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但笔者认为以前也许是，而现在，分明是道德真空之地。
揭发批评官员被判诽谤罪
8月上旬有一则报道说，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规定，诽谤案批捕须报上级审批，不能把对干部的批评视为诽谤罪，紧跟着有媒体大声叫好支持。我对此的第一反应是感到惶然和滑稽，在现代，有最初浅的生活经验或法理知识的人都知道，批评干部和政府当然没有犯诽谤罪，这一点需要最高检察院作出规定，对此规定欢呼，恐怕是中国人不正常，这个社会不正常。
记得几年前某地教育局出台中小学教师职业守则，其中规定教师不得强奸女学生，人们哗然：难道不作此规定，教师还可以强奸女学生，难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都不管用，还需要这样一个具体规定？类似地，难道“禁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公费到国外旅游”、“对疑犯不刑讯逼供”不是不言而喻的道理，还需要三令五申？
但就是可悲，常识不再三重申，废话不一说再说还真是不行，甚至说了也不起作用。今年4月，福建省某法院判决3网民因诽谤罪获刑，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把一离奇死亡女青年的母亲的上访材料整理发送到互连网上，该位母亲指控当地执法官员与案件有牵连。
中国人判断不了什么算剽窃
再举一个刚发生在知识界的例子。几个月之前有一位教授揭发另一位教授出版的博士论文有剽窃，在学界引发轩然大波，至今仍聚讼纷纭。争论相持不下的焦点之一，是力挺被揭发者的一派指责说，揭露剽窃是假，思想文化立场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才是真。
这就怪了。设想一下，有个顾客走出超市时被人举报偷了东西，并指明他的购物推车中有几件物品是购物小票上没有登记打印的。这时候最简单、最合适的做法是什么？常识告诉我们，应该检验举报者说的是不是事实，既然他已经指出哪几件物品为购物小票上没有，那就核实一下得了，看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如果这时候被揭发者的亲戚朋友一拥而上，乱七八糟地声称此人是民主党，彼人是共和党，抓小偷实属阴谋，我们该作何感想？还有人说，博士论文写于上世纪80年代，那时中国学术界还没有清晰的剽窃标准。这同样奇怪，中国的80年代又不是处于原始共产主义，这相当于说，中国人在 80年代分不清什么是偷窃，80年代偷东西不算偷。
当前，中国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和智力水准就是如此。为什么要害怕常识，为什么要与常识为敌？为什么捍卫常识的人争得那么艰苦，为什么常识不能作为我们判断是非的简单明快的标准？
重申和捍卫常识是必须的
今日中国有那么多不公道的事情发生，如果没有呐喊，没有抗议，这将是一个犬儒主义的、可耻的社会。但在想说的冲动之后，我往往不知道说什么，因为该说的是那么简单，任何人本该早就明白。把理所当然早该明白的道理煞有介事地重说一遍，既是对别人的冒犯，也是对自己的贬抑：难道我们真是什么道理都不懂，难道我们找不到重要的、有新意的话可说？
我沉默了好久，现在终于发现，就是需要重复常识，就是需要灌输常理。并不是简单的道理就容易做到，不说，不坚持，人们的精神会往下滑，以至于没有止境。“不随地吐痰”、“不随地大小便”需要说，“不掺假造假”、“奶粉里不准放毒”需要说，“不以权谋私” 和“不仗势欺人”也需要说。人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以前也许是，而现在，分明是道德真空之地。中国的道德和文化重建，需要从确认和重申常识常理开始。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国度，在古代有指鹿为马的事情发生，在当代有人为说出常识献出生命。在中国，常识并不受尊重，因此它还需要我们说出来，大声地说，理直气壮地说，不知疲倦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