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印度、希腊、意大利半岛，历史发展都有天意安排。
吴越争霸时，春秋已有四王：一个传统的天命国王，三个因军事实力自命的国王：周王、楚王、吴王、越王。此外还有秦国、齐国，不仅也眷恋中原霸权，更觊觎周围弱国的土地、人口。中国君主制、贵族制、庶民制三合一的宗族社会，分家现象严重，却没人想做公民，包括提倡“兼爱”以促使天下和平为己任的墨者。中国奴隶制发育不全：无产为奴，卖身为隶，却又因才华转眼可贵。例如春秋虞国亡国，虞奚成了楚国的奴隶，却因才华被秦穆公以羊皮赎身，封地百里做贵族（大夫），以“百里”为姓，重建社稷。中国诸侯从不为增加奴隶兼并土地。
中国诸侯兼并土地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国土，由小国变成大国、弱国变成强国。中国奴隶可谓封建土地•社稷制的副产品，即封地的赠品。百里奚前后的伊尹和勾践都因失地亡国，获地又成为贵族。中国奴隶制宛如婴儿，大了就不是了。所以奴隶在古代中国不是社会制度，只是封建礼制的最低等级。希腊奴隶制可不同。
奴隶制在古代希腊、罗马等地区，像那种“拳头上立得人，肩膀上跑得马”魁梧汉子，可不像当今网络上不固定IP的动态网。奴隶主要来源于战争，灭国即亡其宗，其国人整体迁移其原居住地，到征服者的土地上，或者远远地卖给其他国家的人，从此失去原来的姓名，由主人赏饭吃或给家庭，却又想拆散就拆了。人在古希腊一旦亡国为奴隶，终身难以再自由，即使过去是贵族，从此只能仰人鼻息生活，成为会说话的牲口，可能经商有钱甚至替人管家，却不能做官搞政治了。古代公民选举制度完全凭确定、成熟的奴隶制来保障。在古代希腊、罗马，奴隶一参政，公民跟奴隶身份就分不清了，所以名称就不能够像中国那样因才华而改变。成熟的奴隶制是殖民战争缔造出来的，可谓上苍一种很特别的历史安排。
中国古代虽然一直有奴隶制，却因为没有公民制，只是封建土地制的附属物。奴隶虽然卑微，却因为美貌和德才可以被提拔，跟主人相依为命，不成为阶级和社会。因此半封建的春秋时代，郭沫若这些唯物史观雷公嘴，居然能说成是奴隶社会末期，像跟老婆结婚选日子一样，把公元前475年定为中国封建社会和战国时期的开始，真是乱点鸳鸯的荒唐。战国实际上从三家分晋的公元前403年开始。
晋国从文公称霸之后，晋国长期称霸中原，楚、秦、吴、越四国只是在南、西边称霸，而且都只是一时。姬姓周朝在姬姓晋国霸业的代理下还依然存在。春秋时期，中国可谓典型的半封建社会，封建礼乐文化衰微下，人的私心恶性张扬，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税收制度确立，军政组织创建，诸子百家争鸣等等，代价却是道德伦理的败坏。诸侯争霸，大夫专权，家臣执国命……
晋文公之后，公室逐渐衰落，晋国六卿把持实权，春秋末期剩下智、赵、韩、魏四家，智家为首。智家成了出头鸟，带头背弃大夫尊重公侯的礼义，无限贪婪，结果率先被灭。晋国在春秋时期，跟鲁国一样是西周礼制的代表，而且国力最强。晋国的礼法制度虽然也很正宗，却因为地主大夫势力强大，而公室衰弱撑不起了。
智伯瑶仗势欺负赵襄子、魏桓子、韩康子三家，以晋公室名义索要土地，遭到赵襄子的拒绝，智伯联合顺从他的韩、魏两家攻打赵家晋阳城。赵家颇得民心，攻城两年不下，智伯施毒招，引晋水灌淹晋阳。这种灌水淹城的作战方式，在后来朝代被沿用，却是智伯缺德首创，注定智伯要遭殃。赵国危在旦夕，韩康子和魏桓子触目惊心，担心起自家今后是不是被淹的命运。赵襄子手下门客张孟谈献计游说韩家和魏家背离智伯成功，韩、赵、魏三家反过来用水灌淹了智伯的兵营。智伯功败垂成地全军覆没，被逮住杀了，土地也被三家平分，真像坐过山车摔下。
智伯是个狠角色，如果晋国不是被削弱，而是被智伯取代姬公建立新晋国，那么智家晋国将始终比秦国强，弃礼用法的变革不仅率先，国家将更文明进步，那就可能完全阻止秦国崛起的路，使中国跟印度文明特征更接近，中原统一的皇帝国家和汉民族长期存在就不太有可能，而接近印度、阿拉伯。这却不是天意。
今日回头看，中华历史当时的天意就是：秦朝要“嫁”汉朝，晋国必须衰亡。
于是我们就看到智伯在必胜的一刹那之际，韩、魏两家反水。从历史现象上看，当时是韩康子和魏桓子担心自家今后的命运而被张孟谈说服，而实际上智伯臣属郄疵通过察颜观色和利益分析，提醒过智伯要提防韩、魏两大夫反戈一击。但智伯刚愎自用、利令智昏，又不懂人心，所以没有将郄疵的忠告听进耳。然而现象后面是历史安排，上苍安排了智伯的刚愎自用、利令智昏和不懂人心。
依据史实，智家氏族的宗族长位置，也即大夫的世袭贵族位置，有族人劝他父亲智宣不要交给智伯，而应该交给德比才高的智宵，以免智家整个几百里的大宗族的命运都因为他好大喜功、爱欺负人而一个闪失招致荡家覆宗的命运。但智果的父亲没听进去这种为了宗族生死存亡的忠告，执著自己的个人喜好，硬移交宗族长•晋大夫的权力给了智瑶。这不就是历史这位导演在选拔让晋国礼法衰微的破坏者吗？却也给了他同样可以让晋国礼法和智家宗族都不衰微的选择，全看人的心怎么动？以个人私心动而衰，以公室和宗族利益动而不衰。就是这样的。
智伯继位后，确实大有作为地将六家大夫变成了四家，另外拥立晋哀公而做僭主专权，大权独揽可以得到很多好处令其贪得无厌，图谋逐渐灭韩、赵、魏三家代晋。而这却不是历史安排秦国郡县官僚制取代封地贵族制之发展所要的。
于是就有了智伯首创“水淹战术”恶计时，让他先自食恶果的历史安排。韩、赵、魏三家反过来用水灌淹了智伯的兵营。智伯功败垂成，全军覆没，被逮住杀了，头颅被涂上油漆，做了赵襄子的用具（这又埋下赵后来被灭的种子）。20年后，韩、赵、魏瓜分晋国。公元前403年，韩、赵、魏三家强求周王封诸侯，晋国分出三个中原大国，加上秦、齐、楚、燕四个大国，历史上称为“战国七雄”。
后来魏、赵、秦、齐、楚、燕、韩七个战国时期的大国也称了王，连名义上对周王的尊崇也不管不顾了，各自在地方以弃礼重法的方式争雄。但在争雄过程中，魏、赵、齐、楚、燕、韩六国都依然恋着贵族制，惟有秦国彻底舍弃。这就是说，历史安排了百姓贵族制要在中国消除，让皇帝代表的庶民社会兴起并持久存在，直到两千年后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德国理论和俄国组织弄来祸害中华神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