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发动挖“内人党”冤案内幕

发表:2010-02-10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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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2月4日在内蒙古开展挖“内人党”运动。“内人党”事件是在文革中在中共授意下,於内蒙古发起的肃反运动。通过刑讯逼供,将数万人打成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其中有1.16万人遭迫害致死,受害者大部分是蒙古族人。

背景资料

“内人党”冤案前后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在华北局前门饭店会上,内蒙古党政军一把手乌兰夫就被打倒了。1967年,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将军去内蒙古执行支左任务,成立革命委员会,当了主任。1968年滕海清发动了“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这个“挖肃”运动的中心要害是,挖所谓乌兰夫的“暗班子”——“反党叛国”的“内人党”。

“内人党”是内蒙古人民革命党的简称。“文革”结束,在审判林彪丶“四人帮”两案时,中共最高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说“内蒙古自治区因内人党冤案,有三十四万多名干部丶群众遭到诬陷丶迫害,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被迫害致死。”

中共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判决书说“康生丶谢富治等挖所谓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冤案造成惨重後果,大批干部和群众被迫害致死致残。林彪丶江青反革命集团危害各少数民族人民的生命财产和自治权,给各族人民带来极大的灾难。”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在总结这场冤案的报告中说:“滕海清等人采取了混淆是非丶颠倒黑白丶凭空捏造手段,用尽骇人听闻的极其野蛮丶残酷的各种刑罚,大搞逼供信,造成特大冤案,共打成四十八万多人为新内人党分子。”这里所列受害者人数超出特别检察厅起诉书十四万多人。而这些数字仍不够准确,实际受害者不止这些。

滕海清

挖“内人党”,作为一个集团冤案,以民族斗争取代了阶级斗争,把一个少数民族整体怀疑为将要叛国投修,无限夸大了敌情,走到了“左”的极端,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沉痛的历史教训。

“叛国的内人党”是怎么挖起来的

1968年元旦《人民日报》丶《红旗》杂志丶《解放军报》发表评论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在1967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毛泽东一系列最新指示的引导下,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斗争已经开始了。”人们感觉到文化大革命快要结束了。可是,就在此时“文化革命的旗手”江青发表了“挖黑线”的讲话。1967年11月9日和12日,江青在北京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指出:“建国十七年来,贯穿着一条黑线,文艺界必须大乱。”滕海清从北京带回江青讲话录音带,於11月17日在内蒙古革命委员会播放了江青这个讲话录音。江青的讲话点燃了一把火,从而在内蒙古刮起“挖黑线” 的邪风。先是从文艺界开始,然後是波及党政军社会各界,推向全区。1968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内蒙革命委员会主任滕海清时,江青说:“我在北京文艺界作的报告,北京没有动起来,内蒙倒动起来了,他们通过文艺界的深入斗争,使整个运动深入前进了一步,挖出了这么多坏人。”康生说:“内蒙地区苏修丶蒙修丶日本特务不少。内人党至今还有活动,开始可能揪的宽点,不要怕!”

1968年12月31日《内蒙古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指出:“同乌兰夫反党叛国集团之间的斗争,是我区两年来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一根主线。乌兰夫盘踞内蒙古整整二十年,他不仅完成了反党叛国的舆论准备而且组织了一套明班子和暗班子。经过二十年惨淡经营,一股股反革命势力,拧成了一条又粗又长的乌兰夫黑线。”从而,滕海清将这场运动叫做“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的“挖肃运动”。

1969年2月4日,中央文革领导人接见滕海清听取汇报时,谢富治讲:“内人党明里是共产党,暗里是内人党。”康生讲:“军队里也有内人党,这个问题很严重。”江青说:“内蒙古边防线那么长,骑兵到处跑怎么得了。”1968年11月,滕海清在革命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上讲,“新内人党”上有中央,下有支部,是一个庞大的国际间谍组织,是苏蒙修情报机关。党政军三里五界都有内人党。他还说,乌兰夫这个暗党是掌权的一套很强的班子。这个内人党很危险,他比叛徒丶特务还危险。叛徒丶特务们不会组织一个支部,组织一个党委,组成一个特务党委,叛徒党委。他的“内人党”有党委,有支部,有领导小组。“内人党”及其变种组织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里通外国的,专搞民族分裂丶破坏祖国统一的反革命组织,实际上已成为帝修反在内蒙古的情报组织丶特务组织。

内蒙古历史上曾有过“内人党”

1925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委派内蒙古党务特派员丶喀喇沁人白云梯,组建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国共产党北方区书记李大钊赞助支持,共产国际派员指导,“内人党”成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丶反对封建主义丶反对大汉族主义,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革命政党。1927年国共分裂,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也随之发生分裂,形成两派,部分右派叛变投蒋,加入国民党。鉴於大局逆转,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内人党”总部迁到了乌兰巴托。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侵入满蒙地区,建立“满洲国”。

在日伪强固统治下,“内人党”接受共产国际东方部指示,转入地下,蓄积力量,以待时机。1945年8月8日,苏蒙红军向满蒙边境推进。8月11日,内蒙古革命者举事,迎接解放。8月16日,苏联红军中线司令官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召见“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丶哈丰阿,叫他们建立临时政权,维持秩序,稳定後方。於是“内人党”由潜伏转入公开,发表《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抵制蒋介石国民党势力进入内蒙古地区,为中共东北根据地,在其侧翼作出过巨大贡献。

由於在当时的复杂历史情况下,“内人党”民族主义者曾进行过“内外蒙合并”的举动。外蒙古领导人乔巴山,以《雅尔塔国际协定》内蒙古划属中国拒绝合并,并指出内蒙古革命要找中共来领导。於是“内人党”领导人博彦满都丶哈丰阿等人寻求中共东北局的支持与领导,开展自治运动。1947年中共委派乌兰夫主持成立东西部统一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内人党”作为内蒙古地区的民族主义政党到此停止活动,确立中共在内蒙古地区的领导地位,“内人党” 中的“先进”分子,在乌兰夫的领导下,加入中共,由民族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历史上的“内人党”到1947年5月1日以後就不存在了。

巴赫:内人党对中共的政治挑战

一九六八年,中共特派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滕海清到内蒙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种族灭绝的“内人党”事件。旷日持久的“挖肃”内人党运动,使蒙古人遭受了一场空前的灾难,八十万人蒙受不白之冤,遭逮捕和关押,上百万人受到株连,蒙古人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摧残,种下了蒙汉冲突的祸根。

中共企图通过“挖肃”内人党运动,对蒙古人进行种族清洗,进而消灭蒙古民族的民族意识,达到同化的目的。滕海清亲自指挥屠杀、残害蒙古人。他狂叫:对蒙古人决不可以手软,只有触及他们的皮肉,才能刺痛他们的灵魂。并且推广了数十种极其残忍的酷刑,无不用其极。其残状,令幸存者不堪回首。在酷刑折磨下,被迫害致死者竟达五万人之多。上至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吉雅泰、哈丰阿等,下至普通农、牧民,甚至连妇女儿童也未能幸免。这是和平时期的一场灭绝人性的血腥浩劫,是中共欠蒙古人的一笔血债。血迹未乾!

所谓“内人党”,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在蒙古史上有过两次“内蒙古人民革命党”。一九二五年十月,在张家口成立了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其目的是为了实现“自治”。後因中国共产党的破坏,分裂为左、右两翼。至三十年代中期,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则名存实亡。

一九四五年八月,内蒙古东部的蒙古青年第二次成立“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暨“东蒙党部”,发表了《内蒙古人民解放宣言》。次年三月,又改组为“新内蒙古人民革命党”。四月三日,在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上,乌兰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导演下,依靠中共的势力,分化瓦解了这个党。投靠中共的哈丰阿、特古斯等人统统升官晋爵,反对派遭到清算。这次会议还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解散“内蒙古人民革命党”。这就是历史上的“四三会议”。

在“挖肃”内人党的运动中,打击对象是蒙古人,可是绝大多数的蒙古人连“内人党”这个辞都没听说过,却不明不白地成了“内人党”,是民族分裂主义份子。颇具讽刺的是:连许多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被打成“内人党”,甚至更将蒙古民族的许多传统活动和风俗习惯也视为内人党”的活动。

凡此种种,不能不让蒙古人觉得离奇。也使蒙古人不得不思索:这是为什么?这个忠厚、善良而又笃信佛教的骑马民族终被激怒了!他们走上街头,揭发令人发指的黑幕,高呼“向滕海清讨还血债!”“挖内人党是个政治骗局!“还有许多人骑马,冲破层层封锁,跑到北京,来到中南海(中共国务院办公室)门前、站在天安门广场,哭诉蒙古人所受的灾难,呼冤求救。引来成千上万的北京市军民,人们表示极为同情,暗骂共产党丧尽天良。

蒙古人无论如何也不相信中共中央、毛泽东会允许如此屠杀迫害蒙古人。但是,蒙古人错了。刚复自用的毛泽东在铁的事实面前,并没有认错,授权周恩来起草了一份文件,只指出在挖“内人党”运动中,犯了扩大化的错误。至此,蒙古人才发现被欺骗了,蒙古人无不痛心疾首,愤怒至极。於是,引发了更广泛的彻底纠正挖“内人党”错误的斗争,工人、农民、牧民、知识分子、学生等,上上下下,从城市到农村、牧区,形成了一致的空前抗争行动。

中共闻讯大为惊慌,正当蒙古人对所受迫害进行强烈抗争的时候,中共则以“安定、团结”为借口,调滕海清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于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九日,决定对内蒙古进行全面军管。将内蒙古军区由大军区将为省军区,成立内蒙古前线指挥所,归北京军区管辖。

从表面上看,中共以武力镇压了蒙古人的抗争,但蒙古人并没有屈服。中共通过“挖肃”内人党运动,对蒙古人所进行的种族清洗,并没有能够消灭蒙古人的民族意识。相反,蒙古人从中受到启示,看清了中共的本质,更增加了他们对共产党的仇恨,对汉人的排拒情绪,这也成为後来蒙汉冲突的祸根。

“挖肃”内人党,起自毛泽东的一句话。可见,千百万蒙古人的头颅,只维系在一个中国人的良心发现上,取决于这个中国人的“喜怒哀乐”。真是可悲,亦复可叹!然其悲愤、哀怨与无助,则将泣诉与谁?



来源:摘自《炎黄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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