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奥运之于北京，上海亦欲以世博作为加冕全国乃至远东经济中心的奠基礼。
遗憾的是，历史曾经给予了上海机会，但上海没有抓住。而从全球经济格局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趋势来说，上海离中国经济中心和远东经济中心，已渐行渐远。
上海对于"远东经济中心"的记忆，更多的应源自民国时期。不过，这种地位，乃是特殊时势造就。
由于港口位置优良，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签定后，上海成为对英国通商口岸之一，后来，列强相继在沪设立租界。租界的存在使其未被战火所波及，并享有实际独立的地位和充分的国际联系，成为东西方贸易交流的中心。至20世纪30年代，上海超越香港及东京，成为远东最繁荣的港口和经济、金融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
同时，上海离民国时期的首都南京很近，当时民国政府实际实行双都制，南京为政治首都，而四大家族所掌控的几大银行的总行无一例外的都在上海，上海是事实上的经济首都，集合了当时的全国经济资源。
但是，随着时世的变化，上海逐步失去了优势。
新中国将都城由南京改为北京，且以天津为其屏藩，上海不再有民国时期独大的地位。而在毛泽东时代，上海虽仍被"计划"为中国经济第一重镇，但中国发展遭遇长期停滞，矮子丛中，岂有巨人？
在2008年的全球城市GDP排名中，东京高居全球之冠，首尔、大版、京都、横滨、名古屋、北九州、香港等亚洲城市均排在上海前面。中国台北，新加坡则紧随其后。
事实上，随着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崛起，上海逐步衰落。二战以后，日本经济迅速腾飞，东京逐步成为远东经济中心，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首都，其国际影响力远超上海。2008年，东京经济总量几近十倍于上海；70年代之后，韩国汉城（今首尔）逐步崛起，直到80年代借奥运成为国际化大都市；香港和新加坡作为亚洲重要的自由港，其地位远非上海可比；随着台湾经济腾飞，台北、高雄等也成为亚洲重镇。
20世纪之初，亚洲唯东京、上海、香港；21世纪之初，却已是群雄竞起，上海虽被着力打造为东方之都，但其中心地位被稀释殆尽，光芒逐步暗淡。
在国内，上海的影响力亦被日益稀释。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地均已启动发展步伐，而这种自发的、内驱式的发展，其动力和持续性，远胜于行政力量的计划安排。
在改革初期，上海即失去先机，直到1992年才开始真正改革，不仅落后于深圳及珠三角、长三角其它城市，甚至滞后于一些内地城市。珠三角的崛起，使当时的经济中心从上海转移到深圳、广州等城市。
而长三角的崛起，在一定意义上上不仅没有使上海的地位增强，反使上海的区域性中心地位有所降低。从1978以来，上海在长三角中的经济份额，从近一半下降到只有四分之一，而苏州、无锡、杭州、宁波等城市却发展迅猛。以苏州为例，其占都市圈经济的份额从1978年的5.54%迅速上升到2006年的 12.19%，经济总量上仅次于上海。而在制造业领域，长三角其它区域更全面超越上海。
中国区域经济的群体性崛起，以及条块式的政治与经济体系，亦制约上海成为经济中心。
虽然最近上海被中央批准为中国金融中心，但是，由于金融监管中心、央行、四大国有银行总部均在北京，上海并无号令天下的优势。同时，在中国的特殊体制下，银行运作按区域进行，上海市的建设银行，并不比内地一省的建设银行级别高。
上海在今年的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GFCI)中仅列第31位，大幅落后于中国香港、东京、新加坡等城市。金融人力资源的数量与质量，是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的决定因素。世界上众多金融中心，金融从业人员占就业人口比重均为10%以上，中国香港为14%，而上海金融业员工约20万，仅占1%。
在上海宣布成为中国金融中心的时候，先后有北京、天津、深圳、重庆、大连、武汉、西安、杭州等宣布要成为区域乃至全国的金融中心。
这种条块分割模式，使上海无法完成对于全国资源的吸纳，不具备利用全国经济资源的能力。
相较上海，深圳背靠香港，未来的省港一体化，将给深圳带来巨大的机遇。使其战略纵深远超上海。
《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获批后，深圳拟将特区扩大到龙岗、宝安及光明新区，如此，深圳特区的面积将放大到现在的五倍。目前，深圳特区以全市面积的五分之一，却创造了52%的产值。以前，深圳特区有限的空间被工业园区、科技园区、商业区等重重分割，各地区经济模式相对独立，产业无法有效整合。一旦深圳扩区，其未来释放的能量将是庞大的。
目前，香港与深圳两地面积30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500多万，两城联合，将解决彼此战略纵深问题；香港是亚太地区主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而深圳的金融业在全市GDP中的占比已达9％，深港在金融方面合作前景广阔；香港的服务业占GDP比重达到90%，为全球主要城市中占比最高的，而深圳发达的制造业与国内首屈一指的高科技产业，与其正好形成产业互补；深圳的企业在国内富有竞争力，而香港具有强大的对外辐射能力，深港一体，将使深圳更具全球性的影响力。香港的自由港地位，将使深圳成为物流中心的设想变为现实。
在软件方面，香港多年来一直被誉为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方，拥有健全的司法体系和严密的知识产权条例；自由港的身份与体制，货币自由兑换，资金自由进出，人员自由迁徙，全球资讯无障碍流通。深圳一直在管理模式上向香港学习，是内地在管理模式上最接近现代化的城市。这种优势在全国独有一无二。一体化的深、港比上海更有能力代表崛起的中国参与全球化竞争，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与纽约、伦敦、东京分庭抗礼。成为新的特大国际都市中心。
珠三角9个城市在同一个省份中，不仅地域连接，发展水平接近，而且有较相近的产业基础，最容易实现一体化。而长三角16个城市分布在江、浙、沪三大省级行政区域，行政协调成本相对偏高，甚至很多城市与上海之间充满同质化竞争，部分中心功能被分流。在引用外资方面，苏州直逼上海，宁波则一直希望在港口航运方面与上海平起平坐。在对民营企业的吸附能力上，长三角城市远超上海。从上海迁走的众多民营企业，大部分搬到这些周边城市，杭州、南京作为省会城市，其省域中心地位，亦将削弱上海的影响力。
某种意义上说，深圳不仅与香港之间存在互补，亦与珠三角核心城市群中的东莞、惠州形成互补。而深港中心，与广佛中心，珠澳中心形成的珠三角中心，又形成了全国的辐射与产业互补。如此，则深圳形成了三重战略纵深，在全国的自由经济竞争体系中的作用，非任何城市可比。
不过，正如日本抓住欧洲短期衰落而美国崛起的机会，以融入美国经济体系而崛起一样，中国的崛起，亦将使一大批城市成为潜在的中心，而上海作为呼声最高的城市，其空间巨大。
上海的未来发展，除建成金融中心等发展大战略外，更需要是"软"略与远略。
如在城市定位上，上海过高的政治地位，使其社会及经济综合改革受到制约，未来或可通过主动降低城市行政级别，获得相应活力；而在社会流动性、活力与创造力方面，上海亦可部分趋近深圳，在全球及中国范围，无论美国当年的崛起，或者深圳的崛起，大量的移民以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都将培养一种多元而广博的现代文明，对社会活力和创造力起到巨大作用。民国以前的上海，同样也是一个移民之城与活力之城。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上海需要在市场化方面取得突破，无论是成为金融中心，还是解决"为什么上海出不了马云"的困局，市场化都是上海未来久远发展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