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社会中，身份是有颜色的，不同的色彩对应的是不同的身份。反过来，不同的身份，也有不同的色彩。身份色彩体现的纲常伦理、尊卑等级，不可僭越，这就是儒家们所热心制定和维护的礼法。
皇帝垄断了黄色。不过黄色成为皇帝的专用色，是从隋唐之际开始的。从此一直到溥仪滚出紫禁城为止，一千多年的时间，大自然造化的黄色，成为皇帝的禁脔。皇帝为什么垄断黄色呢？因为黄色是太阳的色彩，而皇帝就是人间的太阳。明朝禁止臣民用黄，所有的黄，包括柳黄、明黄、姜黄诸色都禁止民间使用。清朝甚至禁止与黄色接近的香色、秋香色、米色等。乾隆时期皇帝的一则措辞严厉的诏令说，民间如有违反，加罪论处。只有皇帝特别恩赐的才可用，如黄马褂之类。末代皇帝溥仪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在他作为逊帝，权威仅仅在紫禁城中有效的日子里，还因为发现他弟弟溥杰的衣袖中有一种什么黄色而严加斥问，吓黄了年幼溥杰的小脸蛋。
高级官员垄断了紫色、红色。杜甫诗中说，“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有达官显贵才可以用朱红色的大门，不但老百姓不能用，低级官员也不能用。唐朝规定，三品以上的官员和亲王的官袍是紫色，五品以上是朱色。这就是把飞黄腾达的人形容为“大红大紫”的原因。明朝取消了几百年来最为高贵的紫色，以红色代替，规定一至四品绯色，绯色就是红色，从此，鲜艳的大红色是黄色之后的最高贵的色彩。
大红大紫的鲜亮色彩被中高级官员垄断了，给下级官员剩下的就是一般的色彩了。唐朝规定五品六品的低级官员只能穿绿色，八品九品是青色；明朝规定五至七品青色，八、九品绿色，基本打了个颠倒。但无论青色还是绿色，都是并不鲜亮的色彩。白居易《琵琶行》写道，“坐上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白居易当时被贬谪，当了江州司马，是一个品级低下的小官，只能穿黑糊糊的青衫，不但没有面子，而且情绪也很糟糕，以致一个歌女的一曲琵琶，就勾起他满腹泪水。
只有高官才有资格用紫色、红色的服饰，所以，官迷们对于紫红深怀渴望期盼之情。白居易写诗说，“吾观九品至一品，其间气味都相似。紫绶朱绂青布衫，颜色不同而已矣。”从这种说法也可以看出，他的心理并不平衡，不过自我安慰而已。对于低级官员的艳羡，富有人情味的皇帝大概也考虑到这种心理，因此在严格不同身份等级官员服饰色彩的规范的同时，又格外开恩，制定了“借绯”、“赐绯”、“借紫”、“赐紫”制度。
所谓“赐”和“借”，无非是说，虽然按照你的官品，你还没有资格用这个色彩，但是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开恩赐给你这个资格，或者开恩权且借你这个资格，使用这种色彩。以白居易为例，唐制，没有达到穿红袍资格的都督、刺史等官员，可以“借绯”。白居易当上忠州刺史就享受了“借绯”的待遇，他羞涩地说：“假著绯袍君莫笑。”到了50岁那年，他终于真正熬够了服绯的资格，如愿以偿地穿上了大红袍，他得意地说：“五品足为婚嫁主，绯袍著了好归田。”一副衣锦还乡，功成名就，志得意满的样子。
不过绯色上面还有更高贵的紫色，当官一场，没有穿上紫袍，总是遗憾。大和元年，白居易拜秘书监，散官为中大夫，官品是从第四品下，不具备穿紫袍的品位，但皇帝开恩“赐紫”，白居易自豪地说：“勿谓身未贵，金章照紫袍。”作为人臣，能够穿上紫袍，是尊贵之极了。紫袍之上，就只有黄袍最尊贵，可那是皇帝专用的，人臣，除非谋反，想都别想。事实上，皇帝开恩，不管“赐”什么“借”什么，都不会出现“赐黄”“借黄”这样的制度，皇帝专用的黄色是绝不出借的，绝不许他人染指的。
官员垄断了色彩，留给老百姓的基本上就只有最黯淡、最难堪、最普通的色彩了。在历史上，老百姓的衣服总以本色为主，因为印染技术低而成本高，老百姓奢侈不起。所谓本色，就是说做衣服的纺织品原料的本来色彩是什么，它就是什么颜色。古代老百姓只能穿麻布衣服，麻布的本色就是灰白色的，所以老百姓也叫“白衣”。老百姓除了穿麻布，还穿用牛毛织成的褐，由老百姓而当官，就叫做“解褐”。实质上褐不但是牛毛织成的衣服，而且也是做这种衣服的原料牛毛的自然颜色。“衣褐”也就是老百姓的身份标志。
灰白和褐色不过是老百姓生活困难，穿不起光彩鲜艳好衣服的不得已选择，但国家也规定这些颜色是老百姓法定的不可改易的颜色。宋太宗就明确规定各色胥吏、平民、商贾、工匠、占卜以及不隶属于官府的民间艺人，其衣装颜色，一律只能使用白与黑。因此，“皂隶”成为胥吏之类贱民的别称，“青衣”也成为婢女的代称。这样的规定基本上延续到帝制末年。
像低级官员艳羡高级官员的大红大紫一样，富有的老百姓也艳羡官员的服饰器用的亮丽色彩，千方百计要追逐模仿的。这种模仿破坏了儒家和皇权精心设置的纲常伦理和身份等级，是僭越逾制，要被严加追究。但法网还是禁不住人们对色彩斑斓生活的向往，色彩逾制也是历史上常见的事。不过千万不要认为国家对于身份色彩的制度只是一纸具文，到溥仪下台为止，中国老百姓谁也不敢服用皇家专用的黄色，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