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天安门广场重要头目之一李录，这几天与盖茨、巴菲特一道，成了中国的座上客，据说是来中国推销“慈善”事业。在此之前，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都曾报道过，李录很可能会成为巴菲特的接班人。据说因为李录牵线，成为巴菲特投资中国电池汽车厂家比亚迪的中间人，获利12亿美元。在海内外的所有报道中，只听到极个别的良心之音：“那些至今还因为天安门悲剧受难的普通学生和市民呢？”李录把盖茨、巴菲特介绍给“天安门母亲”、胡石根、齐志勇、 “天安门暴徒”、上访民众等最需要慈善救济的平民了吗？中国的政治伦理堕落到何种程度了！？
李录89年不是北京的学生，甚至连他的“南京大学学生”身份也没有被证实。但是，他却通过柴玲，特别在“六四”前几天的关键时期，控制了天安门广场（封从德、吴仁华等人的书籍以及许多参与者的公开、私下证言），对于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因为天安门事件而受害的中国人以及中国当代史上的这场悲剧整体，负有直接的责任。例如，柴玲出席“联席会议”后同意撤离广场。如果学生们能够较为理智地撤离广场，中国的当代政治历史将会重写。控制广场的北京学生头目们回到校园，相对安全，但李录离开广场则一无所有，所以他歇斯底里地痛骂真的因为绝食而神志恍惚的柴玲、胁迫另外几个没有政治头脑的北京学生头目，挟持了广场作为他个人的荣光赌注。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李录最先到达香港，他第一次公开表现是在巴黎的民主中国阵线的成立大会上。因为没有被内定为民阵副主席（这个位子给了风头更甚的吾尔开希），李录声称因为“原则问题”不能加入民阵。但在民阵的会议期间，李录坚持要修改一个小条款。这时有人指出李录不是会员，无权提议。李录一听，马上填表加入民阵。可见他对民阵的态度。
李录很快明白法国不是用武之地，靠美国对“六四”的特异关注进入哥伦比亚大学。这并不奇怪，但当他邀请那些“六四战友”来观赏歌颂他的英文电影“移山”时，那些“精英”们开始意识到李录才是唯一的精英，不过没有人会进一步思考李录背后的势力和意图。从那以后，当有人私下里提到“天安门”时，李录指点道：“如果你还不能忘掉它，你就别想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岂止“忘掉”，李录早已背叛了天安门。 退一万步讲，即使李录当年也与绝大多数没有政治头脑的学生一样简单（忘记了“自焚”的条件而当上“副总指挥”），今天，靠天安门广场悲剧发迹的李录也应该学习捐出百万美元的柴玲和帮助方政等难友的周锋锁等，用收入的十分之一赎罪给那些受害者，做一点实在的慈善。
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谁是李录背后的主人了，而其主子怎么会允许李录揭穿历史的真相？
以比亚迪为代表的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兼汽车、能源、金融等“战略”企业，只能赢不能赔，决不会让任何对国家统治集团不忠的人介入。李录在此之前早已多次往返中美之间，通过安全部门的推荐（没有这一道程序，李录休想在中国做生意），与控制中国金融业的朱镕基之子Kevin Zhu、温家宝之子温云松等“红色大亨”搭上桥，再按照中国方面的旨意，把“只能赢不能赔”的生意介绍给“股神” 巴菲特。盖茨、巴菲特这些巨亨知道，要维持、扩张他们的资本帝国，没有国家权力的保护是不可能的（正如高盛集团之不倒，是因为它的前任CEO在美国金融危机之时，正坐在美国财政部长的位子上！），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光是收买美国的政客还不行，还要打通通往中南海的秘密通道。李录正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与美国帝国资本主义的共同买办走卒。
李录的发迹，应证了“中国模式”的血腥本质和中国政治伦理的堕落。中国民众不需要你们的伪“慈善”；你们要做的，是交付靠国家权力牟取暴利的赎罪，至少必须“不作恶”才能免除将来被清算的命运。
（吴名，一个天安门运动的普通参与者，2010年10月1日，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