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或解放，意味着“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因此，在一个“再颠倒过来”的世界里，告密这一在传统社会中遭到鄙视的行为受到提倡和鼓励。告密这一行为被制度化、内在化和道德化。自此，无论是中国传统中的“亲亲相隐”，还是西方传统中的“至亲不举证”，皆遭颠覆。
老蛰：诗人
上世纪中期，中国社会上有过两次告密高潮，一次是在40年代末，一次是在50年代初。不同之处在于，前者为挽救危亡，欲将“在途之人”都变成眼线而不能，只能依靠情治人员监视人民；而后者为巩固胜利，成功地把人民都变成了眼线。
这里有两篇报刊旧文，对照来读，最能反映世道人心的转变。
前一篇文字发表于1948年的上海《大公报》。作者对于当时的告密成风，甚至在学校安插“职业学生”的行径痛心疾首。他以为，告密固然有效，“却不是正常的生理的工具”。作者所坚持的，正是南京政府宣扬的“四维八德”。那么，南京政府究竟是因为对“四维八德”的坚持而失败，还是因为违背而失败？
后一篇文字发表于1951年的天津《新生晚报》。文章说：“在旧社会里，‘发人阴私’是被认为不道德的……在人民当政的今天，发坏人之阴私是最讲道德和最人道主义的，因为这是以千百万人民大众的利益为标准。”革命或解放，意味着“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革命揭穿了一个被刻意掩盖了几千年的秘密：人类社会主要不是由家庭、血缘、地域、信仰或职业等形成的统一体，而是由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构成的分裂世界；并且，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谓道德，不过是统治者愚弄被压迫者的工具。
因此，在一个“再颠倒过来”的世界里，道德观念也应该“再颠倒过来”。于是，原有社会被横着豁出一道沟，一边是人民，一边是人民的敌人。建立在原有社会秩序之上的“人伦纲常”“国民道德”亦随之瓦解；告密这一在传统社会中遭到鄙视的行为受到提倡和鼓励，成为“在途之人”皆可为的事。人们出于觉悟、义愤、疑惧、生存、名利或无知而告密，连目不识丁的老太太和小学生都被动员起来，家人、亲戚、朋友、邻居、同乡、同事、师生和同学之间原有的社会关系遭到破坏。在法律被终止的情况下，造成的结果可想而知。
此后，告密这一行为被制度化、内在化和道德化。无论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工作单位、居民社区，都兼具了这一职能。不但监视告发言行，也监视思想；不但监视和揭发别人，也自我监视和揭发。而以人民的名义“大义灭亲”，甚至成了道德的楷模。
自此，无论是中国传统中的“亲亲相隐”，还是西方传统中的“至亲不举证”，皆遭颠覆，致使在历次运动中，父子成仇、夫妻反目、兄弟阋墙、朋友失和的事件层出不穷。
但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前两年章诒和女士的文章叫人大开眼界。这个历来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命的群体，在提高了阶级觉悟之后，也加入了告密者的行列。
人类这个畜牲跌跌撞撞了几千年，才形成了自己的一层薄衫，往好里说，你可以叫它羞耻、道德、教化、文明；往坏里说，你可以叫它虚伪、“吃人”，无论礼义廉耻还是自由平等博爱皆是如此。这层衣衫薄得就像窗户纸，一捅即破，揭破的结果就是回到穴居赤裸裸的状态。
在21世纪的今天，每当有人感于世风日下，进而怀念那个意气风发、“道德纯洁”的年代，笔者不由得齿冷。正如一位历史学家形容，那感觉就像在一个彬彬有礼的场合“握到一只毛茸茸的爪子”。
报刊标题选登
天津《新生晚报》1951年4月7日
新中国少年的好榜样
孔令金是怎样检举她的反动父亲的
上海《大公报》1951年4月29日
控诉特务头子卢旭的罪恶
坚决站稳人民立场，把父女关系一刀两断！
上海《大公报》1951年5月11日
上海各人民团体关于检举反革命分子的通知
对反革命罪犯，任何人均有向人民政府揭发、告密之权
《人民日报》1951年5月12日
七位小英雄
七个小学生捕获两个反革命分子
天津《新生晚报》1951年5月14日
两个教训
谈小英雄智擒反革命分子
上海《大公报》1951年5月14日
是敌人，就不是父亲！
记一个同学在小组上的发言
《人民日报》1951年5月16日
欧秀妹逮捕土匪丈夫
《人民日报》1951年5月16日
火车乘客检举反革命分子
天津《进步日报》1951年5月24日
拥护政府枪毙我的恶霸父亲
记交大京院陈齐洪同学的谈话
《人民日报》1951年6月5日
天津市各阶层人民检举大批反革命分子
三四两月密告检举反革命案件一千九百余件
上海《大公报》1951年6月21日
皖北滁中熊国富同学
亲手抓住反革命父亲
原题目：中国式红色“告密学”:把颠倒的世界再颠倒过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