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博楚简《孔子诗论》对儒门之重视诗教提供了鲜活生动的见证,共有四支简对《关雎》作了论述,尤为典型。
第十简:“《关睢》之改……童而皆贤于其初者也。《关睢》以色喻于礼。”
第十四简:“两矣。其四章则喻矣。以琴琶瑟之悦,拟好色之愿,以钟鼓之乐,……”
第十二简:“口口口口好,反内于礼,不亦能改乎?”
第十一简:《关睢》之改,则其思益矣。”(以上从李学勤先生编联次序)
第十四简,何谓“两矣”?前面的缺文为何?诸家未有解者。
帛书《五行说》为理解此简提供了最好的帮助。它有一段话讲“喻知”,引《关雎》为例,说:“弗喻也,喻则知之,知之则进耳。喻之也者,自所小好喻乎所大 好。‘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思色也。‘求之不得,寤寐思伏’,言其急也。‘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言其甚急也。如此其甚也,交诸父母之侧,为诸?则有死 弗为之矣。交诸兄弟之侧,亦弗为也。交诸邦人之侧,亦弗为也。畏父兄,其杀畏人,礼也。由色喻于礼,进耳。”“由色喻于礼”即《诗论》之“以色俞于礼”。(参见饶宗颐:《竹书〈诗序〉小笺》)《五行说》所谓“小好”,指男女性色之好;“大好”指礼乐之好。小大之分原于孟子“从其小体(指耳目)为小人,从其大体(心官、思)为大人”。“喻”即经过设身处地之省思而自知如此是违礼。由《五行说》可使我们确知,“两矣”,“两”通“谅”,古音同在阳部,意为小信,直谅。前的缺文应是“(其三章)两 矣”。《关雎》前三章,如《五行说》所说,“言其急也……”,思色之情直露出来,不顾礼义;第四章起,“钟鼓乐之”,“钟鼓求之”,则明白了应遵礼而行。 故“喻”指经教育、比喻、启迪而知晓。“其思则益矣。”“益”为进益。故此简不仅与《五行说》密切相关,且惟有联系《五行说》才能有贴切的理解。
《诗论》“改”与“进”、与“益”、与“终而皆贤于初”相呼应,乃《关雎》之主旨。释为“怡”,以诗的主旨为讲怡悦、和乐或配合、和谐,就与“进”、“喻而知之”、“益”不相应了。故“童”应释为“终”,与《诗序》:“发乎情,止乎礼义”相应。
孔子是极重诗教的,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在《诗》《书》《礼》中,又特重《诗》。孔子对儿子伯鱼的两次教育,都是要他学诗。一次说:“不学诗,无以言。”一次,伯鱼走过院子,孔子说:“女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阳货》)何谓“正墙面而立”?古注未解,程树德《论语集释》也未有解。时下各种解读多解为:“学诗不学《周南》《召南》,就像前面横着堵墙,后面的东西什么也看不到。”或“寸步难行”。实际上,“正墙面而立”就是面壁,如达摩面壁九年,直如一木头人,对一切漠然无情。“为”的意思是不仅要读,且要这样做。孔子要伯鱼像《周南》《召南》那样,多情而有礼,不要做像个木头人一样无情之人。
《周南》《召南》之诗如《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如《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确是情思绵绵。《鲁说》解《广汉》说:“江妃二女,……出游于江汉之湄,逢郑交甫。郑见而悦之,……求女之佩。女与之,稍后视佩,空怀无物,二女亦不见。”《孔子诗论》说:“《广汉》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不亦智恒乎?”(十三简)“不求不可得,不攻不可能”,非谓事实上不可得不可能,乃必然不可得。所以如此,则因二女为神女也。此种浪漫情怀,其滥觞则是宋玉《高唐赋》《神女赋》、曹植 《神女赋》之类。孔子心中是否有此神女,虽不可知,但其重情是很显然的。此外,《葛覃》讲“归宁父母”,《卷耳》讲怀念妻子,《螽斯》讲多子多孙,《桃夭》表现出嫁的喜悦,《兔罝》欣赏男子的英武,《汝坟》讲夫妻情深,《鹊巢》讲被遗弃的痛苦,《草虫》讲对丈夫的思恋,《甘棠》讲对召伯的感恩,《摽有梅》讲自由恋爱,《野有死麕》讲“有女怀春,吉士诱之”。抒情之亲而浓,在三百篇中莫过于《周南》《召南》了。所以孔子强调要“为”《周南》《召南》,可以说是以《诗》以“情”为教育之本了。
诗最能陶冶性情,提高人文素质和修养,所谓“诗言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要学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 乐”。这里,诗、礼、乐三位一体。诗有声有曲有调,是乐。诗中亦有礼,礼亦为礼乐。孔子和子夏谈诗,“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孔子说“绘亊后素”,子夏说“礼后乎!”孔子说很受启发,事实上是孔子启发了子夏,生动地显示孔门如何以礼解诗,诗礼结合的情景。这是一种真正的人文教育,是人文精神之落实于人格,于生活。
由孔子之倡导,《诗》在中国文化中取得了《经》的崇高地位,知识分子无不从小学诗,中国士阶层几乎人人都成了文人、诗人。《四库全书》所收历代文集,每人无不有诗。魏晋而后,思想家如嵇康、阮籍、韩愈、柳宗元、刘禹锡、李翱、周敦颐、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王阳明等,亦莫不都是诗人、散文家,连朱熹这样的大理学家,也曾以青年诗人而被推荐于朝廷。欧阳修自号六一居士,除诗、文外,琴棋古玩莫不擅长。曹操等大军事家亦能诗能文。“诗”成为中国人文的核心,诗教亦成为中囯教育的优良传统。
但可惜,孔子树立的这一优良传统和教育方针,在“五四”以后,在市场竞争和急功近利中,却日益凋零了。从孩子上幼儿园起,如牛负重,他们的天真和诗情就被不断砍夺,而日益“异化”,成了孔子所谓“正墙面而立”的木头人了。今日学习孔子,应弘扬孔子的诗教传统,把“诗教”提到紧迫的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