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党营私培植自已的势力
尽管当地官员，有许多人瞧不起薄熙来，连一些乡镇企业的老板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比如大连五湖轧钢厂厂长段世财就议论道，小薄不过是小嫩茬子，三年呆不上，就得灰溜溜地离开大连，因为没几个人真心支持他。但薄熙来绝不退却，他爹告诉他，战争年代，革命江山是靠流血牺牲得来的，实在不易，现在和平环境要想接班，必须从最基层做起，有了政绩，他在京城才好讲活。而薄熙来历经5年监禁，也耳闻目睹了狱中黑暗，狱老大之所以吃得开，除了上面有狱警的支持，就是自已心黑脸皮厚，拳头大。所以还得靠黑老大，给他找一批追随他的死党。他认为社会就是一个扩大了的监狱，各个省市就是带编号的监区，范某邹某是金县这个地盘上的黑老大，他自己是老大上面的红老大，他对黑老大说，有老子摆平，你们还怕出问题？这时的薄熙来熟读《三国演义》，已是诡计多端，两面三刀，八面玲珑，一扫仕途，并无大碍，但黑老大告诉他，目前关健的问题是，尽快培植出一大批能死心塌地替自已卖命的人，为以后干大事做准备。于是，薄熙来不止一次地与小兄弟们讨论以上道理，尔后，在金县各个乡镇大力寻求发现所谓人才，他选中的第一批人有孙世菊，孙广田，王传志，李德和，刘宪茹，白玉祥，车克民，王业滨等，而对凡是与唐启舜陈某良等靠得近的人，都一一记录在本子上，立誓十年后报仇血恨。为了控制这些小兄弟，薄熙来用软硬兼施的两种手法，先故意搞出一些麻烦，让这些人身陷困境，再危难相助，抓住他们的弱点，逼他们感恩戴德，图报卖命。这一着棋与狱老大一样有效。
有一段时间，薄熙来下令大查当地非法集资案，一方面打击了不顺从他的"养猪大王"刘家奎，另一方面牵扯了副县长孙世菊的妹妹，因为农村多年来非法高息揽存情况严重，刘与孙二人都具有代表性，薄熙来下令公安局拘押了刘与孙，吓得孙世菊不得不求情干他，而他又装出义不容辞的神情，亲自替孙的妹姝解围，这样一来，比他大几岁的副县长孙世菊，便从此成了对其死心踏地服务的大姐，无微不至地帮助薄处理日常杂务，俨然成了他的"大管家"。
车克民也是一个被其摘走灵瑰的势力小人。他原为旅顺海军基地的一个志愿兵，文化水平小学六年级，退役后回到金县农村，老婆有点关系，托人求情进了县政府大院工作，因没有计术，只能当食堂厨师与司机，但由于对薄熙来问寒问暖，体贴入微，又开车接送开来，又给薄家烧水做饭，从而博得了主子欢心，一个令，由工转干，成了司机班班长，后来薄又把他送他省市党校进修，提拢成科级处级干部，以至当上了大连国安局党委书记。不过，车克民紧跟薄熙来的家人，象仆人一样全力以赴，没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也很少回家，太太一怒之下与其离婚。
另一个死党的发现，更为荒唐有趣，金县三十堡公社农民传言说，薄熙来有一次下乡路过村边，看到一个赶马车的中年人用崇敬的目光向他行注目礼，这人虽是农民，但身板挺直，目光深远，还穿了一件皱巴巴的西服上衣，于是感觉此人气度不凡，一问名叫孙某田，正中心意，象天子偶与姜太公，立即下令让其先当上了公社党委书记，后又提升为副县长，成了左膀右臂。
有一次，孙某田跑到大连开发区海青街道属下的一个桑那冼浴中心玩，与当地众多腐败官员一样，付费接受了妓女的性服务，不巧被派出所三个警察抓个正着。
开发区原名马桥子村，属金县管辖，但后来分离出去，成为与金县平级的新城，所以警察与孙不相识，就认真地拘留了他，他身为一县之长，又有薄熙来为后台，便大为不服，一边去派出所，一边争吵不休，一个警察朝他肩膀推了几把，还扬言：你咋呼个啥，嫖娼犯法哇！孙县长见了所长，毫不在乎，掏出工作证，使劲地拍在桌子上，大吼一声，老子是副县长！
所长不买账，警察更生气，说：你狂啥，俺这是开发区，你当金县副县长，该俺什么事！你也管不了我们。另一个警察说，嫖娼犯了法，县长也不行，俺们啥也不怕！
孙某田抓起电话，打给薄熙来，正巧他在办公室开会，扔下文件，马上赶到派出所，这下子把派出所长吓傻了，谁不认识薄一波的儿子？电视上天天露脸哩！但是三个警察也很惊讶：领导为什么是非不分。薄熙来不但保住了孙县长，还谎称是自已派孙下去查案的，找小姐是私下谈话。警察问，怎么谈话竟谈到床上，薄熙来大怒，骂警察不知好歹......就这样，从此薄熙来网络了一大批吃喝玩乐的铁哥们。这些人肝胆相照，互相帮助，后来都当上了大官。孙世菊当了市政府秘书长，孙某田当了公安局长兼副市长，李德和当了工商局长，刘宪茹当了税务局书记，车克民当了安全局书记，王业滨当上了监察局长等。
投其所好，建了高尔夫球埸与紫阳楼
由于薄熙来真心实意地保护这批"金县帮"，所以小兄弟们对他死心塌地卖命，为了献忠心，他的部下在金石滩国家级风景旅游区入囗处，修建了开荒牛雕像，表面上是纪念80年代初的第一批拓荒者，但实际上当地人知道，薄熙来1949年出生，署牛，与共和国同龄，他最喜欢牛，上有所重，下有所送，这牛至今还活灵灵地屹立在大海边上。大连金石滩管委会主任王传志深知主子的爱好，自然匠心独运，不惜血本，投其所好，送其所要。
同样，薄熙来对北京高层领导亦极尽阿谀奉承之事，80年代中后期，赵紫阳当国务院总理，他喜欢打高尔夫球，还有许多高干子弟当了老板，也热衷于这一贵族休闭运动，薄熙来为了往上爬，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就鼓动个体户，原在丹东商场卖彩电起家的任运良夫妇，在金石滩圈地创业，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依山傍海的金石高尔夫俱乐部有限公司，并多次邀请王震的儿子王军等达官贵人来此搞各种名目的比赛，还亲自跑到邓小平，赵紫阳等干部家里，低声下气地游说他们成行......他知道邓小平年事已高，力不从心，就在赵紫阳身上打主意，命令金州的手下死党，在海边斥巨资修建一栋豪华的小宾馆，叫"紫阳楼"，他对一个管委会的领导说，小平来不了，总理来也行呀。把上面整明白了，省里市里那些王八蛋，根本不用理！
后来不仅赵紫阳来过，江泽民来过，其它很多中央领导都光临过金石滩，有的休假，有的视察，薄熙来成功地凭借高尔夫球场拉开架式，向上级展示自已的政治才能与开拓精神，不仅争得了国家银行货款十多亿元，用于炒地皮盖大楼修公园，种草植树，大搞形象工程，而且主动向太子党们送项目，工程与利润，感情投资到了位，为日后步步高升做好了准备，尤其是薄熙来的太太谷开来也以律师咨询为名，参与一些项目的论证策划与中介，从中不费吹灰之力，大捞巨额钱财，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他的岳父谷景生则常年免费住在金石淮一家豪华酒店里，由《东北之窗》杂志副总编宋某龙代写所谓《谷景生与一二九运动》，由中共郑州党史研究室提供赞助。吃喝玩乐，怡养天年，名利双收。
建农民铜管乐队，进京造声势
为了让北京的高干们欣赏自已的才能，薄熙来又指令金州德胜乡组织一支农民铜管乐队，一个姓林的所谓农民企业家被其破格重用，政府与企业不惜巨资，从北京请来音乐演奏家手把手地教这些农民操管吹打，又打通大连以至北京新闻界大造舆论，把这支队伍吹得神乎其神，天花乱坠，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薄熙来企图利用文艺表演吸引京城的眼球，进而关注名不见经传的金县，因为他知道，自已是处在一个乱象纷呈人人表演的时代，他要当一个成功的政客演员，首先必须有一个舞台，而金州农民铜管乐队便可发挥巨大的作用。确实，薄熙来做为一个政治戏子，适应了这个时代，通过铁的手腕，肮脏的交易与精彩的表演，打败了陈美良以至唐启舜等政敌，伴随着乡下农民的铜管乐声，开始向下一个台阶进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大连当地一个记者形象地说，是德胜乡的土包子把他吹进了市委。
那时，我已由大连日报调入新华社大连支社工作，市委书记是胡亦民，{后换毕锡桢}，副书记是卞国胜，于学祥与傅万忠，从省纪委书记贬为大连市委副书记的高姿，只任职很短一段时间，他因与省科委一女子有染而受到处份，下派辽河油由当党委书记，这些人当时对薄熙来步步高升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无一人具有市长魏富海，副市长唐启舜等人的洞察力，大家均认为，建铜管乐队表明小薄没有大的能力与野心，依他的条件，只能抓抓文体娱乐，搞搞吹吹打打，不适合主持大局，所以对他们构不成威胁。不止一个领导对我讲过，小薄不容易，做为一个高干子弟，在这里下派锻练，吃了不少苦，他不懂农业，也不懂经济，玩玩文艺，吹吹铜管，正是发挥自已的特长嘛！言下之意，不必看重此人。甚至有一个副书记对我说，他再干上三五年，镀上一层金，就好走啦，比如广州啦，深圳啦，上海啦，找更好的地方，当更大的官！再不就在国家部委任个职也好。总之，看透他的本质与野心的人不多。
走政府系列受阻险些翻船
最先，崔荣汉承诺薄一波，拟通过政府这条通道，把儿子一步步地提拔上来，但第一步不想就梦断在大连经济开发区，上级任命薄熙来为副书记，但遭到大部分官员的抵挡，以至他灰头土脸只能退守金县待命。这时，他的反对派，常务副市长宫明程等人向他发起了猛烈进攻，使他险些翻船。开发区的创业者大都是从市委市政府调去的官员，也有部分外来户，他们不欢迎薄的主要原因是，继深圳之后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急需脚踏实地做事的人，比如基础设施方面的专家，懂得"七通一平"，工程设计的技术官僚等，他们急需人才内行专家对开发区进行规划论证与建设，而薄熙来显然不适合这个环境，有人甚至认为他抓宣传工作或许还行，但主管宣传部的于怀江也不喜欢他，特别是第一批舍家撇业扎根开发区的干部，在唐副市长的关照下，互为默契，共度难关，一块排斥他，使他成了无人领导的挂名副书记，而恰恰班子中又无一个好朋友，所以当王传志，刘宪茹等几个机关小职员，在走廊见到他打个招呼，点点头时，都令他受宠若惊，终生难忘。后来这两个人都在他高升大连市长后得到了破格重用。
前进受阻，后退无路。80年代中期薄熙来惨遭滑铁炉。金州的干部以陈某良为首，在市委主要领导的支持下，也在其背后落井下石，向他发难，大家以薄熙来不懂农村工作与乡镇企业经营为由，批评他整天背个相机东游西逛，一会搞农民铜管乐队表演，一会建什么关向应广埸，再不就搞什么美女模特学校等等，他们说，这些花架子既不能使田里长庄稼，又不能使金州的乡镇企业增加经济效益，而且劳民伤财，百姓厌恶，所以数十个地方官员联名上书市委省委告他，建议有关部门调出此人，另做安排。与薄熙来同时从北京来的张某某脸皮簿，立即自行要求到市属某企业工作，从此淡出官埸，但薄熙来另有绝招，他派年轻貌美能说会道的太太谷开来四处活动，对一些地方官员展开"妇人外交"，这个公关能力很强的女人，先求情于市委书记毕锡桢，但没被理睬，毕书记是一个循规蹈矩，坚持原则的人，他绝对不会喜欢薄熙来这样华而不实的公子哥，但碍于薄一波的权威，又不便赶他离连，就叫她去找副书记高姿，高书记很忙，秘书刘晓滨让他坐等一个钟头冷板凳，尔后才由高书记出面接待，假如高亦把她拒之门外，薄熙来的仕途可能就此完结，但悲剧恰恰产生于高某人性中的善良与心软，他做了故事《农夫与蛇》中的农夫，并被女人的眼泪迷住，当他耐心听罢谷开来的苦诉，又在脑诲中闪过那些告他的上诉信的内容，虽然凭借他多年在省纪委任职的经验，他判断材料属实，薄熙来的确不适合当官，特别是当农村县城的父毋官，但问题是，关健之时救人一把，胜造七级浮图，高姿出身干辽宁省抚顺市一贫寒之家，文革中因协助过落难的老干部全树人而后被其提拢重用，在李贵鲜出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时曾任省纪委书记，但后因天性好色，生活不检点而被下贬任职于大连，这时或许高姿除了行善，亦可能同病相怜，才温情细语安慰谷开来，并答应帮助薄渡过难关。随后他召见了薄熙来，并把金州，开发区等相关干部找来，耐心协调，引导，奉劝大家从大局着眼，宽容薄熙来，这才使他转危为安，但此后不久，高姿被与其有暖昧关系的女人之夫书信告发，受到了记过降级处分，再次贬任辽宁盘锦辽河油田党委书记，所以金州官员再次告发薄熙来的风波卷土重来。
请人打立柜耍赖不付加工费
继高姿之后，原辽宁省委书记许少甫的秘书卞国胜，由辽阳市委书记调任大连市委副书记，主管纪检监查工作，虽然表面上他是二把手，但由于其特殊背景，连毕书记也让他三分，可见其权倾一时。这时一封举报信又放在他的台面，使他震惊而又颇费思量。此前这封发自金州的控告薄熙来的信，已经一把手批转于他，精明的卞书记一看便知，这封信肯定已被下面的纪检监查部门的人看过，并查证属实，只是老谋深算的一把手不好办，才推给他。他便再次批给具体办案的人下去查，得到的答复果然证明了自已的判断。
那个时候，大约是1988年左右，金州有个木匠很有名，为薄熙来家打做了一个大立柜，三开门的，原木色，还用了三层板，上面刷了时髦的亮油，当时这个家县的款式很风行，薄熙来住在金州区，由陆军士兵站岗的一个部队大院里，太太常年很少来看他，他经常由部队的交换台与其通电话。据接近他的消息人士称，薄熙来对木匠说，为迎接老婆来看他，赶造这个家具，连工带料共200多元钱，这个价码当时已是公平，薄熙来在完工后以质量不合要求为由拒付上述款项，使木匠十分恼怒，故不知通过何人写成材料，将此事告到了市纪委，有人怀疑是县委书记陈某，但薄熙来后来念念不忘，查找十多年未果，但对陈的报负没有减少一丝一毫。
卞国胜与高姿不同，他是一个从政经验十分丰富的人，他不一定仅仅出于善良与宽容，而是出于仕途考量与职责，他读过上告信与查证材料后，亦决定放薄熙来一把，因为他认为没有必要为一点小事给自已在北京高层树敌，假如他回家向父亲薄一波告状，老爷子再通过省委讲他的坏话，对他下一步的仕途晋升不利，中组部有意调他到青海省任更高的职务，他正在权衡。再说，既便赶走了薄熙来，他爹也会换个山头安排他，说不定这年轻人将来有了出头之日，我还用得着呢。但不论怎样，这笔钱在当时数额不小，若算受贿罪也不轻，所以放了他也应当叫他领情。于是卞书记召见了薄熙来，他一口一个卞叔，叫得很甜，笑得满脸谦和，高大的个头弯得象个虾米，看了信件并不惊恐，只是连声认错，说自已离婚后被前妻纠缠，经济上一直不宽裕，不是不想付账，而是暂时囊中羞涩，等回去后立即清账道谦。就此，卞书记原谅了他，又在关健之时，救了他一把。
当时，我在新华社大连支社做新闻工作，与卞的儿子为大学同窗，太太原在辽阳市政府外事办做译员，与卞书记工作上有过交往，所以我经常可以去他办公室聊天，有一次他谈到上述有关薄熙来情况时说，这件事查证属实，但我想，做为一个北京高干子弟，从大城市来到大连这个小地方，人生地不熟，艰苦创业，从基层干起，不仅要摆脱前妻的家庭纠葛，而且还要顶住地方官员的嫉妒排挤，这很不容易啊，所以占点小便宜，固然不对，但也不足严责。我注视他的眼晴，感受到这位副书记对人的宽容与包涵的感情，但我还是表达了自已的看法，我认为既然来到农村基层当了七品芝麻官，就应当廉洁奉公，借权势占木匠的便宜，是索贿受贿，敲诈勒索行为，没有任何理由原谅。卞书记也说，我已经批评了他，但你想想看，崔荣汉推荐他来大连，他在金州干了几年，总不能因为这一件事，而得罪了那么多人啊！说完，他在办公桌前站起身，走到窗前，久久地朝外面望去，面目表情凝重深沉。我理解他作为中共体系内官埸一员的尴尬处境。
开联欢会，与薄同台表演
1988年，薄熙来经过5年努力，终于获得提升，由金州区级干部调到市委宣传部任部长，还当上了市委常委，远离了那些厌恶他的农村基层干部，但对中共大连市委官员来讲，他们第一次有了危机感，可能由此时起，他们不再相信大家共一认的，他干几年镀一层金就会走人的传言，因此大家于他的关系发生了徽妙的变化。三个副书记，即于学祥，卞国胜，傅万忠都变得警觉紧张起来。
大连新闻界为薄熙来举办了欢迎会，我印象中是在市委办公楼北院小礼堂，由大连电视台台长李宝侠主持，薄熙来穿一件蓝色风衣，眼大体健，谈笑不止，显得风度不凡，主管宣传的副书记于学祥也参加了聚会，由于我与于书记的秘书林书彬颇有交情，所以会上，于书记与我多有私下交谈，主要谈了有关报道的事，会上还进行了即兴文艺表演，李宝侠曾任大连日报文艺部主任，任过我的上级，与我较熟悉，就提议由我朗读一首诗，我推辞不掉，便朗诵了已故诗人郭小川的诗：
树上的百灵美在嘴
山中的老虎美在背
我们这一辈
美在内......
大家拼命鼓掌助兴，包括薄熙来在内，笑得象个大孩子。但我想他未必能听懂我的用意，实际上我在用这首诗提醒薄熙来，到基层工作，贵在实干，既便是在市委宣传部，也不要搞表面文章与花架子，，应当注重实效。但似乎薄熙来这个人并无悟性。或许在其内心深处，根本不屑于倾听不同的声音，何况它发自一个默默无闻的小记者。接下来，辽宁日报大连记者站长刘镇源清唱了一曲《北国之春》，引起全埸大家共鸣，然后由薄熙来唱了一曲《我是一个兵》，显然他相当紧张，唱得太快，节奏零乱，歌词不清，声音亦太低，但新来的部长能够亲自唱歌，大家都很高兴，纷纷热烈鼓掌，把欢迎会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大家都希望他做为一个学新闻的当过研究生的干部，以后能给我们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然而事实证明并非如此。
上任一个月，撤换了处级四个干部
由于我与王志强等人是大学同学，个人私交很密切，所以经常去宣传部做客，他当时任外宣处处长，还有王心雄等任职于理论处以及其它几个处或办公室，因此我的消息很灵通。大家告诉我，薄熙来上班没几天，就凭个人直觉与喜好，把一些干部撤了职，根本不与组织部门打招呼，也不与其它副部长商量，这一举动震惊了整个机关大搂。
有一个司机工作勤勤恳恳，不象一般的机关内勤，养尊处优，懒散骄横，但有一个毛病，给新部长开车时，热衷于了解薄熙来的私生活，那时谷开来大部分时间住在北京，很少到大连探亲，他任宣传部长之后，谷开来感到脸上有了光，多次乘机抵连与先生相聚，这位司机天性好奇，接送谷开来时爱寻根问底，使他们十分恼怒，特别是他们夫妇小别如新婚，难免讲一点怕人的私房话，便用英语交谈，司机很生气，为了知道他们究竟在讲什么，就偷偷进了英语班学习，不料有个拍马屁的干部，把此事告密于薄熙来，他向来把阶级斗争的弦蹦得特紧，便怀疑有人暗中指使司机监控他，就设法找冠冕堂皇的理由，排斥这个人，他发现司机与四个处级干部多有来往，又习惯于午饭后打扑克，立即以整顿纪律为由，在一个午后召开的全部人员大会上，忽然宣布这些人立即下岗，其中一个人，是办公室副主任姓姜，女性，对他平时不太恭敬，立即就地免去副处级干部，把她吓了一跳，也把她气得要死。有一次已调到大连教委任职的这个性情泼辣的女子对我说，薄熙来没有组织原则，想撤别人的职，最起码要与其它副部长以及组织部干部处沟通，但他根本不经过这个必要的程序，仅凭个人观点发号施令，她本人是受害者之一。多亏被撤职后她有点社会关系，调离了宣传部。那个原本是科级干部的司机，最惨，被撒职后只好停薪留职自谋生路。其它的人大都类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