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十一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夫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未完待续...
来源:夹边沟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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