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唐荆陵先生，最近重庆掀起的这个打黑运动得到了很多老百姓的拥护，这个黑社会的势力是不是除了重庆之外，在全国也有蔓延的趋势呢？"
唐荆陵："黑社会在中国的扩张其实不单单只是在重庆或者是在东北，这应该讲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了。就是因为整个国家权力在毛泽东时代那个国家权力是一个权能政府的时代嘛，它会在所有的领域里都以那个强有力的姿态存在，那个时候黑社会的空间就被它们占据了，黑社会就没有空间存在了。但是在邓小平搞改革之后，整个权力系统在某些领域退出了，退出了就形成了一个短暂的权利真空，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形成健康的权利结构和健康的社会组织的话，那么可能一些不太正常的社会组织我认为就能够生存发展。像在中国当前的格局下，我认为跟毛泽东时代有点儿像。一方面政府是一个超强的政府，人民是一个弱的人民。民间社会的发展，就说正常的民间社会的发展又是被压抑的，那种政治格局呀更有利于黑社会的形成，并且它在某种程度上黑社会通过跟官方人物的合作，成为官方人物统治的另外一个代理渠道，那么他就可能更容易获得生存手段。在今天中国现在已经被打出的几个大案，像东北的，包含这次重庆的就是几个被挖出来的大案，当然这个挖出来的不是说就只有这几个大案，而是说只有这几个大案把它挖了，挖出来的这几个大案都有这个特征，一般都是有政治的权势人物给他提供保护伞的，就是有政府的高官给他们做背景的。实际上这个黑社会不但在比较高的层面上存在，在小的层面上也存在的。如果我们看一下早期的一个很有名的案例，就是像那个山西胡文海案件，它实际上讲的是一个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基层政权它跟当地的黑恶势力互相勾结，然后维持他不公平的统治嘛。然后黑社会可以在这个过程从中取得利益，这个局面它不单单是在大城市才存在的，其实在小小的村庄也存在的。"
记者："曾宁先生你觉得黑社会势力沉渣泛起的原因何在呢？"
曾宁："这个黑污势力或者说黑社会它之所以赖以生存并且呢得以壮大，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它是利益驱使；就是他为了获取，为了攫取巨额的经济上的利益，这样的经济利益上的驱动，那么就很容易的让它发芽。同时他要发展和壮大的话呢，他必须要有权利的保障，也就是说必须有保护伞。那么在权贵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权力和资本紧密的结合，甚至可以说是狼狈为奸，所以有一部分胆大妄为的或者说无法无天的商人，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他很容易和权力尤其是司法部门的权力勾结在一起，相互利用，权钱交易，形成一种权利之间的利益共同体。所以中国这几年的黑恶势力之所以在最近这个时期以来越演越烈我想的话是和整个中国社会这种不健康、不健全的、权贵化的这种市场经济的改变方向是有直接联系的。"
记者："唐荆陵先生，怎么样来扼制这种黑恶事件？ 是司法独立还是公民监督？怎么样来扼制这个？"
唐荆陵："司法独立是其中一个要素吧，它不见得是一个充分的解决条件，当然如果能够有独立的司法条件，这意味着这个国家在政治上它会更加可靠一点。我认为黑社会它能广泛存在跟政府在整个社会里仍然处在一个很强势的地位，然后正常的民间组织得不到发育和发达的这样一个局面下，黑社会就容易存在。因为黑社会是一种不向社会公众公开的一种面目，同时又会处在中间地位上，就是说政府和人民之间，主要是通过坏的方式来敛财，然后呢偶尔也做一些社会上看得过去的事情，或者他们存在一种看起来比较正常的方式存在。它可能是去从事一些普通的商业，但是它的经营手法又是很垄断性的，跟暴利相结合的。那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还是需要靠民间正常组织的发育而且能够服务于公民的，公民同时又能有足够的权力来监督和抗衡政府，要靠这样一个社会的机制和形成黑社会的机会才会减少。"
记者："曾宁先生，你觉得扼制黑社会势力的蔓延关键在什么地方呢？"
曾宁："如果继续沿用毛泽东式的那样一种解决黑恶势力，完全铲除黑恶势力靠‘乌托邦式'的那种理想信念来凝聚中国人的人心、民心，靠那种方法我想是完全走不通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我想就要走整个中国社会朝着公民社会的这个方向，进一步朝着民主和法制的道路演进下去，尤其要强调法制，但是要强调法制的同时又离不开要谈到民主。所以的话，最终要根本解决已经客观存在并且越演越烈，已经成型发展壮大的这个黑恶势力要想解决它，我想还是要靠民主和法制的这个建设。作为国家政权的话，可以从这个制度的层面上来尽量的健全现有的这种社会制度，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使得黑恶势力它的产生非常困难，尽量地杜绝黑恶势力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