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公公非常和蔼慈祥，大概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年过七十的老人家了吧。他白发白眉罩着一张婴儿般红扑扑的脸，不笑也都是慈眉善目。个子高，走路腰背挺直，想像得出年轻时是个英俊挺拔的人物。
我跟先生结婚后，没有跟公婆住一起，对公公的瞭解，多半从平日先生聊天的话题中得来的。有两件跟公公有关的谎言事件，在我的脑海里印象深刻。
公公二十几岁就读医学院最后一年的时候，眼看就要毕业了，却为了最后一年没有着落的学费忧虑着。公公的母亲那天一大早说是出门去乡下收租，公公觉得母亲当然是为自己筹措学费去了，一天都没敢出门，在家等着母亲带钱回来。
直到深夜，公公的母亲红着眼眶回到家里，公公一看，心里一阵气血翻涌，倒在地上。公公没有想到，嗜赌的母亲会把关系儿子一生前程的学费，做了赌博的本钱。这一次的欺骗，令公公受创至深，往后半年的时间，他完全丧失了说话发声的能力，跟家人们的交谈全靠用笔写字。这时婆婆全心全力地扶持帮助，把心气颓丧到谷底的公公拉上来。
那时我的先生，婆婆最小的儿子还没有出生，这件事情是后来听先生的大姊告诉他的。先生常常跟我说：“我母亲真称得上是个大智若愚的妇女，我在家的那几年，从来没有听到母亲对奶奶有过一声的抱怨，说话也从不大声，她总是笑笑的，走路缓慢的，好像世界就是那样永远的和平幸福。”
公公没能拿到医学院的毕业文凭，不能成为正式的医生，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没想到三十多年以后，由于世事变迁，公公也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
共产党占据大陆以前，因为盘缠短缺，公公只能带着两个儿子，我的先生和他的哥哥，三个男生逃难到台湾。公公跟儿子们说，不会过多久，顶多一年半载我们就能回家的。
二十几个一年半载过去了，回家的事情变成一艘带着希望远航的船，越走越远，渐渐看不清楚了。
那时先生上了大学，先生的哥哥在外地谋生拚搏，年纪一把的公公，经过朋友的撮合，有了一位新婆婆陪伴。
我跟先生认识成家，已经是新婆婆当家主事好多年了。新婆婆是广东人，特别会煲好喝又营养的各种汤点，成为公公白发红颜的最佳补品。新婆婆人也豪爽喜乐，高高的个子，笑起来声音洪亮而自信。有这么好的新老伴，我和先生到美国来，也都减少了些对公公的牵挂。
日子就这样过下去，也是不错的。
1980年左右，台湾开放到大陆探亲。先生把公公接到美国来，跟我们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对他展开劝说：“爸爸，离开母亲和姊姊快三十多年了，该回去看看她们吧。”
公公是资格相当老的国民党员，抗战期间在苏北后方医院当院长时，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那时沦陷区很多地方是三不管地带，医务人员双方都争着要，公公成了共产党捉拿的对象。先生说，有一次抓的人从前门进来，公公从后门逃走，他们就把婆婆抓去当交换的人质。关了四个多月，婆婆除了一句“不知道”，好像别的话都从记忆里消失了。
又瘦又黑的婆婆回到家来，安静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她就又迈着缓慢的步子，带着温婉的笑容，顺顺当当打理一家人的生活，好像她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一样。
公公对共产党的惧怕，使他对回大陆老家的脚步，犹豫而迟缓。“我回去了，谁知道还能出得来吗？”
先生劝慰公公说：“您现在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家，共产党还能拿您怎么样呢？何况我好多回去的朋友都安全地回来了。”先生一个个举出刚从大陆回来的朋友们的名字。“我因为工作暂时不能离开，明年我一定跟您一起回去看望母亲的。”
公公这才不很情愿地上了飞机。
公公在老家住了六个月。台湾的新婆婆写信来说：“警备总部的人来家里好几趟了，还是让他快点回来吧。”
公公再次离家的时候，婆婆说了一句话：“离家那么多年，怎么这就又要走了啊！”
“两个儿子都在外面嘛，我去看看，把事情交代一下，然后就回来长住。”
明知是句谎言，却是公公唯一能脱身的理由。一个是受尽磨难长久等待的糟糠妻，一个是尽心照顾老身十多年名正言顺的妻子，公公当时必定面临何去何从的旁徨吧。
世事总是出人意料，公公再也不必面对两难的抉择。他回台湾三个月后，一次清晨出门走路时，被闯红灯的计程车当场撞倒，没有再起来过。
新婆婆处理好一切后事，储存起以往的生活点滴，退休后到大陆老家度过余生。
婆婆我是从来没有见过的，等我能出门到大陆时，婆婆已经过世了。只有在照片上看到她的样子：微胖的身材、福敦敦的脸面挂着轻微的笑容，很难看出来，这是一个经历过那么些风霜淬炼的老人家。从她那略带浑浊的眼神里，我似乎还能看到隐藏在深处的那一份恒久的期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