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我做了6天工，吃力噢，明天是否休息一天
小子，在中国学生是没有休息地，只有外国人礼拜天有休息。
等我长大做老板了，也像外国人礼拜天放假休息 (克卫 绘)
我们今天的休息是依照“星期制”而行的。在明朝末年，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国人知道了星期制。但这一西方作息制度真正影响中国人的生活，则与开埠后的上海有关。
中国过去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星期制是个舶来品
中国过去没有星期制 （礼拜制）。平日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作与日相应，息与夜相得也。 ”（王充《论衡》）就是在笔者上山下乡的上世纪70年代，早已实行了星期制，却还有农业社会的遗风，不但是种田靠天，休息也是。那时的农场，下雨天可以不出工，在家休息。于是，大家就把这日历上没有的休息日叫做“外国礼拜天”。
星期制是个舶来品。在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就有 “七日一周”的历法。到了公元321年3月7日，君士坦丁大帝正式宣布7天为一个星期。
据说，它起源于公元前约2000年的古代两河流域。巴比伦人认为日、月、火、水、木、金、土这七个星神是轮流值日，各管一天。“星期”即为星的日期的意思。另一传说则与《圣经》有关。说连续工作六天创造世界的上帝，在第七天“歇了他的工，安息了”。于是，这天就成了星期天。称作“礼拜”，是这天与基督徒的“礼拜日”同日。这里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如果当时上帝早就吃力了，或是提前完成创造万物，恐怕就做五休二，那一周双休就始于那时了。
在中国，也有如同星期制的作息制度。在西汉，“吏五日得一休沐”；但这个休息日不固定不统一，轮到哪就休到哪。而且只对公务员，不对社会全体成员。到了唐朝，官员的休息间隔被拉长成“旬假”（一说是与“休沐”并存），也就是十天一休。至明清，“旬假”就没了。而对平民百姓来说，共同的休息日则是在节庆里，主要有春节、冬至以及皇帝的生日。
星期制的好处是明摆着的，上海人得出的结论也是鲜明的
开埠后，上海人看到了身边外国人享受星期制的快乐和惬意。
在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5月8日出版的《申报》上，有《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一文。其中写道：“每届七日，则礼拜休息之期，一月则四行之。是日也，工停艺事，商不贸易，或携眷属以出游，或聚亲朋以寻乐，或驾轻车以冲突，或策骏马以驱驰，或集球场以博输赢，或赴戏馆以广闻见，或长田猎以逐取鸟兽为能，或设酒筵以聚会宾客为事。 ”
这好处是明摆着的：“六日中之劳苦辛勤而此日则百般以遣兴，六日中之牢骚郁闷而此日惟一切消愁。游目骋怀，神怡心旷，闲莫闲于此日，逸莫逸于此日，乐莫乐于此日。 ”反观自己，“中国日日不息，而不息者不过行为无功之举动，卒之心劳日拙，身劳日疲，万事蹉跎，一生废弃，可不惜哉！何若振作精神，日进无疆。 ”
由此，上海人得出的结论也是鲜明的：“西洋诸国礼拜休息之日，亦人生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 ”提出“亦仿西人七日之期而少息，其余日月愿奋勉以图功，无使日日不礼拜休息，反同日日皆礼拜休息，悠悠忽忽，一事无成以了结此生也。 ”
葛元煦在1876年 （清光绪二年）写成《沪游杂记》，其《第一卷·礼拜》也有如此感受：“七日一礼拜，为西人休息之期。即中历虚、房、星、昂四宿值日。是日也，工歇艺事，商停贸易，西人驾轻车、骑骏马，或携眷出游，或赴堂礼拜。华人之居停西商者，于先一日礼拜六夜，征歌命酒，问柳寻花。戏馆、倡寮愈觉宾朋满座云。 ”
不知《申报》那文，是否是葛先生投的稿。
星期制影响的扩大和增强，主要原因有三条
《论西国七日各人休息事》发表之日，上海开埠仅二十九年。星期制影响的扩大和增强，主要原因有三条：
一是由于租界里的外国人日益增多。在1865年，居住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外国人已过2000人。据统计，到1870年，住公共租界的英国人有894人，美国人为255人，德国人在200人左右，居两租界的法国人达297人。在这一时期，以英国人最多，占在沪外国人的一半。
二是由于在外国人开办的银行、洋行、企业和学校等处工作的中国人日益增多。与洋人有工作关系和业务联系的华人，作息制度只能与其同步。
三是与华洋共处有关，尤其是1853年小刀会爆发，不少华人逃入租界，使在租界居住的华人从原来的500人猛增至20000人以上，大大超过了洋人，由此奠定了租界内华人多于洋人的格局。自1865年起，租界所居华人通常是洋人的40到50倍。华洋生活共处，耳闻目睹，潜移默化，所受影响更为直接，所起作用自然是更大了。
1902年，清廷规定中等、高等学堂一律实行星期制
心动化作了行动。星期制（礼拜制）开始进入上海人的生活，由租界延至华界，时间就在19世纪70年代后期至19世纪80年代。
首次见到中央政府关于实行星期制的规定，还是在中国近代第一个由国家颁布的、史称“壬寅学制”的文件里。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8月15日，朝廷颁布的 《钦定中等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里，其中规定全国的中等、高等学堂，一律实行星期制，逢星期天休息。
不出4年，星期制就走出校门。在京城的中央机关，先采取的是与学堂有关联的学部，之后是分管经济和外交的商部和外务部，到后来，被视为最保守的礼部和吏部也过上星期制了。与此同时，在步伐更快的民间，特别是在城市里，作息制度已经易帜，融入百姓的生活。
不过，到1926年，星期制倒并未占领上海的每一个角落。比如百货业就是个例外。当然，例外之中也有例外，1月23日，名列“四大公司”之一的新新公司开业。因为人多，从上午11时起，每隔10分钟开门放人一次，后来挂起免战牌：“停止参观，各界见谅。 ”新新公司开业的第二天是星期日，面对如此好的客流和生意却关门休息。在当时，上海滩只有新新一家华人公司实行星期日停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