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通州区梨园地区，在某小区外的空地上，每天都会有几辆机动三轮车前来倒垃圾，而每隔两三天便会就地焚烧一次，每到这个时候，浓烟就会夹杂着刺鼻的气味蔓延开来。
北京昌平区小汤山镇官牛坊，附近奶牛养殖场的奶牛每天都在垃圾堆上觅食（王久良摄）
垃圾围城，一个摄影师眼中的映像
拒用一次性用具，拒吃汉堡，王久良认为，造成垃圾围城的根源是消费至上。
骑着摩托追踪垃圾车，找到周边垃圾场的位置，再把它们在地图上标注出来。没多久，王久良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祖国的首都团团实实包围了起来
野火、浓烟，伴随的是刺鼻的气味，数百米外的居民楼在灰色的烟雾中迎接着清晨的到来。在这片小区旁边的空地上，每天都有数辆三轮车来这里倾倒垃圾。每隔两三天，这里的垃圾都会倾倒焚烧一次。
河边是一片散发着臭味的垃圾场，红的、白的、黄的、灰的、黑的，各色垃圾堆满了一地。附近养殖场的几头奶牛每天都踱步来到小河边喝水，喝足水的奶牛习惯性地来到垃圾场上咬咬啃啃，搜寻着可吃的东西。
这不是张艺谋电影里的穷乡僻壤，也不是贾樟柯关注的边远小县，这是王久良相机镜头里的北京。在2009年12月的广东连州国际摄影家年展上，自由摄影师王久良以一组《垃圾围城》的作品获得了年度杰出艺术家金奖。
“还差5000公里，就赶上二万五千里长征了”，为了这组作品的出炉，这个曾卖过菜、做过培训、开过手机店的“半路出家”摄影师骑着摩托车和他的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绕着北京城转了7500公里。住最便宜的旅馆，吃最简单的食物，只为拍摄一个又一个垃圾场，只为告诉人们，北京城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背后的一面。
垃圾就在我们身边
“用一个塑料袋装好，拿到楼下扔进小区的垃圾桶里。然后，垃圾就与我再没有什么关系。”以前，和大多数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一样，王久良从没留意身边的垃圾去了哪里。大学四年，他无数次骑着心爱的宗申越野摩托疾驰在京郊的旷野，任由一个个填满各色垃圾的大坑在眼前滑过，潜意识中“这是环卫人员干的活。”
直到2008年，这位当时对中国民俗文化入了迷的年轻摄影师，为了创作一部名叫《鬼神信仰》的观念摄影作品回到了老家安丘的田间地头。
“汶水澄清绝点埃，牟山拥翠夕阳开”，古人曾陶醉于当地的青山绿水。在王久良的记忆里，家乡是小小的水塘，鱼和蝌蚪不时出没，旁边传来蛙鸣阵阵。但此时呈现在他眼前的，却是无处不见的废弃农药包装塑料袋。
“当有一个东西突然震撼你内心的时候，你才真正地认识到这个问题，真正地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王久良的脑海里蓦然闪现出曾见过的北京郊外的垃圾场──一个关于垃圾题材的拍摄计划开始酝酿。
骑着摩托追踪垃圾车，找到周边垃圾场的位置，然后在GOOGLEEARTH上弄清楚它们的形态，再把类似模样的图块都标注出来。没多久，王久良发现，地图上数百个密密麻麻的小圆点竟把祖国的首都团团实实包围了起来。
从通州、朝阳到丰台，从昌平、海淀到门头沟，王久良按地图上的记号驶入一个个垃圾场。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幕幕超现实的电影”：一对对新人在臭气冲天的温榆河边拍摄婚纱照，摆出各种造型；一位新娘抓住的绵羊，刚从垃圾堆中爬出来；垃圾场周围的居民向他抱怨，为了逃避令人作呕的恶臭，夏天根本不敢打开窗户，每次家里打药之后，就是一地苍蝇的尸体；在梨园某小区附近一个漂浮着塑料袋和各种异物的臭水塘边，王久良还亲眼看见有人闲情自得地在墨绿发臭的水中垂钓。面对鱼是否还能食用的询问，垂钓者不屑一顾：“我才不吃呢。但街边的小饭馆会要”。
有媒体报道，从2001年申办奥运会成功到2008年7月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北京市在环境保护方面共投入了1400亿资金。但在王久良的镜头里“垃圾从来没有离我们远去”。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京有关部门通过3次航空遥感发现，面积在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在4环路以内有4700多个。在王久良的地图上，400多个黄色的小圆点大多数分布在北京的五环和六环之间。随着中国各大城市的快速扩张，昨天罕无人迹的郊野，今天就成了车水马龙的市区。上面盖房住人，但鲜有人追问地下的真相。据王久良记录，首都国际机场附近一处垃圾堆在掩埋平整之后，上面赫然建起了一座高档小学。而在他的另一张照片中，一个正在打地基的建筑工地，将地面挖开后，露出的是一层又一层的腐臭垃圾。
“你喝的水，你呼吸的空气，你吃的食物，或许早就被垃圾污染。”王久良很欣赏电影《疯狂的石头》里纨绔子谢晓盟那句关于城市母体论的戏言，因为“生活在里面，我们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无处逃避”。
谁制造了垃圾围城
“这组照片不是为了拍垃圾场有多么脏和臭，而是想探讨垃圾周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是怎样的关系”，在拍摄过程中，最让王久良心痛的是“无良的人心”。
王久良的地图上标记了400多个垃圾场，而目前北京仅有6座垃圾转运站、13座垃圾掩埋场和3座综合处理厂。“大多数都是野垃圾场，数不胜数”。
据王久良调查，北京的“野垃圾场”大多是采沙取土后留下的大坑。一些地方把这些大坑向私人出租赚钱，承租者则把大坑用于倾倒垃圾，一车收取几十块费用，这比正规的垃圾掩埋场便宜了不少。但与正规垃圾场相应的垃圾分类、防渗漏、防扬尘等措施比，这些野垃圾场一埋了之，当大坑填满后，污染很可能使附近地下水和土壤永无宁日。
早在2007年，就有媒体报道，在北京通州区宋庄镇管头村，买主花500元就可以买下一亩地30年的使用权，再联系村外的企业，以一车垃圾30至50元的价格收购回填。由于垃圾里有很多工业盐棉，埋在地下几十年也不会腐烂，土地无法耕种。
2009年末，在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南营西队又爆出当地村民举报垃圾车频频进村倾倒，三四天之间在村内至少形成了三大片垃圾场的新闻。不堪忍受的村民拦截并扣留了7辆运垃圾的货车。
在拍摄过程中，王久良不只一次看见印着“北京道路养护集团”或是“环卫”标志的垃圾车为这些野垃圾场“添砖加瓦”，他觉得十分讽刺。
追踪垃圾场的诞生壮大的同时，也在见证美好事物的消失：一个收益不错的鱼塘，几个月后就可能变成了一个垃圾场，因为“倒垃圾比养鱼更赚钱”；一片湿地被填埋、整平，直至开发；在GOOGLEEARTH的记录里，一个垃圾场所处的位置2005年前还是一片水田。“这些人为了一点点利益就什么都不顾了”。
揭露真相的拍摄自然触及不少人利益。顺理成章，王久良和纪录片摄影师樊雪崧也成了不受欢迎的人。和善的问一声有没有记者证，没有就谢绝拍摄；“好心”的则煞有介事地告知“如果某一天政府找到你，别怪我没告诉你”；他甚至遇到提刀撵、放狗追。后来，王久良总结了审时度势、默不说话、拍完迅速走人的战斗经验。但在朝阳区孙河乡的一个垃圾山上，还是被涌过来的十几个青年团团围住，扬言要把相机砸烂，逼得他最终删掉所有照片才脱身。
一次拍摄途中，摩托车打滑，王久良重重摔在了路上，足足滑了七八米远。这个33岁的小伙子差点当场哭出来，因为觉得自己是那么微弱、无力，甚至怀疑自己做的一切是否有意义。
“生活就是这样子，你说我们是逃避，推卸责任，还是勇敢面对，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王久良选择了后者，“还是那句话，发现了问题，就不要再冷漠。”
烧，还是不烧？是一个问题
据媒体报道，北京日产垃圾1.84万吨，每年的垃圾产量仍以8%的速度增长。而北京填埋垃圾所耗土地资源相当于每年消耗500亩土地，4年之后现有垃圾场将被全部填满。而去年4月1日《人民日报》援引住建部的一项调查表明，全国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围。全国城市垃圾堆存累计侵占土地5亿平方米，相当于75万亩。
可用于埋垃圾的土地越来越少，而人们产生的垃圾越来越多。“焚烧”成了政府对付“垃圾围城”的主流想法。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近日表示，北京现有垃圾“处理方式过于单一，加之目前实现垃圾分类处理有难度，对于北京这样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采用焚烧处理，尤为重要”。据统计，垃圾经过焚烧之后体积是原来的五分之一，重量只有原来的十五分之一，可以有效地达到垃圾减容的目的。
2008年7月，高安屯生活垃圾焚烧厂建成并投入试运行，宣告北京垃圾“焚烧发电时代”的来临。2009年3月，北京市政管委会负责人表示，要在2015年实现40座设施的建设，其中，将加快5座垃圾焚烧厂的建设。
“我绝不是主烧派。”王久良一直担心自己的照片会被主烧派当作“焚烧有理”的论据。事实上，关于垃圾焚烧产生二噁英的争议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休止过。
在北京，近一年来，不论在海淀的六里屯，还是在昌平的阿苏卫，凡准备修建垃圾焚烧厂的规划一旦出台，都引来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弹。在居民眼里，即便有关专家一再论证焚烧技术的安全性，但他们也不能回避中国的垃圾焚烧在垃圾分类等前处理阶段远不如发达国家的事实，“国外一个炉子一天烧几十吨，我们一天成百上千吨，污染能一样吗？而且，大多数时候是拉来就烧”，家住阿苏卫附近的扶佰勤说。
“为什么垃圾焚烧厂试运营就进入与人类比较紧密的地方？试什么？试发电？还是试对周边有没有影响？有影响怎么办？几乎是个不可逆的事情。”王久良查过资料，焚烧垃圾会产生近30倍体量的气体进入大气，“完全是得不偿失”。
但王久良也不承认自己是反烧派。因为他清楚“北京实在没有这么多地能够用来掩埋垃圾”，而整个环卫部门已经超负荷运转，“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据统计，北京市现有垃圾处理设施设计总处理能力每天1.03万吨，缺口约达每天8000余吨。
“这东西，掩埋有掩埋的不是，焚烧有焚烧的不是。”王久良苦笑道。
或许方向是错的
“你没有更好的技术取代它(垃圾焚烧)，除非你不产生垃圾。”北京市市政管理委员会的高级工程师王维平曾论证焚烧势在必行。
因此，王久良把矛头指向了消费主义，“那只有尽可能少产生垃圾！”他原本是想拍一组消费主义题材的作品，通过作品使人们反思过剩的消费欲，拍摄垃圾只是为那组作品做背景交代，没想到拍着拍着发现把“背景”拍成了主题。但他仍然认为，消费至上的观念大行其道，才是当今社会“垃圾围城”的根本原因。
一次拍摄中，王久良在一个垃圾回收站目睹了重达100吨的肯德基垃圾。这堆小山似的满印着肯德基爷爷头像的垃圾被砌成一个规则的长方体，长10米，宽5米，高4米。回收站主人告诉他，他正等着别人来买。几天后王久良再去那个回收站时，已空空如也。但主人不告诉他垃圾的去向。如今王久良拒绝吃麦当劳和肯德基，哪怕一个汉堡、一根鸡翅。因为他不仅担心那座小山的去向，还不明白生产那100吨垃圾的水和木材是从哪儿运来的。是美国，还是中国？想想他就觉得可怕。
现在住宾馆，他再不使用宾馆一次性的用具，宁可打赤脚也不穿宾馆的一次性拖鞋。逻辑很简单，“打个比方，一包薯片，你可以选择吃或不吃；一杯奶茶，也可以选择喝或不喝。不吃薯片，不喝奶茶，你又死不了。”王久良说。
但在消费主义泛滥的今天，在一切以GDP为导向的时代，王久良这朴素的愿望要实现是何其不易。这个山东汉子反问，“难道你不觉得，整个社会的方向或许就是错的么？”他希望政府能看到这一点，好好停下来想想，“改变观念比下狠手处理一两个垃圾场有用得多”。他也期盼有更多的人能看到他的作品。为此，他放弃了《垃圾围城》的版权。
自从《垃圾围城》获奖后，媒体蜂拥而至，南方一家知名报纸的记者表示可以推荐目前偶尔还要靠圈子里好友接济的他当摄影记者。但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还想再说点自己想说的东西。
王久良觉得，自己的事业承载了很多人的希望，这或许就是他的历史使命。“我看到了一个事实，说出我自己想说的话，坏人心里有所顾忌，社会变得好一点点，我就觉得这是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