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没有如果，鲁迅就患了肺结核，就死在日本全面侵华9个月之前。可总有人在人们唯唯诺诺、战战兢兢混日子的时候，在人们喋喋不休、神神叨叨说事情的时候，不断地提出这个问题，意思是说如果鲁迅还在，世道就不会是今天这样子：润土似的麻木地把共产党当老爷，祥林嫂似的总唠叨阿毛的事情，身在不幸中，却安于没有出息。总之，可惜鲁迅死了，要是鲁迅还在，人们就要勇敢得多。这样子思考问题，是把鲁迅当成神了，以为可以举鲁迅旗帜反贪官或批中共。我们的思考不要这么想当然，参照梁实秋和郭沫若，来看看鲁迅1949年的选择。
梁实秋实在具有秋天的况味，那就是理智成熟：中国国民党确实不如美国共和党，但从1927年到1949年他都活得像个人，不折不扣是个作家，像个教授；中国共产党虽然对文化人许诺很动听，给自由民主，但看苏联消灭私有土地制杀农民和饿死人几百万，看苏联的“文艺政策”，头脑里的思想和笔下的文字都要审查，这不等于是防疫所给猪肉上市盖章吗？接受国民党统治，做一个不满意时可以批评的人；接受共产党统治，做一头宰了被卖还要盖印的猪，不用说梁实秋决不会心存侥幸，凡思想清晰的人，都会选择台湾，比如胡适、傅斯年。郭沫若在毛泽东要求作选择之前9个月，就已经用《斥反动文艺》的檄文形式作了，他选择留在大陆，做中国共产党需要的红色文人，为“进步文艺”开枪举旗。
鲁迅火气太大，跟梁实秋气场不对从没好过，跟郭沫若开政治车都走左车道、喜欢马列主义红色一样，却也“同而不和”地争执过，如果还有更多的选择，我认为他会去火星。但当时大势所趋是红色人士普遍欢天喜地地选择留在大陆接受共产党。就连被郭沫若选择要“主要打击”、“大反攻”的作家，桃红色的沈从文、蓝色的朱光潜、黑色的萧乾也都选择了不去台湾，好像被苗女下了蛊。鲁迅如果活着，1949年选择大陆势在必然：迎接共产党，可谓其《我们不再受骗了》所说，就是“打倒进攻苏联恶鬼”，是他“自己的生路”。实际上他两个弟弟都留在大陆，老婆许广平1949年做了政务院副秘书长。中共会给鲁迅更大的官。
鲁迅如果活着，1949年会留在大陆并当上高官。大多数人会相信这，却以为他后来会反抗，不会批两胡和反右派。会不会，看郭沫若就知道大概了。毛泽东看《红楼梦》研究不搞阶级分析，批示要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郭沫若很高兴地挂帅印主持批判，提出打倒胡适这个现代学术界的孔子，完全否定胡适“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考证方法；1955年发表《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对胡风的万言书进行逐一批判；反右运动中，为毛泽东在反右运动期间“引蛇出洞”的做法辩护。郭沫若曾狂骂过蒋介石，现在却在毛泽东面前喊“扎”。很多国民政府时期的民主人士在中共强权面前，都如同中山大学陈寅恪所说：“都做了共产党的应声虫，正所谓一犬吠影，百犬吠声’” 鲁迅会例外吗？
不会的，鲁迅理应比郭沫若更积极，更高调。挂帅印并挥笔作枪、作旗的可能就是鲁迅。如果他那时是中共政府的文化部长，接受中宣部领导是自然的事。鲁迅从没骂过蒋介石，跟毛泽东互相赞赏，气质上虽然像个顽劣的孩子，但功利上的计算却精明如商人。鲁迅早就不赞同胡适“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和“整理国故”的主张。倡导新文化，胡适旨在使华夏文化新生，所以选择跟蒋介石去台湾；鲁迅最终是想让华夏文化死去，选择听毛泽东的话不是难事。胡适正如蒋介石所表彰的那样是“新文化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新思想的师表”，名声从来都在鲁迅这位长者之上，这是他一直耿耿于心的事。如果可以借毛泽东的运动压倒胡适，他何乐而不为？鲁迅是愤青祖先，愤怒礼教所致的名利不遂，却并非一切权威。鲁迅如果党同伐异地批胡适了，批胡风和右派就只是继续政治接客而已。
真话如针，说鲁迅“接客”，是最刺人心痛的了。但不把鲁迅当精神偶像的人却知道如果鲁迅活在共工中国初期，批两胡和反右派就是上班干活。可文革时期呢？那可是停产闹革命，除了毛泽东谁都要被红卫兵的皮鞭革命，鲁迅熬得过来吗？我们先看看鲁迅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和“我们不再受骗了”：
梁实秋说自己“像无产阶级”，却不知道主子是谁，去哪里领金镑或卢布，这正是“资本家的走狗’的活写真，虽或为一个资本家所豢养，其实属于所有的资本家，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添几个字，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走狗”，给主子嗅出学匪却还穷，那就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乏”。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辩论吗？那时候，满街大字报和两报一刊都是鲁迅这种“骂人”的文字。骂你不吭声，就再骂你心虚，你想证明不心虚一接茬，他就不停地骂，直骂到你不吭声而低头认罪。再看：我们被帝国主义及其侍从们真是骗得长久了。总是说苏联怎么穷，小麦和煤油不是在输出吗？说是苏联购领物品必须排成长串，中华民国的人民不也在内战中排着长串而进向死亡去吗？对我们说苏联怎么不好，是恶鬼的眼泪和本相，帝国主义说正义、人道，公理都是骗人，我们不再受骗了。反对进攻苏联，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瞧，鲁迅这样说话，跟红卫兵唱“东风吹”基本上是叫嚣。也就是说，文革根本就是鲁迅和老毛共同要的。鲁迅会牵着江青的手。
我们真要搞清楚鲁迅的，其实不是他去哪里和批不批谁、过不过得去文革的问题，而是中共会让他怎样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红色部落里的问题。1950年有读者写信问《人民日报》：“如果鲁迅活着，党会如何看待他？”郭沫若回信答复：“鲁迅和大家一样，要接受思想改造，根据改造的实际情况分配适当工作。”郭沫若说的没错，却只说了表面现象，他没说实质。唯物史观也说不出来实质。
鲁迅，1881年出生的周樟寿，和周恩来同宗，北宋理学祖师爷周敦颐之后，1898年17岁时改名周树人，1918年才用笔名鲁迅，以《狂人日记》在新文化运动掀起狂飚，一直飚到1936年10月19日。杂文作家、新文化运动弄潮儿、左翼文化运动领袖，都只是世人的称呼。合乎他生命不变的本质特征的称呼，是中国礼教传统的叛逆者：感兴趣进化论而不想学好济世救人的医学，跟朱安结婚却不同床也不办离婚就跟学生许广平同居，加入光复会却不欢呼辛亥革命复兴的中华共和国，不投身井冈山吃苦革命却在上海以文笔作匕首、投枪，干骂人和骂礼教、制度、传统、政府的改变国民性的思想革命，反叛祖师爷周敦颐理学礼教。
这就是清朝晚年与民国初年真实的鲁迅。这个鲁迅是个华夏正统的叛逆者，是被蒋介石、杨荫榆、苏雪林等正统人士视为儒林败类、小人儒防范、批判的小丑。这个形象在中华民国确实有不少粉丝，就像今日的“犀利哥”和“凤姐”，却为正人君子不齿。但同样反叛礼教并勇于落草为寇的毛泽东却很赞赏，认为：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向着（维护礼教的）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共工山寨的）民族英雄。”我们心中的鲁迅，并不是真实的“清鲁”和“民鲁”，而是毛泽东在中共延安时期《新民主主义论》这篇文章中定格（调）的鲁迅，可简称为“毛鲁”或“共鲁”。鲁迅死了，可以宣传成骨头最硬的中国人，把他批判华夏礼教的忧伤病态喷上民族彩雾就像了。所以中共替鲁迅出全集时就在彩绘鲁迅，我们所知的是这个彩鲁。
彩色的鲁迅推进中国文学在五四运动以后深陷怨恨的血色浪漫：“礼教吃人”呐喊之后，说华小栓用馒头蘸舐革命者的血，是在告诉我们礼教麻木人心后善良者也作恶。这是在用文笔鼓动中华民国的人，不要那么文质彬彬和温良恭俭让，要勇敢的反叛礼教传统，不要怕流血、多流血共工新花才满山遍野，才能遍及城市阳台。由此可知，鲁迅真的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把鲁迅解释为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是民主宪政人士的想当然或利用。鲁迅如果真有独立人格，那就成梁实秋、胡适的同道了。他硬译和推荐苏联文艺出版委员会“枪剑随身”的书报“禁约”审查，证明：鲁迅跟共产党志同道合，是共产主义运动所需要的文化革命的先锋和旗手。他在中华民国25年积聚了满腔对中国人“不争气”怨恨，无尽的宣泄不满、骂遍中国传统的人和事，就在为中共开路。
问题在于：鲁迅如果活着，就有人性的弱点，就跟中共地下党员一样，有许多见不得光的龌龊事，比如领了国民政府的钱之后在暨南大学明确反革命文学。还有他书信中那些话：“等到我坏起来，就一定将这些宝贝（真话）放在肚子里，手头集许多钱，住在安全地带，而主张别人必须做牺牲。”“我是党同伐异的……还没有找到公理或正义”，这些话太赤裸了。所以鲁迅不能长命，这才可以彩绘。这就跟张学良一样，历史安排的西安事变大戏完了就得退场，命长就去读《圣经》。
鲁迅没有张学良的热血和情义，生怕骂不醒中国人远古传说中的共工记忆而积淀在胸中的忧愤，注定他活不过55岁。这正是中共所需要的。这样毛泽东把鲁迅当圣人推崇，就安然无恙了。于是，中共就通过持久的、封闭的宣传机制，让鲁迅长久地活在共工中国几代人的心目中；通过1950年到1979年30年的党文化教育，通过从土改镇反到反右文革的政治运动的实践检测，周礼教化传统下的国民性根本改变了，“和为贵”转换成为“斗为乐”，反感道德伦理，或者把毛泽东当神，企盼再来一场工农可以斗文人的文化大革命；或者拿个人喜好的良知感觉当神，终日读这听那也说不清楚话想不明白事。这就是宣传鲁迅所要的乱象及结果：让每个人都带着鲁迅似的怨恨吵闹，怕乱者就支持中共极权。
其实鲁迅辱骂的“吃人”礼教并不存在。润土和祥林嫂似的今日吴越人，修炼“真善忍”后，以师道尊严传统讲真相维护信仰和劝三退解体中共，已使华夏儒家新文化大放异彩。这被敬鲁迅如神者痛恨，也不被拿鲁迅当矛的人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