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有人墙外揭密，说湖南《潇湘晨报》受到整肃，其实际原因，并不是因为该报发纪念辛亥革命的文章《天朝崩溃时》，而是因为该报以前发表了当今首辅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决然以至死方休之态度，改革天朝体制弊端的相关报道，惹恼了某些人所致。因对首辅有所忌禅，被惹恼的不好直接查办，就找了个似是而非的理由，来个秋后算帐。
秋后算账的背后，基本上不用猜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条由大内暗中的窃窃私语，迅速地由一个耳朵接一个耳朵一直传下去，直到有司出面，拿一个其他的理由查办犯事者。这条线路，正透出中国延续几千年太监文化之根深蒂固，连所谓共和国都不能幸免。
又听说，两年后天朝要换代，当今大内的一等一秉笔太监，也要临朝听政，在那亿人之上的九爷宝座上拥得一席。想到历史代不乏书的太监当道，国祚中断之殷鉴，不禁叹息连连。
一部五千年中国之历史，其朝代结尾处，必是一段庸主暗弱，忠臣泣血，太监弄权的故事，自秦以降，概莫能外。
秦二世时赵高弄权，指鹿为马，最后杀二世导致秦亡。汉末“十常侍”弄权，致董卓进京，汉祚飘摇。至唐末，太监专权之祸达百余年之久。唐末朝廷内宦官权势日盛，官僚朋党斗争剧烈。唐之宦祸自代宗朝开始，初代宗因宦官李辅国拥立临朝，代宗虽接连除掉了李辅国、程元振等当权太监，但是太监掌权的阴影却永远抹不去。唐末禁卫军(左右神策军)均由太监掌管，皇帝完全成了傀儡。唐末几个皇帝大部分都是被太监拥立的，太监与藩镇勾结，终致唐朝灭亡。
至明朝，太监专权更达极致。明朝皇帝认为太监连“势”都去了，自然一无所有，就不会结党营私，只会以国为家，忠心效忠皇上。所以在各省，军队和行政机构用宦官来监视。甚至所有的监督监察机构全部由太监控制，如锦衣卫、东厂、西厂等，将太监专擅国权之祸上演到登峰造极的程度，令今人读起，亦不免毛骨悚然。后期的明帝更是常不会见臣工，所有主意全由秉笔太监拟旨，所以国事日非，直到亡国。像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都是权倾九五，祸乱一代的大太监。
就算是都把中国历史上太监乱政的教训铭记于胸的清朝皇权，至末也出现了李莲英这样连李鸿章都无可奈何要与之苟合的人物。
其实太监专权就是专制体制本身的缩影。就算没有这些阉人，专制权力身边也会有其他的“血亲” 、“外戚”、 “亲信”来充当相应的角色。就算期间出了几个“好”太监，比如明朝的怀恩、张敏、郑和等，也不过是由于大处忠于皇权，小处就没人多计较罢了。值得一提的是明朝万历年间的冯保。万历皇帝即位，冯保历任司礼秉笔太监和司礼监掌印太监。掌权后支持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使大明政权一度出现复苏局面。冯保有着较好的文化素养，他在司礼监监刻了《启蒙集》、《帝鉴固说》、《四书》等很多书。冯保写得一手好字，曾在《清明上河图》在上面题跋，自署官称“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兼掌御用司礼监太监”。最后冯保因为明神宗对他的忌恨被放逐到南京，后因病而死。就算是这样一个有名的“改革家”，万历新政的一等大功臣，也是贪墨成性，家产亦被抄收时，发现其宅第店房遍布京中，不可胜数。他在北山口造了坟地。花园的壮丽，可与西苑（嘉靖皇帝曾长期居住并办公的地方）比美。而盖在原籍的房子有五千多间，连郡跨县，无论规模还是华美程度，都跟王居不相上下。
及至共和国，太监换了名号，曰“秘书”，天涯社区一篇《秘书党:“新式太监”的崛起》的帖子，就描述了这一现象，并列举了“新式太监”与“老式太监”的区别：
其一，“新式太监”在生理上无须阉割，但心理上则如出一辙，全盘继承了“老式太监”的衣钵，都是主子的乖乖儿。除了工作上“听话、迎合、奉承、紧跟”外，在“八小时以外”也要侍奉到位。
其二，“老式太监”一日为“太监”，则终生为“太监”。“新式太监”无须终生侍奉领导，一旦“发迹”后便从“太监”变成“太爷”。因为它是靠“胯下之辱”升的官，所以，一旦得势后便“不知天高地厚”，典型的“小人得志便猖狂”，大多数都是“势力眼”。
其三，“新式太监”具有伪装性，有时不太容易辨别，往往会“鱼目混珠”。“老式太监”从生理上具有明显特征。“新式太监”没有明显的特征，有的人拍马溜须很有手段，很隐蔽。从表面上看，似乎他的发迹是“干”出来的，实际上，却是靠“太监”的功夫“拍”出来的。
其四，“新式太监”具有很强烈的“排它性”，比较仇视那些“清高之辈”。 “新式太监”的处世哲学就是“捞实惠”，不讲人格，不谈自尊，不惜用舌头给领导擦屁股。正派之人无不对其嗤之以鼻。所以，它们也“瞧不起”清高之辈。它喜欢“同类”，它的手下也必然会培养出一批“新式太监”。周而复始，“新式太监”就会成几何级数增长。
“新式太监”的崛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我们干部制度上的弊端成为“新式太监”滋生的温床。在官本位体制下，只要领导需要和依赖“新式太监”，就会产生更多的“新式太监”。
据布鲁斯金研究所李成教授统计，中国现任31个省长（直辖市市长）有过秘书的工作经历的，高达21名（占68%），内阁27个部长中有过秘书的工作经历的，高达20名（占74%），李成认为这“反映出庇护关系和个人偏袒在中国精英选拔中的重要角色”。
全国如此，皆因宫围深处更是如此。内务府换了称谓，叫“办公厅”，秉笔太监也换做了“办公厅主任”。想当初，耀邦、紫阳等改革巨擘，选拔秘书，都是从地方上找“生面孔”，一则有地方工作经验，了解百姓疾苦，二则谁也不熟悉，不会拉帮结派，只会一心工作。及至当今，身为储君十余年，夹起尾巴战战兢兢。及至身为真君，没成想“装孙子”装成了“真孙子”，在位两届，与当储君时一样碌碌，耽误大好改革时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其所挑之左右，亦碌碌之辈，皆为昔日手下，主仆之间脾性早就熟知，伺候人的百般心细，被伺候的四体舒泰，除了会侍奉人，两眼中只有剩下权和利。
尤其是那种从一开始就从“秘书”做起一直做到天下第一之大秘者，几十年下来，天下疾苦、经世致用的学问一概不知，却只把个帝王心术修炼得炉火纯青。一旦发现有人的形象和劳绩有超过其主子之嫌，就趁机挑拨，屡屡掣肘，甚至暗命有司，尽行打压。
今之“内务府”对民众“政改”意愿强行打压，命所控媒体连发倒退文章，盖因两端。
其一，前文说过，“内务府”秉笔者，出身即侍奉领导，只精奉迎一端，对士农工商，概不知情，天下大势，更是了了。只识权，不识政。只识得眼前之权位，哪识得国家民族之命运。一切为“稳定”为要，因为“稳定”实质是权力格局之稳定。他们的主子是当今第一，他们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宦。现实之利益迫使他们视政改言行为挑战。
其二，政改伤害秉笔太监之预期权力。如果政改得以推行，势必影响两年后权力转移之格局。仅仅因为侍奉当今有功，得当今欢心的秉笔太监，就可能失去作为当今退位后，以“顾全大臣”位列九人之尊的机会。所以对政改之言，太监比皇上更着急。
如此，以维护个人利益，顶多是主子利益之短识，害国家民族之长远，太监当道，天朝危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