，20 世纪的中国的确产生过不少大师，各个领域都有，但他们现在都已经不在了。
以1949年为界，那些在此之前寿终正寝的大师们是最幸运的，部分不幸早逝者如鲁迅等，于他们本人而言反倒成为幸事。
1949年之后，还没有来得及去世的那部分大师或远渡重洋或退居宝岛，虽然花果飘零，但依然还在继续做着他们该做和能做的事。
而留在大陆的那些大师或者可能成为大师的佼佼者们，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甚至陆陆续续地走上了"歧途"：卖笑的卖笑，卖唱的卖唱，沉默的沉默，改行的改行，牛棚的牛棚，监狱的监狱，上吊的上吊，投河的投河，......就连被放逐恐怕都算得上是一种恩赐了。到文革结束，大师们几乎都被清理得差不多了。
事实上，外界对于季羡林先生的一大争议就在于，他究竟是不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此，网易评论上作者长平的文章说，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来自近代的西方社会，要求知识分子具有独立性和批判性，担当社会良知，参与公共事务。但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萨特曾经说过，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他不是个知识分子，只有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的时候才是个知识分子。
与此相对照，反覌季羡林先生晚年的几次重要发言，人们不难得出自己的结论。首先，他提出"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二十一世纪将会是中国人的世纪"。随后他又主张，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把孔子抬出来，让全世界学习，他希望借此向全球推广我们这个"和谐"的理念。
而在这之前，他也曾与前来医院探望自己的国家领导人讨论过"和谐"的话题认为："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很好，经济发展，政通人和"，当下最重要的就是人的内心和谐。长平的文章指出，季羡林先生的上述讲话，没有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和批评精神，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观察和全面的思考，也就谈不上什么真知灼见了。
此外，他为自己在历次运动中"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而感到欣慰，固然良知未泯，却也容易鼓励犬儒主义。更何况，涉及公共利益的真话不能全讲出来，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应该是欣慰，而应该感到耻辱和愤怒才对。
综上所述，萧瀚的文章接着说，真正的大师往往是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很难想象对于民众苦难视而不见的人能够成为大师，在一个存在着严重而普遍不公现象的社会，只要还能说话的话，真正的大师肯定会站在人道主义立场发出自己的声音。
法国有左拉，还有千千万万支持左拉的各界人士；德国有敢于痛骂纳粹的托马斯.曼；土耳其的帕慕克也曾冒着危险痛斥本国政府的种族屠杀历史，都是因为他们的人道主义情怀被冒犯，而这才是真正的大师风范。
相比之下，在当年的大跃进运动中，钱学森亲自证明亩产可以达到10万斤，简直就是大师人格的反义词。与此同时，林昭却以生命为代价说出了那个时代最惊心动魄的思想，与之相比，巴金先生就是一天到晚号召人们要说真话，又有多少实际意义呢？要知道，真话不是用来号召别人说的，是需要自己直接说的。
文章又说，纵观近年以来曾被冠以大师头衔的中国人，就可以发现，他们当中没有一位曾经为民众的苦难郑重发表过任何言论，而以他们的地位，为老百姓说几句话就真会遭到什么迫害吗？
相比之下，顾准----这位中国100年来真正具备原创思想，并构建起自身体系的独立思想者，却远未获得与其思想相匹配的地位。凡此种种，或许正是百多年来中国人多灾多难的一个症结所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