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世界博览会即将召开之时，一位自称“世博难民”的女士胡燕，自上海不知经历了怎样的困难，来到联合国总部所在地纽约，向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递交一份上访信，要求关注中共在世博工程中对民众财产的掠夺，要求敦促中共当局停止迫害遭强制拆迁而维权的民众。
胡燕介绍自己一家因世博而遭到当局强制拆迁。她家原住上海浦东新区耀华路西陈家宅13号，是一幢居住面积190平方米的祖传私有老宅，这是上海现在建了世博中国馆的黄金地段。
但是中共当局每平米给予的所谓补偿，仅有1千元，所有的补偿现在也就只够在这样的地段买四、五平米的住房面积。胡燕极为气愤地说：“这不是光天化日下的公然抢劫吗？”
胡燕一家拒绝这种抢劫式的拆迁条件，上海当局强硬拆房，将她们的家具、财产全部砸毁掩埋。她丈夫上访却屡屡遭到抓捕拘禁，全家从此处于警察的监控、威胁、骚扰、迫害之下。在单位工作也遭受层层逼迫、诸多刁难和歧视。在万般无奈之下，胡燕才离开中国，辗转来到联合国上访。
其实，在胡燕之前，早有中国公民跑出大陆控告中共。如六、七年前就有北京遭到强制拆迁的市民白振侠，到联合国总部前抗议、甚而自杀，一时成为媒体焦点。
福建省福清爆炸案被冤枉判刑者的数名亲属设法前往日本，到中国大使馆鸣冤叫屈，也引起当地媒体和社会舆论的相当关注、报道。
而在日本机场的过关厅前坚守数个月的冯正虎，不仅是媒体长期追踪报道的焦点新闻内容，更成了两国外交机构都不得不商讨解决的头疼事件。
主要由上海访民在香港组成的“中国冤民大联盟”，从一开始就将抗争场所设在可以让国际了解的大陆之外。他们不仅在香港长期组织了各种鸣冤活动，而且到美国、欧洲等有国际重大活动的场所鸣冤，前两天在台湾追着到访的上海市长韩正，敦促解决冤民冤案。
国际上访这种中国特有的申诉、控告现象，正成为越来越多的大陆访民争取解决冤屈、获取公正的手段。之所以大陆访民千方百计逃离大陆到国际上访，实在是中共官吏既如横蛮霸道的土匪，又是厚颜无耻、公然强买硬夺、耍笑法则的无赖，将中国民众逼入了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的奈何境地。可以说中国访民的前途暗淡和无奈是古今中外未有先例的。
而为了压制、消除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上访民众，中共当局对访民用尽了一切肉体摧残、精神迫害。数以万计的设于北京的外地驻京办公室，其最重要、直接的一个公开工作就是抓捕、关押其地区到北京上访的民众。
访民历尽艰辛，尝尽粗暴、鄙薄的各种官吏嘴脸，却鲜有一人能够讨取公道，获得合法解决。四处抓捕、毒打、关押、管控、直至劳改判刑，则是越来越多访民面临的现实存在的险恶前景。
中国的一些喉舌正在制造进一步迫害访民的舆论。由什么所谓的教授和法律专家出面，制造出访民90%以上是应该关入精神病医院的理论；或者提议立法，认为对访民的不满表现应该判刑。
在大陆的访民尽管人数以千万计，但基本只是一个人们难以深入了解的数字。只有极少的人能够通过网络，透露一些遭受迫害的细节，这显然不足以给人们深刻印象并引起足够关注。
逃离中国的访民就能够在国际媒体上、在网络上详尽讲述，能够让人们真切、具体地知道大陆发生的那些丑恶的压榨、迫害民众的个案。
目前已经有一些美国和欧洲的国际媒体注意到胡燕，并表达了对其采访和予以报道的意愿。相信这样的事例多起来，会将中国的访民问题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来认识，并将促使国际上的普世人权价值提倡人士注视到这问题，为从国际上关注并施压导致改变，提供事实基础。
另外，虽然逃离大陆到国际上访，并不意味着能解决自己所受到的不公与迫害。因为国际上并没有一个可以制约中共的真实力量。但是如果机缘巧合、或者说策略运用恰当，也并非没有将一些具体个案促成解决的可能。
例如中国冤民大同盟的沈婷，其父母在上海被强行拆迁的房屋，就获得可以购取百米居室的经济赔偿。再如在日本机场过关厅抗争数月的冯正虎，最终也迫使中共当局取消不准入境的非法行径，让其通过上海海关，重新回到自己家中。
可见在国际上访得到解决的成功率是国内上访成功率的万倍。沈婷的成功是通过长期国内外的呼吁、控诉；冯正虎的成功，除了媒体、舆论的作用之外，与冯正虎将问题置于中国和日本政府不得不过问的状况密切相关。
所以到国际上访，如运用策略得当，可能解决自己的冤屈，同时还能打破中共将民众捂在家中、往死里收拾的局面，为中国冤民艰难维权的困境，开辟一条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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