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地区布满“红袖标”
近几年来，“维稳”不仅成为中国政府天天念叨的“二字经”，也衍生为一个日益庞大的产业。附着在这条粗大产业链条上的从业者，除了正宗的专政工具公安（国保）、武警、国安之外，还有为数庞大的官僚体系编制之外的保安、“五毛”与线人等。维稳费用更是高昂，据说，2009年用于内部保安的预算高达5140亿元人民币――虽然未公布这些费用的具体投向，但根据常规，公安、武警等这条产业链上的“编制内”养人费用不会计算在内。中国的学术研究也因此多了一门中国特色的研究，即维稳课题研究。
但中国政府的“维稳”思维存在一个被有意忽视的逻辑盲点，即中国当前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就是政府权力肆虐与民众权利被褫夺，中国政府的自利型行为已经成为社会不稳定的第一因素。
一、“维稳”研究回避的根本问题
近十余年以来日渐增多的社会反抗，确实让当政者深深感到政权根基变得越来越不稳固。面对日益蔓延开的“仇官仇富仇警”的社会怨恨，当局确实希望找到“维稳”妙策。因此之故，“维稳”研究成为国家课题，也出了一些质量较高的研究成果，于建嵘的多篇文章与演讲与清华课题组的“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
于建嵘先生近年来研究群体性事件颇有建树。在今年5月《亚洲周刊》对其所做的专访“为中国深层次矛盾解套”中，于建嵘对官民矛盾产生根源的分析到位：第一，官员对权力的垄断与民众要求参与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第二，公权力对经济资源的控制，利用资源对民众的掠夺越来越严重；第三，公权力对社会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全面控制，越来越加强政治上的专制能力。于建嵘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政治制度落后，没有能限制公权力的制度安排，目前的压力维稳已经走到尽头。但他提出的方法是从现有制度资源中寻找着力点：进行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如收入分配制度、县级人大职业化），以使“刚性稳定”转变成“韧性稳定”。
清华课题组在“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长治久安”一文中，对“维稳”已成为维护既得利益格局的手段，以及维稳成本的高昂、维稳造成体制性防卫过当、维稳与社会不稳定的恶性循环等各方面问题都有精当的分析。但和于建嵘先生要从现有制度中寻找资源不同，课题组至少前进了半步，希望政府能够理性定位当前的社会矛盾，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矛盾的特征和性质重新判断，不要把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
在体制内做这种非常敏感的研究，能够把话说到这一步已经不容易。如果于建嵘能够把垄断权力的主体换成政府而非官员，以及谁是掌握公权力的主体说明白，矛盾根源也就昭然若揭了。于建嵘的问题在于，他希望制造社会矛盾的主体在压力维稳走到穷途末路时能够幡然省悟，主动让利（就是建立公平公正的社会分配体制，让社会各阶层真正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来解决社会矛盾。而清华课题组则忽视了一个事实：中共建立的列宁式政党体制的特质就是视任何社会阶层及群体的独立利益表达为异端，目前维稳的重心就是要不惜工本地构筑利益表达的输入性壁垒，比如控制媒体、聘用数以十万计的网络评论员（即“五毛”）在网上日以继夜地工作，目的就是制造虚假的民意与引导舆论，而不是要疏通利益表达的输入管道。
无论是于建嵘希望“在现有制度中寻找资源”，还是清华课题组的研究者希望“让利益表达制度化”，都是立足于一个前提：将中国政府假想为民选政府，其职能是为国民管理社会经济活动，并履行其对社会的公共服务职能。上述研究者不得不回避的中国政治现实是：近20年以来，中国政府早已经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其职能只是代表统治精英集团对中国实施政治经济统治，并以此为基础和前提，兼顾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
二、中国社会矛盾的总根源：政府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肆意侵夺
如果承认中国政府已经堕变为一个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那么维稳为何陷入越维稳越不稳定的“维稳怪圈”的思维盲点就凸显出来：统治精英集团的利益并非民众的利益，他们要求的“稳定”是维持统治精英集团主导的现有利益分配格局，这种“稳定”自然不会是利益正受到空前剥夺的民众所希望的稳定――因为民众希望将失去的生存资源要回来。如此理解，也就不存在“维稳”研究中的困惑：“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社会稳定和利益表达被人为对立起来：利益表达、特别是来自社会底层的利益表达，往往被认为是危及社会稳定的不稳定因素而受到压制”――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支撑经济高速发展的诸种资源要素如土地、环境损耗、支撑世界工厂的劳动力生命透支与福利损失，无一不是政府依靠公权力掠夺而来。这一点，我在“改革30 年：国家能力的畸型发展及其后果”等文中作过深度分析，其中要点之一是分析国家资源汲取能力的超强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占了整个国家GDP总量的四分之一，占用社会财富比重之大堪称独步古今。政府对社会资源过度汲取的必然结果是民众的生存权利被严重褫夺。在社会分配政策与福利政策方面，中国政府的政策都向公务员系统严重倾斜。为了保障政府出于自利目的而施行的掠夺行为，中国政府的立法呈现出高度自利性，只考虑所谓的“国家”利益（实则是党与统治集团的利益），无视民众的任何权利。因此，从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社会已经出现公共权力私人化、政府行为黑社会化、政治暴力合法化等失败国家的特征。
中国的社会矛盾的总根源就是政府权力对民众权利的肆意侵夺，所有被官方视为社会“不稳定因素”如拆迁、征地、司法难民等的存在，恰好是中国各级政府不断亲手制造的。中国当局也知道由于自身的寄生性与掠夺性，非加强国家的强管制能力不足以维持统治的稳定（即维持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这些年来才不断地采取各种措施封堵民怨，特务统治逐渐走上前台，政府行为逐渐黑社会化。既然中国政府的“维稳”就是以消灭民间一切利益诉求为要务，怎么还可能指望这个政府能够成为矛盾的解决者与社会冲突的公正裁判者？只有让这个自利型政治集团从公共资源控制和管理中退位，停止掠夺民财与剥夺民众的生存权利，才是釜底抽薪之举。但与视权力为生命线的中国当局讨论这些，无异于与虎谋皮。
三、中共政治体制的特点：视任何利益表达为异端
中共排斥任何利益表达，源自于其政党特点。中共是按照列宁式政党的要求组建的，无论是毛时代还是此后的三代领导人，都未改变这种政党特质。列宁式政党的最大特点是党国体制：用宪法规定专制政党为唯一执政党，将任何对党国体制的批评法定为危害“国家”安全；组织上，执政党将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政府、军队乃至街道、行政村设置“支部”，严密控制全社会成员；资源分配上，垄断并攫取国家资源，以国库为党库，以国养党。简言之，党即国家，政党与国家的关系完全倒置，政党利益高踞于国家利益之上。在这种一党独裁的极权政治体制之中，无法找到任何可以扼制党国体制下政治权力肆虐的资源。
利益表达的输入性障碍恰恰源自这一制度。在毛时代，任何不符合党的利益表达被视为“反革命言论”，务必消灭之（包括肉体消灭）；胡赵时代曾有过些许松动，从江泽民直至胡锦涛，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消灭利益表达的管道，如加紧对民间社团的控制，将外国NGO视为颜色革命的工具，言论管制日益趋紧，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防火墙”。来自民众所有的利益表达，如对拆迁征地的反抗，对环境生态破坏的抗议，基本都被当局视为不“和谐”的声音。从2008年起，中国政府尝到了“奥运安保模式”的甜头，公安部长孟建柱宣称，要将以“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这六张网为核心的“奥运安保模式”推广至全国。这种“体制性防卫过当”举措被大力推行的根源，就是执政者将任何利益表达都视为异端，编织“六张网”的目的就在于要将任何利益表达消灭于萌芽状态。面对因生存权被剥夺而被迫上访者日益增多的“险情”，中国当局不是制止地方政府对民众生存的剥夺恶行，而是宣布一亿多中国人有精神病（2010年5月30日《瞭望》新闻周刊）。这项“研究”的灵感应该源自北大教授孙东东所谓的上访者99％有精神病一说――在党管控一切，民间不得自由结社、媒体皆为“喉舌”的情况下，各阶层之间的利益表达机制从何建立？
利益表达在中国存在制度上的输入性障碍。这种障碍不仅存在于民众与政府之间，还存在于媒体与政府之间。民主社会的媒体被赋予第四种权力的职能，以反映民间的各种不同意见并履行社会监督的功能。而中国的媒体不仅不具备这一职能，偶尔反映一点民意，也无法对政府产生必要的影响。当局为媒体设定的制度性角色是“党的喉舌”，党只需要它传达统治者的声音；“喉舌”自然只能听“大脑”指挥，哪会让“喉舌”对“大脑”说三道四？尽管目前部分媒体人出自良知，力争在维护民众生存权益方面作一些有限的表达与呼吁，但媒体的这种表达不但无法有效输入各级政府的决策信息系统，相反还被当局指责为破坏“维稳”。《南方人物周刊》6月28日刊出对北京访民倪玉兰的专访，记述北京市为办奥运会把这位女律师逼成上访者并将其关押这一过程。倪玉兰被关押期间遭受的酷刑令人惨不忍闻。此消息见报后，北京市当局随即要求广东省处分《南方人物周刊》。这一事例充分体现了中国极权政治的特点：只许政府胡作非为，绝不允许任何批评，哪怕只是揭露真相，也会被视为异端遭到打击。
由于革命带来的破坏“殷鉴未远”，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想再承受底层革命带来的天翻地覆之痛。但在这种民众利益表达的输入性制度障碍被不断强化的情况下，和平变革只是幻想。国内学者们在论述“维稳”为何越维越不稳时，存在一个思维上的逻辑盲点，即将政府所要求的稳定与民众所期待的社会稳定混为一谈。其实，中共政权的稳定是以大规模掠夺社会资源为前提的，执政者所梦想的“稳定”，只不过是要利益受损者放弃任何反抗，听任宰割而无所怨言。然而，毛时代之后民智渐开，民众的权利意识日渐觉醒，这是中国政府“维稳”必须面对的社会局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