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日本名义GDP下滑了6%，至5.85万亿美元，实际GDP也比上年下滑了5%。相比之下，同期美国名义GDP下滑了1.3%，至14.2万亿美元，实际GDP则下降了2.4%。但是，如果到日本和美国旅游，你或许会觉得，美国的处境比日本更糟糕。较之于美国人的抱怨连连，日本人反倒安之若素。人们面对逆境的态度如此不同，或可归因于文化差异。但不管怎么说，日本现在真是一团糟，其名义GDP已低于1992年的水平—当时日本土地价格刚开始跳水。
日本的先例令人不寒而栗，因为它的问题也正是未来我们所有人的问题。大家都知道“变老”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见过老人。历史上，诸多帝国从衰老、枯萎，直至消亡，这样的先例比比皆是。
对现代经济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经济体衰老的背后，一定蕴藏着许多显而易见的因素，而所有这些因素，在日本都发生了。看着一个经济体老化，绝对不是什么有趣的事情。
数十年前，荷兰的油气储备颇丰，强劲的油气出口使其汇率陡然上升。荷兰人过了一把高币值的瘾，不思劳作，疯狂享受。当石油资源枯竭后，好日子也就结束了。这被称做“荷兰病”。那么，如果一个经济体呈现“衰老”之相时，我称之为“日本病”。
日本“病在哪里”
多数分析师都把日本的问题与其在20世纪80年代的超级泡沫相联系。在高峰时期，日本房地产价格超过了全球总量的40%，日本皇宫所占土地的价值，超过了整个加州。世界十大富豪，日本地产商占到了七个。毫无疑问，那时日本实在是闹过了头。但20年后，那场泡沫还能有如此强烈的效果吗？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把矛头指向了日本断断续续的财政刺激政策。他们辩称，如果日本能在上世纪90年代坚持实行刺激政策，那么今天的日本经济将会相当健康。在凯恩斯主义者看来，经济就像是个不带电池的汽车：动力就是一切。经济停摆，就像汽车撞了减速器，如果有人使劲推，而且一直推，汽车总会重新前进，问题也就解决了。
结构主义者则把日本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滞后。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能够甩掉所有的坏账，增加股东权益，并取消市场管制，就能引致效率提升创新之浪潮，这将推动经济增长。事实上，小泉政府的确采纳了结构主义者所主张的许多改革，日本一度也确实经历了经济增长。但事后看，小泉时代日本经济的增长，主要得益于全球经济繁荣下日本出口的增加，而非国内改革。
我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对日本的解读完全错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就像止痛药一样，治标不治本。它只是在经济下降周期中试图去降低产出损失，但对长期经济运行来说，毫无意义。用凯恩斯主义来解释或试图治愈长期的经济问题，谬以千里。
不幸的是，当今绝大多数执掌各国央行的经济学家，都是这一派的。他们的行为完全因循经济刺激计划的多棱镜。危机发生的时候，一些适当的刺激无可厚非。但是，试图通过不断的刺激使经济体重返强盛之境，就大错特错了。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高负债，正在阻止经济的强劲增长。不断的刺激将引致通货膨胀，而非高增长。
日本的问题，没有简单的解释，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这么多问题互相牵制，局势相当棘手。日本的问题在于，它老了，而且越来越老。重生之路也有，但这需要彻底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日本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那并不值得。
世界“正在变老”
一个经济体“变老”会有多种表征。最常见的就是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枯竭。当一个经济体起飞的时候，劳动力比较充裕，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合适的。当剩余劳动力枯竭之时，就应当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
一旦资本存量足够高，投资就不再能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称之为“收益递减”，或者说，同等投入带来的产出减少。经济学家把消费和投资刚好平衡的状态称之为“稳态”，就像一个人永远停留在中年一样。
成熟经济体也有可能保住青春。借助于创新，同样的投入，产出会更多。这被称为“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TFP)是成熟的经济体重获青春的灵丹妙药。它决定了一个富裕的经济体多快才能变得更富有。1%的全要素生产率只能说是“一般般”，2%就相当不错了，要是能达到3%，那简直是“超级棒”。
许多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的、成本更低的经济结构，更能刺激创新。但是，在互联网时代，创新很快就传布世界各国，目前尚不清楚创新带来的收益能否为创新国独享。
收益递减规律定义了与资本积累有关的经济老化问题。仅仅数十年前，人们的预期寿命还不够高。现在世道变了，世界已从一个退休人口较少的均衡，发展到一个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数量相当的新均衡。当新的平衡建立起来，就形成了“老龄经济”。
除了预期寿命提高，出生率下降是另一个对经济影响甚大的新现象。最初，出生率下降是有益的，这意味只需要更少的资源就可养活这些年轻人。这就是所谓“人口红利”。举例来说，出生率下降可以使更多的妇女参加工作。但是，一旦低生育水平持续20年，就会造成劳动力的减少，反而与此前20年带来的好处相抵。
日本正饱受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逆转之苦。理论上，人口逆转每年压低日本经济增长率1个百分点以上。从现实看，问题更为严重。
一个社会逐渐“变老”，其资源分配会越来越向老龄人口倾斜。比如说，医疗保障支出，就会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加。大体来说，老年人更不愿冒险，这也使社会或者经济变革更为困难。老龄社会的根本力量更倾向于非生产性支出、更少的竞争。
显然，老龄社会中不断增加的社会负担落在了劳动年龄人口的肩上，比如，工作的人税收负担会日渐加重。由于劳动报酬减少，劳动力的供给也会减少，因为工人们宁愿多花时间去休闲。这样一来，很可能会酿成劳动激励的恶性循环。
老龄化带来的影响，要远比计算人口抚养比—也就是不工作与工作人口的比例—复杂得多。社会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变化，变得更加保守，工作不努力，更少的创造性。也即这个社会“变老”了。
其他主要经济体也与日本相距不远。比如，欧洲的主要经济体，由于失业和退休的福利更加慷慨，它们经济失去活力也会更快。发达国家的政府债务不断上升，也是由老龄化所推动。政府的收入已无法支撑高增长时代承诺的福利。于是政府就采取借钱的方式践行承诺。
日本的政府债务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约200%，居世界之首。其他发达经济体似乎也差不多。欧洲平均财政赤字占其GDP的6%。英国占12%，美国则占10%。用不了多久，发达国家的赤字就会赶上日本，并居高不下。
“世界可能并不稳定”
如果去日本的二线城市旅行，你会对街上年轻人如此少、服务业老年人又如此多而印象颇深。事实上，大多数出租司机大概在70岁左右，酒店和餐馆的服务员经常是六七十岁的女性。他们呈现了一幅仅由老年人支撑的经济体的超现实图景。
东京则呈现出了另一幅景象。它似乎和世界上其他主要城市一样充满了活力。但是，东京的活力是来自于吸纳二线城市的年轻人。东京是日本的服务业中心，但也无法摆脱一个日渐老化的社会的症状。
老龄化会对资产价格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楼市为例，必将变成长期的熊市。人口减少意味着楼市需求的减少。由于房产是一项长期持久的资产，因此可能出现长期的供应过剩，从而对楼价产生了不断向下的压力。近20年来，日本的房地产价格以年均7%的速度下降。租金收益率刚好与价格的下跌相互抵消。外国人不时被日本很高的租金回报率吸引，但很少人赚到钱。
经济老化就意味着经济发展的停滞。正因此，企业的利润可能会停滞不前。不能增值的股票应非常便宜，比如说，10倍的市盈率或5%的股息收益率。日本股票在高峰时期曾有超过70倍的市盈率。20年来这些股票一直在下跌。外国投资者有时候被吸引去增加日本股市的价值，一段时期外国人购买导致日本股市的好转，但这最终被证明是个陷阱。
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扭转经济老化呢？我对此表示怀疑。出生率下降和预期寿命上升的力量太大了。
引进移民或可延缓老龄化进程，但这并不现实。以中国为例，其人口年龄结构，在未来不到20年的时间内，将与发达经济体相差无几。而再过20年，印度也会步中国的后尘。同样道理，发达经济体也不能指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青年工人。
错误的政策可能会加剧老龄化进程。长期来看，经济高增长时代的高房价政策最有破坏性。除了高房价，中国仍然维持着独生子女政策。长期来看，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尽管现在中国人对房产如此热衷，但是，一旦老龄化来袭，中国的楼市将经历比日本更为可怕的熊市，这一切很可能用不了15年就会成为现实。
老龄化可能带来通货紧缩，日本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而且，仅仅因为政府靠借债来覆盖人口老化的成本，通缩就会发生。一旦债务高到难以为继，通胀就难以避免了。恐怕世界正朝着这个方向走。一旦政府的承诺难以兑现，社会后果相当严重。长期来看，世界可能并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