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维汉冲突
新疆七．五暴力事件，截至目前为止，按官方公布的死伤数字近两千人，这是整个中国的一桩大惨案大悲剧。出现这样大的惨案，社会各方应该寻求真相、追究责任、探讨起因、商量对策，有效地避免此种悲剧再度发生。但要避免此种悲剧再度发生，要特别探讨政府政策是否得当，防范是否到位，处置是否合理，解决是否得体，隐患是否能够就此消除，逐步实现新疆包括维汉两族在内的民族和解。不过，令人遗憾乃至悲愤的是，基于如上对政府的追问和考察，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政府在这桩惨案中的防范处置不仅是不合格的，而且他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仇恨教育
教育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无论怎么估计都是不过分的。很多人对事情的基本判断，大多来自于学校教育和教科书所得。而我们的学校教育和教科书编纂，至今充满着阶级仇恨。这种仇恨教育既来自于政权得鼎的合法化解释，也来自于我们久有的专制传统。
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权力获得理论，可以解释现今这个延续了六十年的政府的权力来源。即政权是靠武力起家、暴力获得的，那么对美化暴力，挑起仇恨，制造敌人，就是他们统治逻辑的必然延伸。在当今世界，通过暴力获得政权，必然有一种政权合法性焦虑。因为通过民主自由的制度，运用选票来实现政党（府）轮替，已然成为一种全球范围内人所共知的政权合法性，可以被认可的真正来源，即便在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也不例外。在获得政权之前、抵抗和批评国民党的准独裁统治时，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和《解放日报》发且了大量的民主自由言论，半个多世纪以后被笑蜀编成《历史的先声》而遭禁，由此也可以验证出共产党对自己的政权合法性一直都是心存焦虑的。
正是出于对政权合法性的焦虑，引导民众减少对他们暴力获取政权的批评，他们把兄弟阋墙的国共内战，美化成为"解放战争"。四九得鼎后，更是利用对知识分子的控制，以及官方传媒强大的宣传功能，大规模地"叶公好农"--美化历代农民起义，把所有农民起义的烧杀抢掠都当作社会进步的动力，当作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来歌颂。我们的教科书特别是历史、政治、语文等教科书中对暴力革命和农民起义的美化，真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历代农民起义的变态美容术，依旧是官方史学研究中的头号显学。九十年代初期《水浒传》热播及反复重播，其中的歌曲的"风风火火闯九州"更是深入人心，到九十年代末，《太平天国》拍成后，官方感到群体事件日密，因此匆匆加速放完《太平天国》了事。因为民众看了《太平天国》，面对当下的困境，会受到直接的暴力教育和情境暗示，起而行之的决心就更大，至此官方"叶公好农"的暴力宣传有所减弱。
但树欲静而风不止，几十年接受包括仇恨教育在内的奶教育的人，哪能轻易将狼奶吐掉，何况我们现今的仇恨教育依旧借尸还魂地存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早年阶级成分的划分、血统论的提倡到如今对农民依旧公开的歧视，再到民族政策上的人为制造矛盾与仇恨，生活中无不活跃着仇恨教育的影子。一个人从小受仇恨教育的灌溉，要想剔尽仇恨教育所带给自己和对他人乃至对社会的伤害，以为像喝了碗孟婆汤就可忘掉一切，从善如流，那是太过天真的幻想。汉族之间仇恨的常态表现为官民冲突、商民冲突等各种阶层性冲突，而少数民族的冲突也大抵如此，但其表现形态则因民族之别，而带上族别仇恨的影子，容易导致更大规模的政治、宗教、民族矛盾。具体到维汉仇恨与冲突，虽然官方宣传上强调民族团结，但在实际当中，却无不透露多方面的不平等，而这不平等就是对人最直接的仇恨教育。汉人觉得在计划生育上、少数民族读书加分上吃亏，维人觉得取缔维语教学、限制宗教自由等方面深受压制，而且大规模的汉人涌入，使得维人作为原住民痛感资源丧失，而他们没能在丰富的资源中得到应有的好处，甚至许多工种维人不能得到与汉人同等的机会。这一切使得那些关于民族团结的干瘪宣传和空洞说教，变成心照不宣的欺骗，而那些暗藏仇恨种子的干柴烈火，燃点极低，待机而发，七．五新疆事件的暴发，可谓良有以也。
二：互斗制衡
在一个肉弱强食的丛林社会，尽情地利用一切信息不对称，干许多恶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这也就是中国历来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比较发达的深层因由。有许多中国人至今仍对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抱有无限的热爱之情，认为这是中国的文化"宝库"而沾沾自喜。殊不知这正好反过来证明中国的确还深处于一个前现代社会，大家对丛林社会通行的阴谋原则（当然现在有的变成了潜规则）还相当热衷，并深以为是，在在令人悲哀。许多应该公开的信息，都被官方强行遮掩和封锁，露出一点真相的，官方便动用其宣传手段来混淆是非，用阴谋手段来搅混水，以便使真相和问题的实质不了了之。所以我才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阴谋泛滥非国民之福〉来谈论阴谋文化，对于我们生存质量的伤害。
专制者的牧民术之一，就是让你升斗小民互斗，拉一个打一个，但是绝不是让任何一方坐大到威胁到自己的根本利益，而四九年后的官方在让民众族群互斗制衡上更是远超历代统治者。阶级成分的划分、血统论的制造，都是为了人为地将人分成三六九等，让民众互相戒备而仇视。用准军事化的单位管理、街道居民委员会的监视、使你动弹不得的户口制度，用城乡二元分治的办法，将城市居民和农民处于一种对立状态，使对农民的歧视公开化、制度化。不特如此，地、富、反、坏、右等分野，破除亲人的保护和安慰，把至亲也分成三六九等，靠近组织多告密才是惟一出路。在这样的分治术之下，不惟普通人人心惶惶，就是亲人之间又何曾敢说真心话？这样的互斗制衡术，可以说贯穿在四九年后官方统治术的各个层面，而民族之间的矛盾，他们又何曾不如此利用呢？
四九年前，汉族在新疆总人口中只占5%，而今已高达42%，这样的数据变化是连傻子都看得出来的羁縻同化政策。羁縻在古代信息不对称，没有当今全球化民主影响的情形下，有一定的效果。但羁縻政策天然的不信任感，使得原住民对统治者以及与统治者同一族的人有天然的戒备倾向。八任新疆第一把手即党委书记，除了赛福鼎都是汉人，这是明眼人一看明白的不任信态度，而这种做法遍布新疆各级政府，真正的领导人几乎都是汉人。汉族移民有多种，其中兵团移民尤其令原住民感到不舒服，这是压制和不信任的公开表现。至于说同化，只举一件即可窥看一斑。比如2002年5月20日新疆《喀什日报》上说新疆当局於5月14日一次烧毁了维语书籍730种，其中包括《匈奴简史》128本，维吾尔族《手工艺手冊》3200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像这样打着反恐名义毁掉民族文化之实的做法，十足以增加仇恨。
在这种情形下，原住民难免不把与统治者同一族群的普通民众也当成撒气的对象，这也是七．五新疆事件最令人痛心的地方。从官方公布的族别人数来看，大部分为汉族民众，其死状之惨，的确令人发指。但更严重的问题在于，从韶关事件到新疆事件有十天之久，维汉矛盾也非一日，加之官方的监控系统非常严密，不可能不知道新疆将发生的惨剧。事实上，有许多民众也在质疑官方对汉民保护不力，甚至是有意出事，好借机转移视线。在开始游行到出现惨剧的五个小时里官方也没有拿出像样的保护措施，来阻止维汉冲突惨剧的发生，这是非常不好解释的行为。但鉴于官方长于谋略，"不差人"也是他们历来的驭民策略（想一想毛泽东的"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教导），深谙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为己所用，并着力遮盖真相，所以互斗制衡的驭民术，才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解释他们这样的"反常"行为。基于如上判断，我要说的是，维汉普通民众，都是真正的受害者，而那些维汉中的政府高官才是真正的受益者。
三：民主自治
抽象地看，民族自治是解决民族矛盾非常有效的一个办法。但任何办法要达致实际效果，必须要有与其配套的制度大环境，否则便会流于空洞无用。在中央极权和专制制度下，民族自治根本无法实现，所以官方才会把达赖喇嘛从来都只主张真正的民族自治的意见，也视作分裂国家，因为他们无意真正实现达赖喇嘛所提出的民族自治。如果按此实现的话，那么必须进行相应的民主自由政治改革，官方并无此意，故只有污其为分裂了事。
众所周知，四九年后的民族政策沿袭苏联民族政策的做法，人为分成五十六个民族。这种分而治之的做法，当然可以让被分治的人或者族群不能容易团结起来，共同对付官方以提高议价能力。但是药三分毒，何况苏联这种人为错谬甚多的民族政策。这种人为划分民族、增加族群认同，但又或明或暗地打压的做法，这是四处不讨好的笨办法。不少汉族人觉得官方姑息少数民族，因此汉族沙文主义的叫嚣言论并不少见；反之，许多少数民族觉得你对我们的帮助是口惠而实不至，甚至还趁机掠走本该属于我们的资源。因此可以说，无论是汉人还是少数民族都抱怨官方政策之不公，弄得官方左右为难。但官方由于政策的僵化、专制的傲慢、思维的呆板，已很难接受改革的新思维，所以他们可以短时期内"维稳"，但长期来讲，各族群的利益冲突是个绝对不容回避的现实，弄不好就是个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世界上的国家大多面临族群如何和谐共处的问题，处理族群利益纷争和文化、宗教上的分歧，有许多好的办法可资借鉴。美国只有亚裔、非裔等之别，但都属美国人，在宪法和公民权利的保障方面，所有美国人无论是何族裔，均一视同仁，这是消弥双方因不平等的权利而产生鸿沟的最佳办法。中国只有取消苏联政策的老套路，走全民在权利上一视同仁的民主自治之法--在我看来，多方比较，民主自由才是解决中国诸多问题的最优选择--才能最终在较大程度上解决族群裂痕，因为新疆事件与其说是民族冲突，毋宁说更是一桩事涉维汉双方普通民众的人权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