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佳捕前是北京师大女附中（现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初三学生，那所著名学校也是文革时期残酷迫害事件的多发地点。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校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该校学生红卫兵的斗争和殴打，惨死于校园，是北京第一位被红卫兵残害致死的教育工作者。在相近的日期里，学校附近玉华台饭庄的一位十九岁的女服务员又在化学实验室里被该校红卫兵私刑折磨，残害致死，至今人们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文革史专家、《文革受难者》的作者王友琴女士曾在师大女附中就读高中，根据她的调查报告，这所学校在文革中共有受难者十人（不包括玉华台饭庄的女服务员）。二ＯＯ四年她在《顾文选》一文中提到了闻佳的遭遇：
早在一九六六年八月，闻佳十六岁的时候，被同班的红卫兵称作"狗崽子"，在教室里遭到"斗争"。她的同学动手打她，她的眼镜被打碎。
二ＯＯ七年王友琴在给闻佳的信件里写到（闻佳由于精神状况未能阅读此信）：
记得在一九六八年年底，或者是一九六九年年初，是冬天最寒冷的时候，我在学校里看到一大片关于您的大字报，说您是"反革命"，撕碎了毛泽东语录和说了反对文革的话。另外，听说他们把您送到了西城区拘留所。......一直想知道您后来在哪里。我去女附中询问，听人事干部赵桂英女士说，您在一九七九年被释放出狱，去找过她。赵桂英说，您被捕前如果是大学生，大学可以管分配工作，中学生就没办法了。她说学校没有能为您做什么。她也不知道您后来去了哪里。
旅澳作家陶洛诵女士也曾在师大女附中就读高中。她十九岁时不畏社会气氛的恐怖，主动追随遇罗克传播《出身论》，反对盛行于中国的"血统论"，在紧要关头为遇罗克送信求援，结果被投入监狱关押了八百三十三天，其间曾戴着镣铐被押回师大女附中在化学实验室里接受批斗。一九九一年她把在狱中见到同校同学闻佳的情景写进了自传体小说《留在世界的尽头》。
（在西城拘留所牢房）
"你是哪个学校的？"徐丽问。
"师大女附中。"
"闻佳就在这屋。"闻佳的名字，碧珅（陶洛诵的化名）很熟悉，在学校时，听说闻佳总是狠斗私字一闪念，越斗越出现荒诞不经的闪念，什么蒋介石啦，等等，等等。她害怕极了，说出自己有坏思想，于是乎，成了反动学生。社会上，正在讨论一批犯人如何处置，被讨论的犯人一般都是要被枪毙的。
"闻佳，"徐丽叫道。一个瘦弱的女孩坐起来。"她说，你正在被讨论。"
"我不怕。"闻佳无畏地说。
书中的另一段：
牢房越来越拥挤了，关的人越来越多，有时女室一天就关进四五个。西城分局决定扩建，暂时搬到刘海胡同一个学习班。
两个室的女犯合在一起共四十多名。在来前夕，徐丽被判五年徒刑，闻佳被判二十年徒刑。
提审陶洛诵时警员"鲁智深"说：
"瞧见闻佳没有？二十年徒刑。遇罗克毙了。何去何从由你挑选。"（摘自《留在世界的尽头》）
鲍国芳女士是闻佳的同学，近年曾经采访闻林先生。二ＯＯ八年她在博克文章《我的同学闻佳》中写下了闻林对她的讲述：
李天义（师大女附中革委会成员）告诉我们说：闻佳在一个被封闭起来的厕所里绝食自杀，不知有几天，快要不行的时候，有人听到呻吟的声音，才发现她，那时她已经奄奄一息了，很快就被送到医院抢救才给救过来。李天义说这小孩子怪可怜的，接回去吧。正要接走闻佳时，有一个声称是政工组的身强力壮的女人来了，大概有三四十岁，她说：不行，这个人你们不能接走，她有问题要审查。看来李天义说了不算，我只好和闻佳的哥哥去找革委会的主任。革委会的主任是一个长得很清秀的年青人，他也表示不能接走。就这样学校不放人我们没有接走闻佳。......
那时天气都已经冷了，学校通知给她送衣服，这是我第二次见她，那是在一间很大的空房子里，门口有红卫兵看守，房子中间有一张床，靠床边有一张桌子，在这里她被隔离审查让她写交待材料。
第三次见她，是过了很长时间，已经不在学校，是西城公法军管会，在一个胡同里，从大门进去一边有一个耳房。有一个粗壮的大汉身着棉大衣，当时是为了让我送卫生纸与衣物等。正要进去时碰到闻佳出来，大汉马上把我挡住，让我回避，但是我还是看到了一切，她戴着手铐脚镣被人又推又打押上了一辆大卡车，这是被揪去作为阶级敌人当典型轮番游斗去了，那时闻佳仅仅十八岁。这后来我就再没有听到她的消息。
......西城区法院的一个厅长叫苗清仲在后来重新审理闻佳的案件时非常同情闻佳。我从他那里得知了闻佳一些情况。原来开始闻佳是因为对上山下乡不理解，说我什么农活也不会，到农村怎么养活自己啊。被人抓住说她从思想上不在愿意上山下乡，就是反对上山乡，反对上山下乡就是反对毛主席的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就是反革命，就这样上纲上线，批判她。我们不知道她在学校挨批，她本来思想上压力就很大，回到家里我们也劝她还是要上山下乡，就这样两头挤她，她觉得没路可走，就跑到学校自杀，才发生了以后一系列的事。
许容女士也是闻佳的同学，二ＯＯ八年她在博克中写到：
批斗闻佳的大会我是参加了的，那时我在服装厂，属西城。具体时间可能是七二年冬季，会场在官园体育场，我记得站在台上的闻佳穿一身蓝棉袄，脸色惨白惨白。当时批斗发言的是学校老师曾恬，特大声音喊。那天我亲耳听见宣判二十年，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听了半天也没听出闻佳有什么"罪行"。台下观众大多富有同情心，工厂师傅虽没文化，但知道闻佳是我的同学，就对我说："你们这个同学判二十年真重，从此她就要过非人的生活，弄不好就发配到青海那样的荒地去......"三十多年过去，还能依稀想起那天宣判大会的情景。确实不堪回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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