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新故事
在刚结束的香港书展上有人问韩寒：“和你同时出现的人中很多都移民了，你会离开中国吗?”
韩寒答：“我不会。可能这个答案很多人不大愿意听到，如果我说‘我会’就好了。我还真是不会，因为我喜欢的人都在中国……事实上无论如何，中国始终是我的故土。”
如今我们的身边或多或少都能发现几个正在筹备或者已经移民的朋友、同事或者亲戚，大家茶余饭后讨论的话题里也对此多有提及，你的银行理财经理也会告诉你，他的那些大款客户圈子很多在讨论着移民的利弊，而一些80后的二代企业家们早已怀揣外国护照。
早在19世纪末，美国学者埃内斯特·乔治·莱文斯坦(E.G.Ravestein)就指出：“举凡峻法酷律、苛捐杂税、恶劣的气候、糟糕的社会以及强制行为的存在(如奴隶的买卖和贩运)等，都曾造成而且仍在引发人们背井离乡。不过，这些移民在规模上远比不上求富裕的本能所酿成的移民大潮。”1938年，学者赫伯尔(R.Herberle)指出，迁移是一系列力量引起的，这些力量包括促使一个人离开一个地方的“推力”和吸引他到另一个地方的“拉力”。于是学者们逐渐在莱文斯坦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推拉理论。他们认为，“推”和“拉”的双重因素决定了国际移民的存在和发展。
而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则得出结论：国家之间工资上的差距是产生移民的根源，该差距实则反映了两国间的收入和福利差距。该理论认为，移民行动是有理智的主体选择的结果，是一种个人自发、自愿的行为。个人经过对所处之境和所期之境的比较，对成本效益的估算，权衡了种种选择，自然要前往回报最多的地方。因此，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当移民后的预期收入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时，移民行动就会发生。而事实也证明，成为移民的往往是那些面临经济与社会变故的社会中层人士，而极少是不掌握任何移民资源的最贫困的人。
无论如何，如今中国的海外移民不再是因为政治事变、自然灾荒、战争冲突、经济建设等等所引发的人口大规模迁徙，而是落实到了具体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改革开放后，中国大陆经历了3次移民潮，从80年代始，留学生们和有海外背景的人带着一点可怜的美金投亲靠友，开始了淘金挣钱的生活;90年代后，一批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员依靠技术移民的方式，在异国他乡拓展一片属于自己的事业天空;而进入新世纪，富裕起来的中国人轻而易举地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成为海外华人，他们大多不再像前辈那样为了基本的生存艰难打拼，而更多的是为了孩子的教育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往来中西。
“除了衰老以外，谁也不知道谁的遭遇。”在国外的街头我们总能与自己的同胞不期而遇，这里面有小留学生、个体老板、体力劳动者、白领、政客、占政府便宜的新移民、非法滞留者。我们试图通过和他们的交流，来分享他们的生活现状，探究他们的价值观，分担他们生活中的欢喜哀愁。
一个家庭的移民史
老史有两个女儿，一个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另一个则排斥中文，并讨厌除了炒土豆丝和西红柿鸡蛋之外的所有中餐。
80年代末，老史作为优秀科技人才，被公派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省读博士，他的四川同学则大多数被分配到了绵阳，至今依然在那里做研究。
那个时候出国热刚刚兴起，留洋的人总被认为是一个家庭的骄傲和街坊邻居的谈资，尤其是那些从国外寄回来的工资或奖学金，它们轻易就能让在中国的亲人们成为“万元户”。
5年的苦读换回了物理学博士学位，这时正好有机会，老史又用两年去荷兰读博士后，接着他已无书可读，面临的是找工作的烦恼。拥有博士后身份在某些时候是一种劣势，首先你很难申请到其他国家的签证，例如老史最想去的美国，它们认为你一旦入境肯定会非法滞留下来。而找工作也是极其困难，因为大部分工作都会嫌你资历过高。
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工作申请也得到了回复，其中包括中山大学在内的多所高校都希望洋博士回去当教授，而深圳的一个环卫局则直接提出聘任他为局长、配房配车的条件。为此老史在多年后再次回到中国，走访了一圈，他发现，留洋多年的自己早已无法适应中国复杂的人际关系。最终他放弃了回国的机会。
托熟人介绍，老史在巴西找到了在大学任教的机会，同时申请加拿大的移民，移民的批准只用了不到半年时间。
今年1月，老史全家宣誓成为美国公民，定居在西雅图，住在带着大花园的别墅里。目前老史在微软的市场部工作，面对强劲的竞争对手Google，老史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10点，他的“小格子”四周没有窗户，有窗户的位置是给企业里有一定等级的人配备的，中午吃的是前一晚的汤泡饭，但他还是觉得在美国努力和回报总是成正比，这点让人欣慰。
老史的大女儿目前在亚利桑那州充当当地大法官的助手，自小刻苦读书，没拿过A-以下的成绩，通过在巴西自学的3个月中文，现在可以自由阅读中文读物，喜欢中国菜。小女儿16岁已经开始考虑大学事宜，排斥中文，并讨厌除了炒土豆丝和西红柿鸡蛋之外的所有中餐，喜欢制作个人博客以及从图书馆借阅大量英文小说。
以下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大女儿当初考取华盛顿大学法学院递交的个人介绍，第二篇则是小女儿两年前回国后对中国的所思所想。
世界公民
我最讨厌别人问我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从哪里来?”而对此我只能回答说我是世界公民。
20多年前我在中国出生，当我5岁的时候我随妈妈远渡重洋来到了比利时的安特卫普省，为的是能跟当时正在主攻物理学博士学位的爸爸团聚。由于我初来乍到的语言障碍，班里的小孩总取笑我是聋子。再加上我是学校里屈指可数的几个亚洲孩子之一，身上的打扮和样貌难免又成为了他们数落的把柄。正当我的自尊心降到最低点和感到极度失望，并以自己的种族特征为耻辱的时候，妈妈总在一旁安慰我。她还鼓励我把学业继续下去并在必要的时候对外人的欺辱进行还击。渐渐地，我这个只会中文、曾经苦苦挣扎、害羞和总是迟疑的女孩终于适应了周围的语言环境和人们的生活方式。而更为可喜的是，我开始学会欣赏和感激身边的一切。在比利时的日子里，我第一次接触到了英语，法语和荷兰语。与此同时，举世闻名的比利时巧克力的香味也头一次飘到了我的鼻子边。还有那难忘的初次荡舟布鲁日运河的经历以及与世界上最好吃的面包－－牛角包的相遇实在让人回味不尽。尽管这一切的一切是那么的美好，可未来的几年将会是何番模样我的心里却一点儿底也没有……
好不容易，我们全家终于准备开始在比利时扎根发芽了。跟中国相比，在比利时更长时间的停留也越发使我相信这里将会成为我真正的家。可这刚长出嫩芽的小树却由于爸爸工作转换的原因而又被连根拔起。我们全家此时再度迁移，跨过大西洋，抵达了南半球。于是当我11岁的时候，我们全家来到了巴西梦幻一般的热带海滨城市福塔雷萨。大西洋的壮丽，带着丝丝甜味的可可汁，奇幻无比的狂欢节场景，还有巴西人独有的热情好客，它们构成了我无数挥之不去关于巴西的回忆。
出乎全家人的意料，在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我们又一次回到了北半球。此时我们正急切地盼望着移民手续的完成和永久居民身份的颁布，而这次落户的地方位于加拿大的西海岸。多伦多使我与众不同地感受到自己浸淫在一个真正多元文化的社会里。我高级法语班的20个同学，来自于世界的各个角落并且有着你所能想象出的各种文化背景。我的英语口音也在这段时间里慢慢地从英国腔转变成了加拿大腔，于是“Oy!”成了我不自觉就会发出的感叹词。而枫糖浆替代蜂蜜成为了薄煎饼的调味酱。滑冰也不再是奢侈的运动，转而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漫长的冬天里，我们可以尽情地在所有的池塘和湖面上免费玩耍。我和妹妹还会在长途汽车旅行中用英法语大声地唱加拿大国歌。
3年后，在美国德州普莱诺的市郊，我们第一次骄傲地拥有了能称为“自己的”房子。孤星州(得克萨斯州的别名)与我们之前所居住过的地方有着许多的不同。这里的人们特别为自己煎出的牛排质量而感到自豪，他们在特别宽敞的路上开着“加大码”的汽车，并且住在后院有游泳池的巨大房屋里。于是在此后的5年里，我们全家定居并开始了追求那所谓的美国梦。在那期间，随着在美国文化里的浸淫，我感觉到有必要使自己的知识变得更加丰富，同时让性格变得加倍的坚韧，并且作为个人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以适应美国这个节奏迅猛、竞争激烈和信息化驱使的社会。
15年前，我从没想过自己会这样一路走来，最终长成今天的我。也许，我甚至不敢想象那些环境转变时期给我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和巨大的变化。我必须说我很感激自己能拥有如此形形色色和有趣的人生经历。而其中的每个章节都充满了挑战，并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愈发开朗、明智、坚毅和充满同情心的个体。
中国日记
我的名字叫安玲史，虽然我看上去像中国人，可我并不是。我从没在中国居住过，我喝西方的牛奶和吃西方的食物，另外告诉你，在母亲的子宫，我的童年，几乎全是在美国度过的，而那不可逆转地影响了我的现在。
让我开始告诉你我对中国有着怎样的印象。
第一个巨大的、10英寸刀子般深的来自于中国的印象就是交通。在我们被母亲童年的最好朋友从机场热情洋溢地接到之后(那里有我们的亲戚)，我们在贵阳酷热无比的气温下，(译者注：当时气温28度)挤在了他狭小无比的桑塔纳里。我曾经在德克萨斯州住过5年，我习惯了在90华氏度的气温下待在拥挤不堪的车里，但在德州，交通是在控制之下的。
贵阳的交通，很可惜，不是。
我们开车上路后，我的耳膜只跟一种声音碰撞了起来：汽车喇叭声。喇叭的鸣响，高音，低音，谁又知道F调在中国人的手上可以有那么多的变化呢?在美国，10天内你能听到喇叭声一次或两次，并且只是在你离死还差两秒或者某人在路上确实激怒了你的情况下。
每个人开车都跟疯了一样。中国的驾驶员是世界上技巧最精湛的，或者他们根本没什么技术可言。甩尾，不打灯，随意变道。当我们试图转进另一条道，我们没成功。在美国，3辆车之内总有一辆会让道给你。我猜这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一辆车驶过，两辆，3辆，4辆，同时被阻挡在后面的车一直压迫着我们，我们不得不往前移动。这让我们陷入了非常恐怖的境况。
我对中国的公共教育并不太了解，尽管如此，在美国公共学校系统里接受了9年的教育后，我能告诉你很多关于它的事情。但我将告诉你一样特殊的事情，这部分关于毒品和酒精教育。
每个月，从我一年级到五年级的时候，两到三个从DARE(毒品和酒精防范教育)计划来的负责人会到班级里告诉我们为什么毒品和酒精对我们的身体有害，并且我们应该一辈子远离它们。我们的老师也参与其中，他让我们做关于毒品的作业，研究为什么它们对我们有害。我猜在这种环境里成长已经把我变成了毒品和酒精的纳粹，因为我这辈子也不会触碰这些东西，更谈不上让它们污染我的身体。
被带到中国后，几乎我去的每一个地方，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晚宴的饭桌上，肯定会有人在抽烟，而且在晚餐的时候，酒精几乎到处都是。每一个地方!每个人都在抽烟，这个状况残酷地令我想起了在美国时看过的公益广告，在一个充满二手烟的房间里待上两个小时等于自己抽上一根烟。同时我十分讨厌每个人都在强迫我妈喝酒。
我觉得在中国过马路是一件艺术和巨大的挑战，因为在美国你可以蒙着眼睛过10次8次马路也没事。不幸的是在中国每个人都横冲马路，几乎没人用斑马线。我几乎无数次差点被极速移动的汽车撞到(包括单车)以至于我都数不过来次数，这真遗憾。
在美国我们是这样做的，当斑马线上的交通灯变绿，车停人走。当交通灯变红，人等车走。简单明了，对吗?对，也许这有点消耗时间，如果你冲刺到斑马线上灯变红了，可这总比被车撞死强吧。
还有一条行人必备的权利。当你在车里看到前方有人过马路，你应该立刻停车让行人经过。但是当你是行人，我还是建议你快走，这样不会刺激到司机。
一场小灾难发生在我们亲戚位于花溪的公寓里，我们最后不得不叫警察来调查。我只在美国遇到过警察(谢天谢地)，那次是我的表哥玩电话的时候不小心打了 911，把警察叫了来。几分钟内，警察来到房间并问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不幸的是，在花溪他们用了20分钟才来到，之后他们是如此的不专业(按照美国的标准)，开始抽烟和用手机聊天，换句话说，基本上什么都没干。
但我能理解为什么警察如此难快速出动。当我们在北京的路上，我看到一辆救护车响着警报器试图穿过车流。当救护车跟我们一样速度而行人走路超过我们的时候，我对那天需要帮助的人感到无比的惋惜。在美国，当紧急车辆例如救护车和警车通过，所有车流必须停下(或至少慢下来)。
在美国的餐馆里点菜的时候，你一般会以谢谢结束服务生的服务，然后他们会以微笑和一句“没问题”或者“你点的餐几分钟内就会准备好”作为回应。
在中国，我发现事情截然不同。我好几次被吓怕，因为点菜的人总是用粗鲁甚至侮辱的态度对待餐馆里的服务员。在美国，你尝试用最善意的方式说话，这样没人受伤。在中国，如果服务生往我们吃的菜里吐痰我不会惊讶。
同时，他们也并不快乐。在中国的头两顿饭，我很惊讶地问母亲为什么服务生看上去并不高兴，(在美国他们被训练成高兴的样子)母亲告诉我他们没有动力，因为他们没小费。
当我跟表哥和他的朋友吃饭的时候，每个人都对我老说“谢谢”感到非常惊讶。我想这就是在美国长大带来的习惯。但是每个人都喜欢得到感谢，所以我们也许应该在每天的生活中多用“谢谢”，这样的话每个人每天都会好过一点。
总体来说，对比美国和中国这件事本身就不太靠谱。
中国有比美国长数千年的历史，美国只是一个新生儿。中国的人口远比美国多，同时中国政府的法律和法规也很不同。文化和人民也不一样。你不能把这些变数都囊括进来然后还能看出谁更好。尽管如此，有一件事我们可以确定，那就是我们作为人类，虽然价值观不同，但我们都渴求一样东西：幸福。
虽然这只是一个外人对中国的看法，但你或许会对这个话题有不同的意见，我认为这完全没问题。尝试从别人的观点看问题只能有益于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