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共产党员、外语系李主任，在共产党监狱囚禁五年之后才放出来，原来当初宣布他是苏修特务的电文是他的政治上的敌手玩的花招。他被释放之初，军、工宣队头目在会议上告诫大家不得与他亲近，后来被安排了个有名无实的职务，还受排挤。最后他回到黑龙江故里，当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书记。他不再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首长，而是经过身心受难变得更加通达人情的人。后来，每次因公进京都来西郊过访，杯酒言欢。也不妨说，"坏事可以变成好事。"
安大真正的新闻人物是我当年的学生汪崇德。他阶级出身好，文革中的极左表现深得军、工宣队欢心。毕业分配时，他经大力推荐进入总参二部，从事情报工作。后来，被派到驻非洲某国大使馆武官处工作。他异想天开，给该国政府写了一封信，申请政治避难。该国政府一向仰仗北京的经济支援，理所当然把他的信交给大使馆。他奉召"回国述职"，同行的有四名同僚，搭乘的是瑞士航班。这位军事情报官员发挥特长，避开四位押送者的耳目，把一纸政治避难的申请送到机长手中。班机在日内瓦着陆后，瑞士安全人员登机，把藏身厕所的中国军事情报官员领走。无奈瑞士政府用不上他的"专长"，又没有第三国肯接受他，这位当年的红卫兵风云人物成为流落日内瓦街头的难民。
我常想到北大荒。我纳闷儿，不知道那个好心的李队长的下落如何。他是否由于表现软弱受到处分，或者因为他不适于当狱卒而重新分配工作？不过，十之八九，他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和妻子儿女、甚至孙男孙女，还有乡亲们，在一起生活，其乐融融。他充满爱心，也必然受人爱戴。在这个越来越小的世界上，有朝一日我未尝不会和他"狭路相逢"。我一定会本能地拥抱他，称呼他"我的弟兄"。葛队长是用更加严峻的材料制成的，符合一个优秀公安干警的要求。然而他从来没有滥用职权，从来没有打骂教养人员。他是一个模范的执法人员，而这在红卫兵和工宣队师傅中却是罕见的。难友李大夫于六十年代初回到北京，在街道上半私营的联合诊所工作。文革期间，他又被开革，流浪街头。文革结束后重返联合诊所，后来又莫名其妙地再次被送劳教。再次获释后，他终于告别他热爱的北京，首途赴美，继续进行他对"集中营热"的独特研究，在这方面他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和经验。
我也不忘清河劳改农场。那位让我们借用他的小屋会面的老王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他的继承人也会让探视教养人员的家属借用他的屋子吗？来探视的家属少不了，因为清河仍然是北京市一座人满为患的劳改营。老刘，那位我亲手掩埋的青年书法家，他的浅坟现在被荒草覆盖了吗？或者，他妻子终于从湖南来把他的遗骸运回了家乡？
最后但并非次要的，我难忘高庄，我们的好大夫不时来信增强我的记忆。人民公社解散，农民开始单干之后，鲁大夫来信说："老螃蟹住进了新盖的房子，村子里的人说用的木料是你们的屋子拆下来的。但他还不满足，因为他现在不能靠剥削同村的农民过日子了。人家常听他咒骂新制度，梦想过去的好日子回来，让他‘用党给他的权利喝足吃饱'。村子里的人摆脱了老螃蟹的暴政，愉快地为自身利益而劳动，虽然生活还很贫困。"
小黑子和小水子都"成家立业"，不顾"计划生育"的限制已经快有第二个孩子了。小基贵的命运却大不一样。"孬子出人意料地‘名利双收'，"鲁大夫写道。"有一天，他又突然冲过村口的公路，被一辆卡车压伤，随即送到和县医院诊治。三天以后由同一辆卡车送回高庄，他的左腿没了，拄着一副字杖跳来跳去。他妈伤心死了，号啕大哭，像发了疯似的。三老爹倒挺看得开，说这是‘恶有恶报'。后来卡车司机主动提出赔偿三百元，他大喜若狂，又说这是‘善有善报'，因为他三年前饶了孬子一条命。三百块钱！难以置信的天文数字！压死一条水牛赔偿一千二，压死一个好劳动力赔偿一千。屁用没有的孬子拿他的恶腿换来三百元！做爹的怎能不高兴得心花怒放呢！现在永远残废了，孬子再也不能到处乱跑，给他无事生非了。这笔钱正好用作给小蛋订亲的礼金。"怡楷感到又难过又气愤，但也无可奈何。
鲁大夫来信又提到基贵的新趣闻。"基贵常拄着双拐靠一条腿蹦蹦跳跳来到卫生院，让我处理他截肢手术伤口的炎症。我问他：‘基贵，你挣了三百块钱。你不想用这钱装一条假腿吗？'他的回答是：‘鲁医生，我要一条假腿干啥？别拿我开心。那不是把好钱往水里扔吗？给小蛋当礼金是正经事。'他的话引起我思量，是否经过这次事故和截肢的痛苦，他得到一种休克治疗，把疯狂的恶魔从他身上赶走了。我要继续对他进行密切随访。"又有一条趣闻：基贵来卫生院后往往一瘸一拐地去孙堡街上，和一个年轻的小窑煤矿工人坐到一处。小窑没有安全措施，这工人在一次爆炸事故中炸掉了一条腿。有一次，这位"同病相怜"的难友出钱请他喝杯茶，外加一包花生米，小基贵乐坏了，好像一个以前从来没有得到过玩具的小孩。两个年轻人有时下一盘象棋。一次，孬子居然打败了工人阶级，他高兴得想跳起来，忘了他只剩下一条腿。他得意地说："我有两个好老师，一个小一村，一个李农。"
不难想象，基贵和矿工坐在一起，拐杖靠在各自身旁，活像"工农联盟"的化身。
我们自己如何？怡楷为"改正"提供了一个出乎意料的尾声。1980年9月，新学年开始，她教一班公共英语。后来，春节前几天，她在上课时突然头痛欲裂，恶心呕吐，被学生护送回家。一位医生说是美尼尔氏症，另一位说是神经错乱。最后，首都医院眼科胡大夫诊断是晚期青光眼。怡楷向他请教患病的原因，高龄的老专家问她生活的经历。听完她简单的叙述后，这位慈祥的大夫说："那你还指望什么？多少年来的种种压力必然会使你身体付出某种代价。若是你没有一个坚强的性格，它支持你度过无尽的艰难困苦，那些压力可能会毁掉你的神经系统，或者你的心脏。各地的精神病院住满了文化大革命和其它政治运动的受害者。你来晚了，幸而还不太晚，我一定全力以赴挽救你的双眼。不过我看，你必须从此放弃教学工作，虽然你恢复上课不久。"以后几年中，她的双眼先后动了几次手术，她来美后被确定为 "法定的盲人"，并授予一根盲人拐杖！那是我们三岁的外孙艾里克最喜爱的玩具。
我曾用一句话概括我三十年的"牛鬼"生涯：我归来，我受难，我幸存。但是，肯定不止如此而已。持久的苦难决不仅是消极的忍受，而是一宗支持生命的馈赠。受难像一根绵延不断的线索贯穿生活和历史的戏剧。或许恰恰因为受难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有一个无比重要的地位，所以一部丹麦王子的悲剧，或是杜甫荡气回肠的诗篇，才以人生悲剧的壮丽使我们的灵魂升华。人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受难和从中学习，没有人会徒然受难。或许我们变得明智一些，像孬子基贵一样；或许我们变得谦卑一些，因为亲身体会过农民遭受的那么多贫困和苦难；或许我们从他们对生活无言的信念和对未来的常青的希望中汲取力量。或许，如同一头吃草的牛以支持生命的奶汁回馈牠的养料，一个在苦难的野草上放牧的"牛鬼"同样能够回馈他的养料。
1986年夏，在告别剑桥大学前发表的《从半步桥到剑桥》一文中，我写过："当我再次怀着新的乡思遥望家园，我多么希望：北京的半步桥有朝一日也成为一个文物古迹，点缀一个更新的中国的新的天和新的地，如同复制的威尼斯叹息桥点缀着剑桥！"眼前，半步桥，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依然人丁兴旺。1988年4月，我被一部吉普车押送去劳教的三十周年，承一位在公安部门任职的朋友的盛情，一早从市内开着奔驰轿车前来学院，陪同我和怡楷去旧地重游。春光明媚，我们一路风驰电掣，刚到西直门，忽然间狂风大作，飞沙走石，天昏地暗。难道是天地哀悼我死去的黄金年华？哀悼千百万未能幸存的冤魂？司机放慢了速度，几分钟后风停日出，我们直奔半步桥，但我已经没有"二进宫"的雅兴，只感到"此身虽在堪惊"。下车后，朋友和门口站岗的警卫打了招呼，然后为我拍照留念，身后挂着"北京市监狱"令人不寒而栗的大牌子。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还有待在地平线上出现，但是它的出现是必然的，在并不遥远的将来。
(尾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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