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踞世界一端的东方与西方，地理位置相距数百万哩之遥，但因为穿梭其间的探险家、商旅，或是大规模的政治军事角力，又或者只是不期而遇下的意外接触，东方与西方的文化与艺术的交流不断进行着。十七、十八世纪以前，地球东西两边的人们可能已经使用着同一种器皿，又可能同样为某一种装饰纹样着迷。十七、十八世纪的传教士和商旅往来又加深东西双方频繁的接触，这种种接触，让各自看见自身以外的世界，也让原来已存在的亚洲文化圈掀起另一股西潮冲击的波澜。
粉彩黄地镂空葫芦转心瓶 清 乾隆 1736-1795 高30.2公分 口径3.7公分 足径10.4公分
乾隆时期由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创烧的转心瓶，原创点可能得自西洋机械钟表、或是由车床镟磨制作完成的西洋套杯和象牙工艺的启发。在组合、黏结的机巧中，巧妙地将小瓶子套进大瓶子之中，藉由特殊的内底设计，使两件瓶子彼此套扣却又因互不相黏而能自在的转动。此件作品以象征“福禄”的葫芦为形，器身分上下两截，上截自腰部与内瓶相连，以手轻触外瓶颈部，可以带动内瓶的转动。下截腹部装饰镂空回纹，两两一组，透过纹路本身弯转多变化的线条，让穿透的立体回文上下扣合、彼此不分离。器口边、腰、底边及足皆绘花卉图案，作为主纹的黄地粉彩皮球形团花则反映出中日纹饰互为学习模仿的一面。内瓶施朱红色釉，器底以青花书“大清乾隆年制”三行楷款。全器于器形、釉彩和转动的设计中，传达出乾隆官窑同时将不同风格的创作元素融为一器的表现。
木制多层套杯 十七世纪 德国南部通高15公分 最大杯径6公分 最小杯径1.5公分
外表看起来像一个不起眼的木筒，其实是一个收纳盒，打开之后，让人着实下了一跳，藏了三十多个高足杯，不信的话你可以数数看，杯壁薄得仅像纸一样，一个套着一个，最后整个可以收在木筒内，是不是像在变魔术一样。这样的作品是十七世纪德国南部地区制作出来，可能作为外交礼品进入到清宫中。德国十六、十七世纪时以车床镟磨象牙及木器的工艺在各个宫廷中迅速地展开，操作车床（lathe）因为需要精密的几何学知识和高度的技术，被纳入作为贵族教育的一环，用车床镟磨象牙成为王侯们休闲的玩好之一，除了是王侯们用手的活动来调剂用脑的繁琐政务，也是培养他们具有耐心的美德。在当时，用车床镟磨（turning）被认为是完全不同于雕刻的一种成形的行为，雕刻（carving）是工艺（craft），而镟磨则是一种机械技巧（mechanicalskill），必需利用机械来执行，可延伸人的器官所能达到的极限范畴。
雕象牙球帽架清 十九世纪
一看到层层镂雕的广东象牙球，大家第一个想到工匠的奇工巧艺，以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意象，此件二十一层云龙纹象牙球帽架就是非常典型的作品。但是其实镂雕象牙多层套球的背后，藏有过去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们现在熟知的象牙球与欧洲象牙球有着许多惊人的共通处，首先从根本的车床磨碹搭配特殊钩刀到制作工序的成套工艺技术，到球体几何概念以及局部间的螺旋结组，都显示广东象牙球与欧洲象牙制作有极大的相关性；二来我们又有清宫中收藏有欧洲牙雕作品，以及清宫使用西洋碹床制作象牙圆器以及搭配铜盘碹作繁复花纹之记录作为重要证据。从清宫造办处吸收西洋车碹技术后碹做各式象牙工艺品，到广东工匠制作代表中国工艺成就的象牙球大量外销，新传统的建立不言可喻。
当东方遇见西方
西方人眼中的亚洲世界究竟是什么模样？而亚洲了解的西方又有什么情调？透过文物我们感受到过去曾经存在、现在也正在发生，属于东方与西方相遇、交流以及相互认识的故事。
亚洲新图十八世纪
这幅1729年出版的亚洲地图，是由约翰．博格(JohannWeigel，?-1746)与褚仁(AdamF.Zurner)绘制的，地名及方位以拉丁文标示。图中运用十六世纪“麦卡托投影法”的制图技术，将整个亚洲平展于图面上，并且可以准确测绘出经纬线。本图最具特色的二个地方，首先在于使用微型画的技巧，将海岸线刻划成扭曲的线条，并以斜线标注海洋、湖泽所在；再者，地图的左下方，饰以具亚洲特色的象、骆驼、椰树等动、植物，以及人物图像。图绘用色多样，而所绘亚洲，虽然在局部形状、地理位置及距离略有失真，但呈现出十八世纪早期欧洲人眼中的亚洲面貌，是一幅透过西方人视角所勾勒出来东方风貌的装饰性地图。
郞世宁四季花卉棋盘十八世纪
这件《四季花卉》大小约若一方册页，但却可依棋盘形式折叠，为多宝格内奇巧之物。画中描绘各类植物，包括玉兰、荷花、菊花和梅花等，将春夏秋冬四季花卉溶于一景，合于中国传统四季循环、生生不息的画题。但此图的绘画技法则不传统，因为画家为义大利籍传教士郎世宁。他透过细致的颜色控制，让画中花卉像打过光似的，显得特别莹洁完美。树石部分虽模仿中国画作的外形，但将原本皴线，改造得较短促而一致，以求服务于刻画质地的目标下。《四季花卉》一作，虽可说是受中国典范约束的西洋画作，但也可说是融合西方技法的新的中国画。
亞洲的新亞洲
东方与西方的碰撞，让亚洲内部产生不同程度与范围的质变。由产制于东方的文物，我们可以观察亚洲如何吸收外来文化，并将西方的影响转换成艺术创新的灵感来源，形成亚洲与“旧传统”的一场“新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