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
你好！
您身挑国家大梁，手操千绪，日理万机，系党国命运于一身，本不应打扰，但又不能不打扰。我不知道主席阁下为什么老放不过我们这批右派老人？
众所周知，50多年前我们这批50多万忠于国家、忠于民族，追随共产党的革命者，却被毛泽东的“阳谋”沦为共和国“贱民”，整整被残害了二十多年，好不容易幸存下来熬到他寿终正寝后的“改正”，想不到余年仍然如此不幸？！
是我们反对了主席阁下倡导“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还是破坏了主席“科学发展观”的治国谋略？为什么老是再一再二再三地打压监控我们，而且节节升级加速控管。过去我是所在地通州区“维稳办”重点“关照”对像，自3月27日“茶叙”后，陡然升级成了中央和北京市的“关照”重点了，真是太少看重铁流了，使我有点受宠若惊！
今天（4月16）晚9点，我购好北京去上海的动列车票，行前又受到截阻。上午十一点北京市公安局一处孙科长打来电话：黄老，你今晚要去上海开会吗？
我回说：不是开会，是去看一位身患癌症的老人，顺道看看朋友。
他说：你不能去。我问为什么？他说，电话上说不清楚，等你睡了午觉后下午三点来家看你。
我在阳光屋备好茶水，欢迎贵客光临。下午三点，执行公干传达上级指示的北京市局孙科长、国安局焦帅和通州一位国安老熟人，来到寒舍。三位都是年轻后生，总年龄加在一起约长我十余岁，儿孙辈的人了。说得不好听一点，是儿孙辈管爷爷们的事，多么滑稽？
孙科长开门见山说：黄老，你今晚不能去上海，去了也没有人接待你。
我问：为什么？
孙科长说：没什么，就是不能去。还说，从今天起，我们公安局不管你了，把你交给了国安。
我冲焦帅一笑说：昨天我在京城俱乐部一见你，就知道你是国安的。
他问：你怎么看出来的。
我说：我是记者出身有职业眼光，干你们这行的不是追踪，就是卧底，或搞暗杀，脸色总是阴阴地少有笑，所以不如孙科长气度明亮。
他承认他是国安的。
我问：国安是专管危害国家安全和颠复国家的人，难道我们右派相聚一下谈谈往事，是否颠复了国家政权请明示。
他说：我们只要求你今晚不能去上海，没有说你颠复国家。
我又问：在你眼里我是什么人？
他说：你思维敏捷，见多识广，有学问，从内心说，我很同情你们的不幸。
我道：既然这样为什么老盯着我们不放？
他回答：这是我们的工作任务。
我还能说什么呢？
两年多来我对监控打压已成习惯，毫无恐惧之心。我光明做人，严守法纪，有什么怕的？但对限制我去上海的行为表示出强烈义愤！我说你们太过分了，去香港不让去，去埃及旅游不让去，现在连上海也不让去，我还是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到底犯了什么？你们干脆逮捕我算了。
他们不回答，说没有逮捕你，有什么要求我们会如实向领导反映。
我道：限制我的正常人身自由不等于就是逮捕吗？！
接着，我重申了我“三个区分”、“三个承认”、“三个要求”、“三个反对”的人生原则与行为底线：
三个区分：把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和改革开放的共产党区分开；把建国的前30年和后的30年区分开；把改革开放的成果和改革开放的缺点与失误区分开。
三个承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个人一切言行须在宪法框架内；承认中共是现阶段国家的执政党，不能去反对侮谩，做得对的支持，做得不对的批评；承认共产党在一天一天进步，在改善国计民生。
三个要求：要求彻底“否认反右斗争”；要求为受害人赔礼道歉；要求发还20余年扣发、停发的工资。
三个反对：反对封杀掩盖历史真相；反对把毛泽东头像长期挂在天安门；反对毛派极左势力复活。
我请他们全部录音，把我说的话如实向上面反映。如果党政高层认为我的这些观点是“颠复国家政权”，请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公开下令逮捕我，用不着限制我人生的正常行动和监控我的通讯设施。无论个人和国家都要光明磊落，按法律办事，这就是我要写给国家主席胡锦涛第十封公开信的内容。焦帅先生阴阴一问：何时写？我说今晚写。他又问：写了第十封信后还写不写？我朗朗一笑道：如果逮捕了我当然就写不成了，不逮捕我会继续写，直写到右派问题彻底解决为止，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我还问他们：我们和你们的矛盾到底是敌我矛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三人众口一词：人民内部矛盾。
我道：那就对了。解决敌我矛盾用军队，监狱，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我们都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们被整了几十年，关了几十年，后来给予“改正”，恢复了工龄、职务、组织关系，所扣发、停发的工资却不补发，你们能接受吗？
我一再表示：只要补发了这笔工资，我可以再不发声，老死书斋潜心写作。我如果拿到所补到的工资全部捐献给“希望工程”，而且愿意帮助政府做这件抚平历史创伤的事情。他们有些不解问：那你为什么？社会的公平公义！
我是个言必行，行必果的人，纵如此杀头坐监也不后悔！两小时“关怀”结束，送三人出门，我拍了拍焦帅肩头：小伙子，下次再来脸上多一点阳光少一点阴冷，我会回你一个灿烂。
冒犯了主席阁下，罗罗索索写了些言不成的东西。
上书人：铁流，本名黄泽荣
2010年4月16日晚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