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1日 南京保卫战开始
1937年的南京保卫战,是一场为尊严、知其必败而战,是民族意志和气节之战。当时战争中壮烈牺牲的国民军官兵，留下血写的历史见证。虽然当时因为武器设备都远远落后日本军队而导致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剧，但回顾过去的历史却发现内部的动乱却也是导致其失败的另外一个主要因素，以下为您揭开当时历史的面纱。
蒋介石提“攘外必先安内”被扣上“不抗日”的帽子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一片沸腾，爱国学生纷纷要求立即对日宣战，舆论界则分为两种不同意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似乎别有考虑，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于是，“不抵抗主义”的帽子便扣到了国民政府的头上。因当时侵略的一方日本是世界一流的军事强国，而中国则是一没有统一的政权、二没有统一指挥的军队、三没有统一的财政。至于军队装备的悬殊对比及两个国家工业基础的极大差距，就更不在话下了。
1985年匹兹堡大学教授许倬云曾评论那时候的形势说：“北伐后成立的国民政府，宣传统一了中国。实际上，国民政府号令所及不过是沿海的城市及其近郊的腹地，中原大战及国共的武装冲突都是对中央政权的直接挑战。”
分析当时的形势，虽然内乱之一是因为许多地区由阎锡山、冯玉祥、桂系等地方军事领袖把持着，而导致国民政府无法有效控制各地军阀的根据地；但实际影响内乱的主因则由于是中国共产党的作乱，中国共产党不仅于1927年8月在江西发动南昌起事，在1931年甚至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造第二个中国。
因此，在1931年“一二八”抗战发生后不久，蒋介石到达上海以后曾发表谈话说：“现在，我们国家正是内忧外患相逼之时，一方面国内有狂暴的土匪，天天拚命的杀人放火；一方面国外有日本帝国主义，天天向我们猛烈地侵略。日寇敢来侵略我 们的土地，甚至公然要来灭亡我们的国家，就是我们国内有土匪扰乱，不能统一。……我们由内乱而招来外侮，是必然的。反转过来说：祇要能够正本清源，先将这心腹之患彻底消除，那末外面的皮肤小病，一定不成问题。……各位都知道，无论我们有怎样强大的武力，若是遭到腹背受敌，内外夹攻，前后方都告急，那末没有 不失败的。所以我们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都是居于必败之地。”
但是了解国内外局势,提“攘外必先安内”的蒋介石,却被扣上了“不抗日”的帽子。
共产党真的“抗日”吗？
在“九一八”之后，国共产党的江西“苏维埃政权”成立，中共一开始成立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按照第三国际的命令行事。而第三国际是直接受苏共中央领导的，苏共则是为了苏联的国家利益而发出指令的。
“九一八”事件刚刚发生，第三国际就作出决议为：“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抓住广大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斗争。”这是在命令中共要于国难当头之时，利用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去引导他们推翻国民政府，变“抗日”为“革命”。
中共为什么要在这时候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它无非是要利用日本人的侵略，来推翻中华民国政府；而不是于危亡时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去抵挡日本侵略者。
曾经任中共总参谋长的粟裕大将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载，中共甚至在1934年派出由红七军团组成的“抗日先遣队”，共六千多人，其任务竟然是威胁抗战首都南京和经济中心上海。但是那时候的“抗日先遣队”怎么能够公开做这种破坏抗战的举动呢？中共中央就是在临行时，竟然也没有宣布作战的目的，哪怕作为参谋长的他也不知道。在差不多四十年后，粟裕当面问总司令朱德，才知道这个“抗日先遣队”的真正战略目的，粟裕曾说道：“宣传抗日和支持皖南，是当时赋予七军团的任务。为了宣传我党抗日主张，中央公开发表了……印刷了……等大量宣传品，总数达一百六十万份以上，这在当时条件下是很不容易的。为了及时支持皖南群众的斗争，中央限令七军团进行三四天休整后，立即出动。后来我们才知道，当时派出这支部队的更加直接的目的，是企图以这一行动威胁国民党统治的心腹地区。”
原来这“抗日先遣队”的一切作为都只是为了推翻国民政府，与日本军队夹击中国军队。
“共赴国难宣言”是个幌子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宣布全国全面抗日。7月22日，中共于是发表了“共赴国难宣言”要旨为“1. 愿意为实现三民主义奋斗、2取消推翻国民党的暴动政策、3.取消苏维埃政府、4.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所管辖”,然而中共此“共赴国难宣言”其实只是一个幌子，一个为“统一战线”计划所下的一步棋。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在推翻国民党、夺取中国政权的一切行动上，披上一件“合法”、而且“感人”的外袍。虽然中共表面愿意接受蒋介石的指挥，但是实际上却仍然是遵循着毛泽东的指示来行动，积极地扩充自己的势力。
共产党自始至终都受俄共的指挥,扩充自己的势力,牺牲自已的同胞。
南京戍卫司令长官唐生智将军，发出“誓与国都共存亡”的悲壮誓语
国军装备太差，只有步枪、机枪、手榴弹和少量迫击炮，图为川军刘湘部5个师集结在南京外围的广德、泗安间，与敌血战
惨烈无比的南京保卫战
1937年11月淞沪战役上海战场,国军以落后的武器装备，全凭官兵高度的爱国热忱和英勇无比的牺牲精神，浴血奋战，给日本以料想不到的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速战速决、三天占领上海、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迷梦。随后上海沦陷，淞沪战役告一段落，敌人付出很大的代价，取得了局部胜利。11月12日敌人占领上海之后，分兵三路，对南京采取分进合击之态势，三路会合，将我南京守军压迫到下关江边予以全歼，日军本此要旨向南京推进。
日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拥有骑兵、炮兵、化学兵、坦克、装甲车还有飞机助战，水陆并进，海军舰队也已逼近南京
国军总共兵力十多万，大多新兵，均不满额，装备短缺，未经训练,以此残缺的兵力，配置于南京广阔的防线，抗击优势的日军，众寡悬殊，强弱异势，尽人皆知。但保卫南京的官兵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抱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誓与来犯之敌血战到底。
南京保卫战于11月18日交战,历时26个昼夜,于雨花台、紫金山等要点先后失守，日军进入广化门，中山及太平门与我守军发生激烈巷战，12月13日南京沦陷，随后日军展开了南京大屠杀，30万军民牺牲。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于洛川会议中提出：“一些同志认为日本占地越少越好，后来才统一认识：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变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内有国，蒋日我，三国志；最糟糕的情况不过是日本人占领了全中国，到时候我也还可以借助苏联的力量打回来！”（出自毛泽东秘书李锐《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
这段说法可从一九六四年七月十日，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在北京与毛泽东的一段对话得到印证——毛泽东：“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更三：“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
毛泽东：“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出自《田中角荣传》第五三三至五三四页）
从南京保卫战之前的历史可看出,在外侮对我中国侵略之际,以推翻国民政府为宗旨的中共红军，却于国难当头之下，不断袭击国民政府军队，国民政府不得不两面作战，整天叫嚣抗日的中国共产党，除了在后方破坏政府抗战措施以外,不曾做过任何一点踏踏实实的抗日备战工作。即使宣布了“共赴国难宣言”亦只是个幌子,从不曾真正共同抗日抵御侵略的外侮。
“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底下，那些在南京保卫战为国犠牲的军官们、被一批批送到芦苇田里集体枪杀未死者又被补上二刀刺刀的同胞们、受到日本兵强暴轮奸的南京女同胞们,若他们地下有知,听了以上毛泽东与佐佐木更三的这段对话,不知他们该如何感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