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10-01 14:15:46作者：杨建利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已经建政60年了。60年大庆又成了中国天字第一号的国事。与去年的奥运一样，当政者的大party需要在戒严或半戒严的状态下进行。这个在任何时期都以人民为敌的政权，内心永远无法克服失去权力的恐惧。
在当今世界的和平国际环境下，集形式主义之大成的浩大阅兵其实是专制权力对民众的蛮横示威。然而，这种示威并不能掩饰专制权力的内在虚弱，而民众对于整齐划一的画面，也不再具有神圣感。宏大的场面与故作庄严的强调背后，是一种完全与时代脱节的荒诞，而这种荒诞也正是60年极权政治的一个侧影。
任何政权都免不了被人们议论评说。一个政权，假如一方面不经纳税人任何形式的许可毫无节制地挥霍纳税人的钱搞庆典，另一方面却在防民如盗贼的恐惧中狂欢，那么它就激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去评价去预测。
对任何事物评价都需要参照系，对中共政权评价更加需要有力的分析工具，不然，当政者及其附庸可以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语言，混乱视听，混水摸鱼，许多不善思考的人们又会被搞得思维不清，混水摸不着鱼。我试着用四个坐标系对中共政权做一个简要的评价，它们是中国历史的坐标系，国际发展的坐标系，中共当政自身60 年的坐标系，以及纳税人与政府关系的坐标系。
首先来看第一个坐标系。虽然中共用武力推翻的国民党政权是威权统治，但是中华民国时期，经济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政治上有一定的言论空间，有相当数量的私办报刊，有鲁迅们，有民盟们的存在。
中共暴力革命的胜利，把这些全部消灭了。中共用武力剥夺了所有的私有财产，建立了全权式的名义属于全民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用暴力和残酷的政治斗争消灭了所有的私人和社会组织，消灭了所有的鲁迅们和民盟们。其中，中国人为此而付出的生命、财产、生活、文化、宗教、环境、道德的代价须罄竹来书，恐罄竹难书。中共前30年阶级斗争挂帅的统治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以马恩为意识形态以列斯毛为具体实践的统治合法性在人民的长年的饥寒交迫和反覆的政治惶恐中丧失殆尽。于是就有了经济改革。
改革是中共政权前30年和后30年的分水岭。中共官方宣传60年的调子也是以这个为分水岭定的。那么，经济改革到底改了什么呢或者试图改什么呢？简单地地说，经济改革改的以及要改的无非就是中共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从而回覆到民国时期的经济体制，或曰，复辟资本主义。由于改革是从“公有制”开始的，主导改革的权力又不受限制，中国的经济远远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市场化状态，以土地权为核心的私有产权问题成为死结，更不用说政治上的自由状态远远还没有回覆到“解放前”的水平。而60年来中华民国硕果仅存的台湾，建立了法治化的资本主义，从威权走向了完全民主。中共的建政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进步还是一个倒退，难道还不清楚吗？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呢？套用目前流行的一句话，这不是胡折腾吗？只不过，面对着中国人为此而付出的惨痛的代价，一句“胡折腾”显得太轻薄了。
人们常说，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太腐败。当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疑是它失去政权的原因之一，然而与中共目前的腐败相比，可谓九牛一毛。这里有一个推理方法可以证明，中国历代政权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中共政权。你可以容易想见，在冷兵器时代，在百姓可以轻易靠砍树打铁武装起来就可以与官府的武装进行抗衡的时代，在一个县府只有几十个兵丁保卫的时代，百姓能允许他们县老爷像今天中共的书记、市长、县长们这样欺民以呈作威作福腐化败坏吗？虽然，那时的老百姓同样不享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使他们可以制衡官府，但是普遍原始的武装技术状态给了百姓赫阻官府恶行的潜在能力。而当今世界武装技术的状态让百姓几乎丧失了这个潜能，在中国更是如此。（正因为此，在当今时代，民主的制度比以往更加重要和根本，早在1948年英国记者奥威尔就在其政治预言小说《1984》立预言了高科技时代专制的严酷性。）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中共政权的统治时期是民众对官府既无技术制衡也无制度制衡的唯一时期，所以中共政权的残酷和腐败程度是历代政权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中共政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倒退性和落后性立辨清晰。
除了做纵向比较，我们还可以做横向比较，这就是用国际发展的坐标系来分析。有人说，中共在中国当政60年，中国有很多发展，“解放前”的中国人“点煤油灯，坐独轮车”，而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中国人不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有了千里眼万里耳（电视，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等）。但是，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上又有哪些国家没有经过同样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呢？西欧和美日等老牌发达国家就不用说了，较有可比性的，二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没有相应的发展吗？这些国家之所以比西方民主国家发展的差的原因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认为必须坚持的东西吗（中国的宪法前言所坚称的坚持马列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具有可比性的是台湾，香港和澳门，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行评价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哪些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哪些是某种政治力量的推动的结果或者反结果。我们要避免“一个今年60岁的中国人因为他从一个婴儿发展成了一个成熟的人而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笑话。我们需要追问这样的问题：这个60岁的人是不是可以更健康，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更加美好和完善。为此，我们必须从中共当政60年自身历史的坐标系来分析和评价。
从暴力剥夺私有财产到在暴力的保障下的中饱私囊的“私有化”
中共政权把世界历史上所谓的左和右的错误和罪行都犯了，但是在60年的任何一个时刻中共都宣称自己正确的。错的时候是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时候就更加正确而且伟大。翻开60年来的人民日报，前后对照着看，你就可以发现，中共几乎每一天都在犯着错误甚至罪行，但是，每次中共都以改正所谓以前的错误或罪行而重新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当政者从来只字不提造成错误的根本原因，似乎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自己不是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新的权贵继承老的权贵的“公司”和“品牌”、“公司”的财产、“公司”的特权以及一切其它好处，但是“公司”所欠的债务一笔勾销从来不还，受害者被迫放弃追究的权利，甚至还要感谢新的权贵，甚至莫名其妙地还要怀念老权贵，因为他们创立这个伟大的“公司”。这样的戏码在过去的60年中一次又一次重演，难怪人们说世界最好的生意就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做中国共产党的官。
有些人常说，60年我们中国强大了。到底是谁强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比）？是政府还是人民。经济学家程晓农先生最近根据中国的官方数字算了一笔账。从 1957年至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10%，而占中国人口85%的农村和城镇低收入住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增长 3.3%，这些人口2007年平均每人每天生活消费1.16元，而2005年的世界银行为世界贫困人口确定的标准是每天生活消费低于1.25美元。到底是谁强大了？
我们再来看看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的这个坐标系。任何政府都是纳税人供养的为纳税人提供公共品的，由此而来，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纳税人天然地拥有规范政府行为的权利，政府有天然地接受这些规范的义务。比如说：政府花钱要经纳税人或纳税人的代表同意而且过程要透明；政府要维持治安、提供司法服务和维护司法公正，政府要提供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提供和维护公共设施；政府不能侵犯私人领域，不能侵害人权；纳税人有权更换政府，尤其是在政府犯了错误或罪行的情况下，等等。任何一个纳税人，只要按照纳税人对政府的合理要求列出一个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政府不应该做什么的单子，比照着60年来的中共政权看看，他马上就会发现，中共政权60年来，只能算是一个强制集团，或曰强盗当政集团，根本算不上是纳税人的政府。换话说，中共政权和中国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是没有合法性的。
人们在评价中共政权的时候常常犯一个观念错误，认为不管怎么样中国人毕竟有那么个政府，维持了一定的秩序，社会也有一定的发展，聊胜于无吗。但是，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政府，中共政权不允许纳税人做选择，60年来中共政权使中国人丧失了拥有更好政府的机会。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机会成本，举例讲，一栋房子按照市场价可以租出1000元的月租，假如空闲着，表面上看去房子的主人没有支出什么，而事实上他付出了每月1000元的机会成本，从经济账（不是会计账）上算，他的损失是1000元。假如这栋房子租出100元的月租，房主就说“有100元的收入，总比没有强吧”，那么这个经济账就算错了，因为他其实每月付出了900元的机会成本。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60年因为不能选择新政府，到底付出多少机会成本呢？更何况，60年来我们的“房子”常常不仅毫无“收入”还要“倒贴钱”。我们来看看这60年吧。中共政权在过去的 60年中，施行了中国历史上对私有财产最残酷的剥夺，制造了过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最血腥的内乱，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非自然灾害引起的（虽然它一直被称为“自然灾害”）最悲惨的大饥荒，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数量最多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冤假错案并继续制造着冤狱，制造了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文化、历史文物、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最野蛮的摧残，实施了中国历史上对学生运动最臭名昭著的镇压，创造了并继续扩张着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僚腐败。
中共政权60年，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怪胎，致使学者由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形态而总结出来了分类和定义已经不能很好概括它的性质，任何一个名称，极权，威权，右翼专制，左翼专制，后极权，等等，盖在中共政权身上都捉襟见肘。在人们没有总结出来准确而又被广泛接受的名称之前，我们不妨稍费笔墨直接把中共政权描述出来：当今的中共政权是，经济上掠夺性的，集左、右翼专制的统治技巧于一身的，官僚集团黑社会化的，无意识形态羁绊没有底线的实用主义但在政治上处于守势的，实施警察国家控制的一党专政的政权。
60年来，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敌人，国内的或国外的，想像的或真实的，不是已经证明当时就是正确的或者是比中共更正确的，就是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从60年前中共对大多数民众的成功欺骗，到今天民间对政治的厌恶和冷漠，表明共产极权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观念已成为越来越强大的观念潮流。中共政权之下，权力的腐败侵蚀所有的社会肌体，权力的每一个触角都在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侵权的直接后果是民众维权及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政府对付维权的手段是加强绝对的权力控制，这便构成一个恶性循环，但随着半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社会的觉醒，在恶性循环中形成的超强权力控制并不能达到永保权力的目的，而只会使权力时时刻刻处在神经紧张的疲劳状态，而专制政权无论多么强大和实用，它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它无法收买社会成员的多数，因此，无论用多长时间构筑的超级专制机器，最终都逃避不了被瓦解的命运。
（2009年9月29日）
在当今世界的和平国际环境下，集形式主义之大成的浩大阅兵其实是专制权力对民众的蛮横示威。然而，这种示威并不能掩饰专制权力的内在虚弱，而民众对于整齐划一的画面，也不再具有神圣感。宏大的场面与故作庄严的强调背后，是一种完全与时代脱节的荒诞，而这种荒诞也正是60年极权政治的一个侧影。
任何政权都免不了被人们议论评说。一个政权，假如一方面不经纳税人任何形式的许可毫无节制地挥霍纳税人的钱搞庆典，另一方面却在防民如盗贼的恐惧中狂欢，那么它就激起人们更大的兴趣去评价去预测。
对任何事物评价都需要参照系，对中共政权评价更加需要有力的分析工具，不然，当政者及其附庸可以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和语言，混乱视听，混水摸鱼，许多不善思考的人们又会被搞得思维不清，混水摸不着鱼。我试着用四个坐标系对中共政权做一个简要的评价，它们是中国历史的坐标系，国际发展的坐标系，中共当政自身60 年的坐标系，以及纳税人与政府关系的坐标系。
首先来看第一个坐标系。虽然中共用武力推翻的国民党政权是威权统治，但是中华民国时期，经济是私有制的市场经济，政治上有一定的言论空间，有相当数量的私办报刊，有鲁迅们，有民盟们的存在。
中共暴力革命的胜利，把这些全部消灭了。中共用武力剥夺了所有的私有财产，建立了全权式的名义属于全民的公有制计划经济，用暴力和残酷的政治斗争消灭了所有的私人和社会组织，消灭了所有的鲁迅们和民盟们。其中，中国人为此而付出的生命、财产、生活、文化、宗教、环境、道德的代价须罄竹来书，恐罄竹难书。中共前30年阶级斗争挂帅的统治把中国的经济推向了崩溃的边缘，以马恩为意识形态以列斯毛为具体实践的统治合法性在人民的长年的饥寒交迫和反覆的政治惶恐中丧失殆尽。于是就有了经济改革。
改革是中共政权前30年和后30年的分水岭。中共官方宣传60年的调子也是以这个为分水岭定的。那么，经济改革到底改了什么呢或者试图改什么呢？简单地地说，经济改革改的以及要改的无非就是中共用暴力革命手段建立起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从而回覆到民国时期的经济体制，或曰，复辟资本主义。由于改革是从“公有制”开始的，主导改革的权力又不受限制，中国的经济远远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的市场化状态，以土地权为核心的私有产权问题成为死结，更不用说政治上的自由状态远远还没有回覆到“解放前”的水平。而60年来中华民国硕果仅存的台湾，建立了法治化的资本主义，从威权走向了完全民主。中共的建政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进步还是一个倒退，难道还不清楚吗？早知今天何必当初呢？套用目前流行的一句话，这不是胡折腾吗？只不过，面对着中国人为此而付出的惨痛的代价，一句“胡折腾”显得太轻薄了。
人们常说，中共革命胜利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太腐败。当年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疑是它失去政权的原因之一，然而与中共目前的腐败相比，可谓九牛一毛。这里有一个推理方法可以证明，中国历代政权的腐败程度远远低于中共政权。你可以容易想见，在冷兵器时代，在百姓可以轻易靠砍树打铁武装起来就可以与官府的武装进行抗衡的时代，在一个县府只有几十个兵丁保卫的时代，百姓能允许他们县老爷像今天中共的书记、市长、县长们这样欺民以呈作威作福腐化败坏吗？虽然，那时的老百姓同样不享有良好的政治制度使他们可以制衡官府，但是普遍原始的武装技术状态给了百姓赫阻官府恶行的潜在能力。而当今世界武装技术的状态让百姓几乎丧失了这个潜能，在中国更是如此。（正因为此，在当今时代，民主的制度比以往更加重要和根本，早在1948年英国记者奥威尔就在其政治预言小说《1984》立预言了高科技时代专制的严酷性。）换句话说，在中国历史上，中共政权的统治时期是民众对官府既无技术制衡也无制度制衡的唯一时期，所以中共政权的残酷和腐败程度是历代政权都无法望其项背的。
中共政权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的倒退性和落后性立辨清晰。
除了做纵向比较，我们还可以做横向比较，这就是用国际发展的坐标系来分析。有人说，中共在中国当政60年，中国有很多发展，“解放前”的中国人“点煤油灯，坐独轮车”，而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现在中国人不仅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而且有了千里眼万里耳（电视，电脑、互联网和手机等）。但是，在过去的60年里，世界上又有哪些国家没有经过同样的物质文明的发展呢？西欧和美日等老牌发达国家就不用说了，较有可比性的，二战后的共产主义国家没有相应的发展吗？这些国家之所以比西方民主国家发展的差的原因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所认为必须坚持的东西吗（中国的宪法前言所坚称的坚持马列主义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最具有可比性的是台湾，香港和澳门，他们可以说是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新中国。在对一个国家的发展进行评价的时候，一定要分清哪些是自然发展的结果，哪些是某种政治力量的推动的结果或者反结果。我们要避免“一个今年60岁的中国人因为他从一个婴儿发展成了一个成熟的人而感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样的笑话。我们需要追问这样的问题：这个60岁的人是不是可以更健康，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可以更加美好和完善。为此，我们必须从中共当政60年自身历史的坐标系来分析和评价。
从暴力剥夺私有财产到在暴力的保障下的中饱私囊的“私有化”
中共政权把世界历史上所谓的左和右的错误和罪行都犯了，但是在60年的任何一个时刻中共都宣称自己正确的。错的时候是正确的，改正错误的时候就更加正确而且伟大。翻开60年来的人民日报，前后对照着看，你就可以发现，中共几乎每一天都在犯着错误甚至罪行，但是，每次中共都以改正所谓以前的错误或罪行而重新获得其统治的合法性，但是当政者从来只字不提造成错误的根本原因，似乎犯错误的不是他们自己不是共产党。一次又一次，新的权贵继承老的权贵的“公司”和“品牌”、“公司”的财产、“公司”的特权以及一切其它好处，但是“公司”所欠的债务一笔勾销从来不还，受害者被迫放弃追究的权利，甚至还要感谢新的权贵，甚至莫名其妙地还要怀念老权贵，因为他们创立这个伟大的“公司”。这样的戏码在过去的60年中一次又一次重演，难怪人们说世界最好的生意就是“中国共产党”，世界上最好的工作就是做中国共产党的官。
有些人常说，60年我们中国强大了。到底是谁强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比）？是政府还是人民。经济学家程晓农先生最近根据中国的官方数字算了一笔账。从 1957年至2007年，扣除通货膨胀，中国的GDP平均每年增长10%，而占中国人口85%的农村和城镇低收入住民的生活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增长 3.3%，这些人口2007年平均每人每天生活消费1.16元，而2005年的世界银行为世界贫困人口确定的标准是每天生活消费低于1.25美元。到底是谁强大了？
我们再来看看纳税人和政府的关系的这个坐标系。任何政府都是纳税人供养的为纳税人提供公共品的，由此而来，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是主人与仆人的关系。纳税人天然地拥有规范政府行为的权利，政府有天然地接受这些规范的义务。比如说：政府花钱要经纳税人或纳税人的代表同意而且过程要透明；政府要维持治安、提供司法服务和维护司法公正，政府要提供公共教育，公共卫生，提供和维护公共设施；政府不能侵犯私人领域，不能侵害人权；纳税人有权更换政府，尤其是在政府犯了错误或罪行的情况下，等等。任何一个纳税人，只要按照纳税人对政府的合理要求列出一个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政府不应该做什么的单子，比照着60年来的中共政权看看，他马上就会发现，中共政权60年来，只能算是一个强制集团，或曰强盗当政集团，根本算不上是纳税人的政府。换话说，中共政权和中国纳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正常的，是没有合法性的。
人们在评价中共政权的时候常常犯一个观念错误，认为不管怎么样中国人毕竟有那么个政府，维持了一定的秩序，社会也有一定的发展，聊胜于无吗。但是，在任何一个时期任何一个地方只能有一个政府，中共政权不允许纳税人做选择，60年来中共政权使中国人丧失了拥有更好政府的机会。在经济学里有一个概念叫做机会成本，举例讲，一栋房子按照市场价可以租出1000元的月租，假如空闲着，表面上看去房子的主人没有支出什么，而事实上他付出了每月1000元的机会成本，从经济账（不是会计账）上算，他的损失是1000元。假如这栋房子租出100元的月租，房主就说“有100元的收入，总比没有强吧”，那么这个经济账就算错了，因为他其实每月付出了900元的机会成本。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60年因为不能选择新政府，到底付出多少机会成本呢？更何况，60年来我们的“房子”常常不仅毫无“收入”还要“倒贴钱”。我们来看看这60年吧。中共政权在过去的 60年中，施行了中国历史上对私有财产最残酷的剥夺，制造了过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最血腥的内乱，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非自然灾害引起的（虽然它一直被称为“自然灾害”）最悲惨的大饥荒，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数量最多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冤假错案并继续制造着冤狱，制造了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文化、历史文物、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最野蛮的摧残，实施了中国历史上对学生运动最臭名昭著的镇压，创造了并继续扩张着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僚腐败。
中共政权60年，已经成为世界历史上的一个怪胎，致使学者由世界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政府形态而总结出来了分类和定义已经不能很好概括它的性质，任何一个名称，极权，威权，右翼专制，左翼专制，后极权，等等，盖在中共政权身上都捉襟见肘。在人们没有总结出来准确而又被广泛接受的名称之前，我们不妨稍费笔墨直接把中共政权描述出来：当今的中共政权是，经济上掠夺性的，集左、右翼专制的统治技巧于一身的，官僚集团黑社会化的，无意识形态羁绊没有底线的实用主义但在政治上处于守势的，实施警察国家控制的一党专政的政权。
60年来，中共在不同时期的敌人，国内的或国外的，想像的或真实的，不是已经证明当时就是正确的或者是比中共更正确的，就是已经走到或者正在走向历史正确的一边。从60年前中共对大多数民众的成功欺骗，到今天民间对政治的厌恶和冷漠，表明共产极权意识形态的彻底破产，自由、民主、法治、人权观念已成为越来越强大的观念潮流。中共政权之下，权力的腐败侵蚀所有的社会肌体，权力的每一个触角都在侵犯公民的基本权利，侵权的直接后果是民众维权及权利意识的觉醒，而政府对付维权的手段是加强绝对的权力控制，这便构成一个恶性循环，但随着半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民间社会的觉醒，在恶性循环中形成的超强权力控制并不能达到永保权力的目的，而只会使权力时时刻刻处在神经紧张的疲劳状态，而专制政权无论多么强大和实用，它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它无法收买社会成员的多数，因此，无论用多长时间构筑的超级专制机器，最终都逃避不了被瓦解的命运。
（2009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