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一面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一面在临死前还唠叨“东方红”歌词的第二句,"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大概是知道自己的大限已经临近,而且在政治上也已经无路可退,一向对毛泽东俯首下心、逆来顺受的周恩来这回不想再隐忍退缩了,背着"投降派"的罪名去见马克思,决意对横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作出反应,向毛讨还清白。毛泽东非常清楚,光靠算当年跟共产国际王明跑的老账是打不倒周的,因为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顶多是个思想认识问题,而不是政治立场问题,因此势必要在所谓"历史问题"上找碴做文章,就像当初整刘少奇一样。在这种情况下,"伍豪脱党启事"问题就成了做文章的题目。
毛泽东一直在拿这个问题挟制周。文革初期这件事闹得满城风雨的时候,毛不仅不明确表态,还有意把揭发材料交给中央文革留存。就是后来毛许诺周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澄清事实的报告,当时已在会上宣布要将这个报告及有关文献资料发给各省、市、自治区一份存档,事后却不了了之。不仅如此,"四人帮"的大本营上海甚至还私存当年登载"伍豪脱党启事"的报纸。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不让周产生警惕之心,预作防范。
九月二十日,周恩来施行了住院后的第四次大手术。这次手术是医疗组面对周的病情出现恶变的情况下,为了尽量延长他的生命而作的努力。手术前,周恩来自知这次生死难料,很有可能下不了手术台:因而作了最坏的准备,特意赶在这次手术前,把该做的和想说的一一交代清楚,在临进手术室前,周要来了他在一九七一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事"问题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将自己一个人关在卫生间里,把该稿从头到尾又审订了一遍,然后又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把这份报告发给全国各省区的第一、二、三把手,人手一份。
当时,医生已经给周恩来使用了麻醉前的镇静和止痛药物,一切准备工作也已就绪,叶剑英、邓小平、张春桥、汪东兴等中共高层也到场守候,就等周本人出来。其间,邓颖超和保健医生曾先后进去催促,但他毫不理会,强忍病痛和药力发作后的反应,继续伏案阅读和写作,让众人足足等了一个小时。写完后,周恩来又在关于"伍豪启事"报告的封面上郑重地签上他本人的名字,注明时间、地点后,才打铃出来,并当众拜托邓颖超向毛泽东报告此事。
在了却了这桩心事后,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簇拥下,被推向手术室,就在进入手术室的刹那间,周恩来突然用力大声喊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人莫不愕然相视,在无言之中体会这番话的含意。邓颖超则让在场的汪东兴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报告。应该说,知夫莫若妻。最了解周恩来心思的还是邓颖超,甚至可能就是两人事先商量好的,有意说给毛泽东听的。
这次手术,医疗组的专家们虽然尽了全力,却无回天之术,甚至连预期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原因是周恩来的病情比原先想像的更为严重,打开以后,发现膀胱里面已经长满了瘤子,而且已经扩散出来,向全身转移,根本无从下手。他们在请示了在场的中央领导人之后,只好又缝合起来。因为一动的话,只会转移扩散得更快。
周恩来对政治上批"投降派"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完全出乎毛泽东的意料之外,而且大大将了毛一军,在政治核心圈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议论。本来,毛以为周大概会像以往那样隐忍不言,不会从正面应对,因为这毕竟只是一种影射,并没有点名。不料,周恩来竟当众戳破了这层窗户纸,对号入座。这令毛泽东十分难堪,让人觉得他对一个垂死的人还不肯放过,实在是太过份了。为此,毛憋了一肚子火,却又不好对周发作。更令毛有所顾忌的是,周恩来在党内外毕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他公开站出来为邓小平讲话,乃至向中央写信推举邓作为他的接班人,也让毛对邓一时难以下手。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改变主意,决定不再拿评《水浒》的题目做文章,而且把批邓的时机也暂时往后推迟,一切视周恩来的病势而定。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病情一时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由于病情的急遽恶化,周恩来已经是心有余而力难支了。九月二十日手术后,他的伤口一直未能愈合,膀胱内出血不止,多时每天达上百cc,而且下腹部的肿块也眼见一大比一天增大。对此,医疗组一筹莫展,只好靠输血来维持,但仍入不敷出。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的身体变得极度虚弱,生命正在被一点点地耗尽。十月二十四日,医疗组不得不再次给周施行了手术,尽一切手段延长他的生命。这次手术后,周氏再也没能从病床上起来。
由于体内癌细胞的吞噬,周恩来的身体加速崩溃,整日与癌痛的煎熬苦斗。对于政局的逆转,他已是自顾不暇了。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周心情非常压抑,回首一生,内心的伤心难过和恐惧交织,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工作人员觉得曲调太悲伤压抑,不肯给他放,想换支轻松点的曲子给他听,但一换不同的曲子,卧床不起的周氏就觉察出来,用微弱的声音问为什么不放? 坚持一定要放下去。
周恩来病情的急遽恶化,解除了毛泽东批邓的后顾之忧。在此之前,毛之所以暂停评《水浒》,批"投降派",是因为不知道周的病到底还能拖多久,担心一旦批邓,周会运用他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从中作梗。现在,周恩来已经命在旦夕,周,邓二人的联盟不攻自破,于是可以放手大干了。
实际上,毛泽东在表面上批评江青搞评《水浒》、批"投降派"是"放屁"的时候,就已在另辟蹊径,更新选择了批邓的突破口。其后,他对邓小平转送的清华大学刘冰等人状告迟群,谢静宜来信的批示,便是精心选择的"石头",而毛远新则是指派的打手。
还在周恩来九月二十日那次手术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在暗中调兵遣将,展开批邓的部署。他怀疑一直给自己当联络员的王海容、唐闻生是周恩来、邓小平的人,于是把在政治上跟江青很紧的毛远新从辽宁调到身边来,充当向政治局发号施令的联络员。在这前后,毛特意征询了毛远新对时政的意见,既是交底,也是搜集批邓的炮弹。
当周恩来的病势危重以后,毛泽东认为批邓的时机巳到,遂发动攻势。他指派毛远新找邓小平、陈锡联、汪东兴等人开会,对邓所主持的中央工作,大兴问罪之师,一连提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与此同时又把几个月前下放到上海"帮助工作"的王洪文召回北京,准备换马。
毛泽东一开始并没有想把邓小平一棍子打死,但前提是他必须低头认错,就像周恩来屡屡做过的那样。为此,毛提出由邓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但被邓婉拒,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毛泽东见邓小平"死不改悔",遂下决心把他拉下马来。继在清华大学点火后,毛又下令召开党、政、军负责人和老同志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中共中央并为此发出了通知。以批邓为目标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随即扩展到全国各地。
周恩来十月二十四日所做的手术没有也不可能创造奇迹。进入十一月后,尽管邓小平在和毛远新谈话的当天就赶到医院把消息告诉了他。周知道毛泽东这次批邓决心已下,准备全面重用党内文革派,而他本人日后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即使生前逃过,死后也难免受到批判,诸如"伍豪启事"和几篇文章一类东西便是可以使用的炮弹。
为此,周恩来预先作了某些防范,绝不在他身后留下任何可能被人拿来做文章的东西。他在病重时把江青等人私存一九七三年十一、二月间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他的会议记录的情况,告诉了邓颖超,让她在思想上有所准备。
十一月下旬以后,周恩来已是风中残烛,不过神志依然十分清楚。眼见形势在"反击右倾翻案风风"的敲锣击鼓声中天天恶化,周氏已无力阻止时局的逆转。据身边的医护人员回忆,这时他很少言语,一个人躺在
床上望着天花板,凝想心事,不时发出长长的叹息。
到十二月中旬,周恩来的肠道已经完全梗阻,无法直接进食,只好全靠鼻饲、输液、输血来维持生命了。与此同时,由于大量使用各种抗菌素,引发霉菌病,全身高热持续不退。在这种情况下,周的体力很快便消耗殆尽,时常昏睡不醒。
一九七六年元旦前后,周恩来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气若游丝,多数时间处在昏迷之中。元旦前夕,邓颖超来医院看望时,带了本刚出版的《诗刊》杂志,其中发表了毛泽东十年前所写的两首词《重上井冈山》和《鸟儿问答》。在年后的头两天,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后,还几次让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两首词念给他听。他除了悉心静听外,偶尔还说上一两句话,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了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时的他已经是眼窝深陷,形容枯槁,整个人抽缩在一起,躺在床上,除了身上纵横交错的各种管子外,在几米远处几乎看不到人的身形。
六天后,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离开了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