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蒋介石、毛泽东、赫尔利在重庆
利用蒋到西安督战剿共之机兵谏，却电毛泽东商议改组联合政府
但是决心彻底消灭中共的蒋介石，命令驻守在西北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剿共，并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至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亲自坐镇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张学良、杨虎城“进剿”红军。张杨二人因为受中共的策反向蒋进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遭蒋反对。12月12日二人兵谏，张学良的卫队捉拿蒋介石，同时杨虎城的部下逮捕了随蒋抵陜的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军政大员。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被扣押期间，在一天之内写了：寄其妻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与全国国民三份遗嘱。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随即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
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
1936年12月12日兵变当晚，中共惊喜交集，以毛泽东、周恩来名义给张学良发了“万万火急”的“文亥电”，郑重建议张必须把蒋介石“押在自己的卫队营里，且须严防其收买属员，不可将其交其他部队，紧急时诛之为上”；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会议的基调是“审蒋”。
西安事变发生当天，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所称，西安事变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17日，中共应张学良的邀请，周恩来率李克农、罗瑞卿、张子华等人以红军代表团的名义到达西安，共商解决事宜。蒋亲自对宋子文说:“此事症结在于共产党。”(蒋介石日记，1936年12月23日)蒋介石担心中共会乘机除掉他，是他写下遗嘱的又一个原因。
延安时的毛泽东
毛最希望的是蒋介石死，所以毛泽东发给张学良电文：“蒋某确系卖国独夫，理应付之国法，弟等极力赞成由人民公审……”。尊张学良为“全国抗日领袖”及“一举手便扭转乾坤”。让张沈醉在西北王的迷梦中！
而根据《张国焘<我的回忆>》里提到西安事变时毛与朱德的对话，也可得知毛希望蒋能够死的意图：毛泽东并微笑着安慰朱德说，我已着力暗示张学良应该如何做，但这‘杀’字不好由我们口里说出来。“我们致莫斯科的电报是毛泽东起草的，除报告西安事变真相外，并指出这是根据张、杨、共三角联盟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中共中央已积极推动张、杨坚决与蒋分裂。”
据中共党史专家称：“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发生当天，中央给在华北工作的刘少奇的电报中，明确指出要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十二月十九日（即在接到莫斯科指示以后），“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虽然批评张、杨“多少采取了军事阴谋的方式，把南京置于西安的对立地位”，但总的还是肯定“西安事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代表要求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
在斯大林的严厉指令下，中共不得不派遣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与张学良进行善后的接触，并对蒋动之以“天伦之情”，一再向蒋保证斯大林将会释放在西伯利亚被劳改多年的独子蒋经国，让他父子团圆，从而最终博得了蒋的原谅和许诺，即停止剿共从而联合抗日。而周恩来亦由阴谋策反者而成为出卖张、杨者及“和平调停者”，从而成为阴谋武装政变──西安事变的“全面胜利者”。红军处于空前的险境。但西安事变改变了这一切。共产党军队不但不再被围剿，而且被正式承认为国民政府军队，建制八路军和新四军。张学良抱怨说，当初周恩来说捉蒋，讲得头头是道，后来说放蒋，也是头头是道。
斯大林的命令：不许杀蒋，联蒋抗日，才是真武装保卫苏联
斯大林电令中共：绝不容许杀蒋
苏俄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亦强烈谴责西安事变，《真理报》、《消息报》痛斥张学良“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抓蒋介石是适应日本的要求”。斯大林最担心的莫过于中国陷入内乱，抗日战场崩溃，若日本灭了中国，苏联也危机在即，希望利用中国牵住日本，中国只有蒋介石有能力领导全中国团结抗日，若杀蒋会造成中国群龙无首和分裂、混乱，中国会迅速为日本所亡，最后导致苏俄被日本侵略的危险。斯大林深知中共的那点兵力无法抵挡日军，所以斯大林亲自拟电命令中共：绝不容许中共杀蒋。并给中共下了强制命令，要联蒋抗日、不是反蒋抗日，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领导下团结抗日，这才是真正的武装保卫苏联。
美国记者斯诺的《红色中国散记》中也说，宋庆龄曾告诉斯诺，这期间她“曾替斯大林转过一封很凶的电报给毛泽东，内容是要求中共必须（对张学良）施加压力放蒋。”张国焘的回忆录也提到当时曾接到斯大林措辞很严厉的一封电报。
讽刺的是，中国的西安事变，虽由军阀所发动，由中共所策反，然而，处理事变的最高决策者，却是苏联的领导人：斯大林。
中共抺黑：蒋介石不抗日；蒋日记布署抗日国防周密令张学良醒悟
1930年的张学良与蒋介石
中共却一直宣传说“西安事变”主角杨虎城是国民党，从来不抗日的蒋介石因为“冲冠一怒为抗日”的张、杨用枪对着自己的脑袋而听话。这是事实的真相吗？
日本侵略者继侵占东北，而蒋介石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政策。从台海两岸出版的史料都可以证实，蒋介石并不是不抗日，而是在抗日的时机上和张学良有严重分歧，蒋介石主张“攘外必先安内”争取时间组建更多师团，建造兵工企业，构筑能够对日作战的国家能力。蒋介石“深知两方的实力，如即此仓卒应战，只有自取败亡。”作为领袖的蒋介石如果公开战略部署，等于告诉日本人准备全面抗日，会刺激日本提前侵华。因此国人当时多不知蒋介石的这种国防设计。1934年，蒋介石就把为抗日而建立的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直属蒋直接领导的“军事委员会”，在湖南、四川、湖北等大后方创建军工厂和重工业。西安事变时落到张学良手里的蒋介石日记中对这些国防设计有详细描述，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战略部署不知情，西安事变后看到蒋的日记才醒悟，才了解蒋在布署抗日且有周密国防计划。这也是促成张学良醒悟的原因之一。
国内外舆论：政变鼓励日本对中侵略、红军得以苏生，杨、张二人实为国家民族之罪人
大陆公布的当时代表共产国际的苏共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其于1936年12月20日发给毛泽东的电报中也提及）：“张学良的行动，不论他的意图如何，客观上只能损害把中国人民的力量团结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并会鼓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华谱：《中共党史最新资料》）
日本历史学家松元一男在《张学良和中国》：“在西安事变里获益最多者是中国共产党，…..但是对共产党来说，拜西安事变之赐，红军得以苏生、发展而取得天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今天，是托张少帅之福。因为认清这个事实，中国共产党一直把张学良看成‘千古功臣’。”
而日本对西安事变的看法是，日军扬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中国通”费正清在他的最后一本着作《中国新史》（China:ANewHistory）中对此写到：“若不是日本全力侵略，南京政府本来可以逐步引导中国走向现代化。事实却不然，抗日战争给了毛泽东和共产党机会，他们在乡间奠定了新的独裁势力，却排除了国民政府刚刚开始发展的都市文明社会的影响，在战争环境下，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一个准备好打阶级战的新形态的中国。
《张学良侧写》作者郭冠英说，大陆把张学良捧为“抗日民族英雄”则完全是从政治而不是事实出发。因为连张学良本人看了蒋的日记也明白了，蒋介石不仅要抗日，而且有详尽的战略计划。因此西安事变并不存在促使蒋介石抗日这回事，而只是把原来计划的争取时间、积蓄力量的战略部署破坏了；把全面抗日的时间表提前了。这除了对日本人有利，对中国则是巨大的灾难——抗战的惨烈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因为中国从各方面都准备不足。
胡适就曾给张学良发去一封电报指出：中国形成一个领袖不容易，如果蒋介石出现不幸，中国将倒退20年；并严词警告张学良“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陪同蒋介石回南京，以谢罪国人；同时明确定性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是“国家民族之罪人”。
蒋令南京讨伐，宋美龄：宁抗日，勿死敌手，令蒋回心转意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拒绝接受西安方面和平解决事变的条件，加之南京政府讨伐大军压境，中共逼迫张学良17日同意在内战爆发，南京政府围攻西安前对蒋“行最后手段”，《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即杀掉蒋介石。蒋介石自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也会危及自己的生命。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就是“叛乱”，必须严惩，因此他期盼南京政府出兵讨伐张、杨，营救他。14日，到达西安的端纳告诉蒋，南京政府已决议讨伐张、杨。蒋在是日日记中写道:“晚间端纳为余言，南京对陕变已决议讨伐，余心乃安。”
在蒋介石被扣押期间，一度想到了死，一天之内，写了寄其妻宋美龄、两儿蒋经国和蒋纬国与全国国民三份遗嘱。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蒋介石给宋美龄和两子的遗嘱，有四点重要内容：
第一，因他自己的原因而遭拘押，致使宋美龄为他担忧，自责自己。
第二，他已准备死，决不向张学良投降。
第三，希望他死后，宋美龄善待断绝音信近十年、远在苏联的蒋经国和在德国柏林的蒋纬国，“视如己出”。
第四，叮嘱蒋经国、蒋纬国，他死后对宋美龄尽孝道，“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那么宋美龄就是你们“惟一之母”，“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
在告全国国民遗嘱中，蒋介石检讨西安事变发生的责任在他自己：“上无以对党国，下无以对人民”，决心以死补偿。同时希望全国同胞在他死后严守并实行其所倡言的信条：“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他相信中华民族必有复兴的一天。
而南京方面，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亲自来到西安斡旋。郭冠英说：“到了见了他太太(宋美龄)以后，太太就说，宁抗日，勿死敌手。根据蒋介石日记的记载，随着蒋夫人宋美龄的到来，蒋改变了态度，同意由宋子文、宋美龄代表他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西安方面张学良、杨虎城谈判，并最终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12月25日，蒋介石等人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于次日回到南京。西安事变以和平收场。蒋介石在会谈中表示:“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单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恩来则回答:“红军必受蒋先生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至此，蒋介石明确同意不“剿共”，但要中共受其指挥；周恩来则答应拥护蒋介石的领导。两人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和进行合作达成了共识。
西安事变的影响：提前抗日、中共得救、祸乱中华60多年
西安事变的后果之一是，蒋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于仓促，结果只能用中国人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深有“此时不灭中国，将无来时”想法的日本，提前侵华时间表，半年后全面爆发。西安事变终于使濒于绝境的中共因此得救！并使我民族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巨大战争创伤，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经此变化，损失难计。建设进程，至少要后退三年，更为未来的中国历史埋下了赤祸蔓延的悲惨结局。西安军事叛变使国民党“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二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乎毁于一旦”，其另一直接的后果是日本提前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此后，蒋介石率领国民党开始了艰苦的抗战，而中共则偏于一隅发展壮大，并最终窃国成功，开始祸乱中华，戕害中华百姓。
中共没有遵守四项保证仍搞破坏扩张，西安事变，让整个中国事变
中共在谈判后向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提出了“四项保证”，明确表示“愿意在蒋委员长领导下，一致团结对外，抵抗日本侵略”，要求国共再度“合作”。只是事后周恩来团体并没有遵守约定,仍搞破坏！合作只是中共求得合法存在和扩张。表面上拥蒋抗日，实际上利用抗战发展自己，最后的全面叛乱。
在八年抗战中，毛泽东实行“三分抗日，八分发展”的内部政策，至抗战结束时，两万人的红军发展到八路军90万，新四军30万，共产党有了110多万军队。毛泽东说西安事变把中共从牢狱中解放出来，确为喜极由衷之谈。军队仅4万余人，根据地只剩下陕北一隅的中共，在抗战之后，奇迹般地创造出近百万正规军和220万武装民兵，大半个华北以及华中、华东的大部分地区都成了它的天下。
只有中国共产党，利用全面抗战爆发的八年，从一万三千杆枪、两万人马、三县之地，发展成为110万正规军队，200万民兵。当1945年8月15日深夜，日本全面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在一天内连发七道命令，要他的军队切断交通路线，抢在国民党之前接收，占领两百多个县城。毛泽东说，我们解放区已经有一亿人口了。
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大陆人民的厄运，似乎就在“华清池枪声骤响”的那一刹那间，就已经被确定了，使得中国大陆人民此后在60多年里，遭遇了亘古未有的劫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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