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乡镇集团」
─底层政治低效率写真
南匈奴
在中国，「集团」一词不再全面贬义化。邓时代钦定的「林彪、四人帮反党集团」之类的术语在生活中全然消失，即便是在刑事方面常用的「流氓集团」之类也被「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词语所替代。不惟如此，「集团」一词正在褒义化，如不少企业要组成「集团公司」，军队公开信息里的「集团军」成为其强大的一个象征符号，更有体制内学者撰文，谏议中共高层承认「利益集团」的存在。
中国的「乡镇集团」作为改革时代的一个特殊利益阶层，也逐渐争取到了话语权。比方说，他们强烈要求废除信访制度，以便免于在敏感政治时期疲于奔命；再比方说，对于撤乡并镇带来的利益减损，他们毫不隐讳地对中央媒体表达自己的不满。
乡镇？在麻将桌上！
取消农业税和撤并乡镇两项改革措施，是胡温政治里少有的成果。由于这两项改革，乡镇的事权大大缩小，再加上财政所与土地所的上级直管，乡镇人员超编现象普遍出现。就全国平均水平看（除新疆、西藏、内蒙三大自治区外），乡镇员额超编达百分之三百。为了节省水电暖等必要的办公费，全国百分之七十的乡镇实行轮流上班，一般情况下是上一天、歇三天，也可以集中起来半年一歇。不过，在歇班期间遇到特殊情况如截访或重要节日值班，就要中断休假。
不仅全额超员，乡镇的镇长与书记之职数亦严重超编。实在安排不下，就用一个括号表明在职人「享受正（或副）乡级待遇」。当然，中国的「括号政治」不仅在乡镇存在，在许多上层机关亦有之，以至于正式公布的高官简历也特别说该人在何年限内曾任「正部级副部长」。乡镇镇长、书记正副两级职数超编高达百分之五百，是全员超编水平的一点六倍多。
乡镇干部百分之八十住在县城里，拿干薪几乎不干活的生活确乎「神仙过的日子」。这种生存状态是四线城市麻将馆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几乎每个中档及以上的麻将馆里都有乡镇干部在那里常玩。村里百姓有时找乡镇干部开个证明或解决邻里纠纷等小事，就不得不到麻将馆里去找人。因此，「乡镇在麻将馆里」的说法就不胫而走。
不满？源于腐败机会不均等！
乡镇干部的工资收入并不算高，碰上县里财政困难，拨给的经费勉强达到计划的一半。如《瞭望东方周刊》进行调查的辽宁省双辽市的向阳乡，每年行政开支五十万元，县财政只拨二十五万元，剩下的缺口，就要「靠自己张罗」来弥补。现任该乡的党委书记谭成刚坦率地告诉了记者实情。
据专事研究中国底层政治运行机制的民间学者调查，乡镇的超额开支由两大部分构成：一是，公款吃喝，名为招待上级检查而设客饭，实际上绝大部分是乡镇干部在岗时的午饭酒席开支，这部分约占超支的百分之四十；二是，由于乡镇干部大多住在县城，交通工具的油修两项开支比较大，除了镇长与书记的两部专车外，其余干部可按级别靠「内部掌握」的标准非全额报销，这部分约占超支的百分之三十。即便是如此优渥的条件，大多数乡镇干部对共产党还是十分不满，认为自己是腐败的受害者，尽管他们本身也是共产党员，也有腐败行为。如湖北省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县级市，任地处偏远乡镇的纪检书记（副乡级）一年报销了六万余元的饭费条子，他还是不满，说：「吃孙喝孙，不谢孙。」
谁是他的「孙子」？显然是共产党，或曰共产党政权。他又何以不满呢？因为乡镇两位一把手（镇长与书记）每年专车开支就六、七万，「平均一天接近二百了！」纪检书记忿忿不平的说，「我自己开破面包（车）上班，压在手里三千多块钱的油钱不给报了！」
日子？在跑动中想法儿！
乡镇干部若要晋升到县里任职，或凭关系或凭年资。凭关系必须花一笔钱，才能达到目的。但是，绝大多数乡镇官员，即便是有现职的副乡长、副书记，一般都不再企望升职，而是转而谋求经济利益。
乡镇干部谋取职务外不违法收入的方式，大体有三种；一是，靠乡镇工作关系与县里机关的熟识，代乡村有钱人（一般是小业主）「跑事儿」，如疏通环保与技术监督方面的关系，从中收取些好处费；二是，利用与乡村企业熟识或许还帮过忙的关系，自己干点跑合同的商业事务，从中拿些提成；第三，是自己开摊或大或小的生意，并把主要精力放在该方面。陕西延安地区一个县的调查表明：县城里百分之三十的中档饭馆投资人是乡镇干部，土特产经营公司里有乡镇干部入股的达到一半以上。后一种情况表明：乡镇干部可以方便地利用工作关系，在农村赊购农副产品。
一些乡镇干部本来就是县里机关下去找升迁机会的，一旦升迁无望就很快过上拿干薪的日子，在县城里开个生意。有些关系与胆量的，甚至可以开办涉黄的桑拿浴与洗头房。由于他们熟知黄色消费市场并能从乡村人脉资源中挖到消费力，所以黄色交易的价格要比「正规」的场所（如宾馆附属桑拿中心）低百分之三十到五十。乡镇干部本身就是黄色服务消费群已是不争的事实，曾轰动一时的邓玉娇防卫过当刺人案足以证明。
换位？请胡锦涛当乡长！
中国政治自古以来就担心县以下出现政治混乱，力求以乡绅农民自治为平衡，所谓吏不下县是也。但是，共产党在一边高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的同时，把自己打扮成了神仙。乡镇政权的设立，最终使之成为一个上害国政、下妨百姓的利益集团。现在，北京权力核心层已经无法应付，只好选择财政控制的方法，即将原来的国省市县乡五级财政削为国省县三级。
至于是否可实质性地控制乡镇开支，一位从镇司法所长职务上提前退下来、自开麻将馆的干部说：「共产党也不是神仙！它不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管得了。你让胡锦涛当半年乡长，他一样脑袋大了，他一样欠饭馆里的账。」这位所长所在的乡政府已经第十次被当地饭馆告上法庭，被诉求归还十年来所欠饭费一百余万元。告状人告了五年，至今没任何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