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官员在谈及大学生“村官”工程时，认为这一工程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战略。还认为农村这个广阔天地，这是培养人才的好地方。“村官”到农村接受锻炼，在广阔天地里学习、实践，很多东西是在校园里得不到的。这番话让人不禁想起上世纪曾持续二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难道，中国的历史真就是一部轮回的历史？
历史记载，上山下乡，源于1956年 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拟定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纲要提到，“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村建设的伟大事业”。1964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城镇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上山下乡运动一个纲领性文件。1965年中央办公厅为此发布了通知。从此，上山下乡被列入党和国家重要的日常工作范围。
其实，这场运动所以在60年代中叶兴起，与当时正在酝酿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息息相关。文革风暴到来后，大批青年涌向城市，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如何安抚这些激情四射的革命小将，成了毛泽东心中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他把目光投向了曾经战斗过的农村。老毛认为，让年轻人到农村去，与农民多交流，感受农村的气息，可以转移矛盾，同时也可以减少红卫兵恶斗产生的暴力事件。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发表的一篇报道。这篇报道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人民日报》为这篇报道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它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著名的“12.11指示”。老毛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据《人民日报》报导，从“12.11指示”发布当晚到次日，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当时就有人写出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
毛的指示刚发表，就有不少年轻人踊跃报名要到农村去。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全部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上山下乡的目的地很多，包括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地。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
从表面上看，虽然很多年轻人都是自愿前往农村的。但大部分都是被逼无奈，或是受蒙骗的。在当时，有一部分青年是“满怀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 “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但更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与其在城市的生活相比较，知青们普遍感觉在农村生活很艰苦，他们在贫困的农村地区当然无法继续接受正常的知识教育，文化生活也几乎没有，他们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也远非融洽。年轻的一代在文革的混乱中感到很迷惘，想去农村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但没想到的是，这却是一条悲情的不归路。上山下乡虽然暂时缓解了城镇的就业压力，毛泽东借此达到了解散红卫兵组织和让年轻人“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目的，但是几千万年轻人的青春被荒废，无数家庭被强行拆散，这场运动也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由于文革的上山下乡使得本应成为学者专家的一批年轻人在乡间长期务农，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
中国为这场运动耗费了约300亿元，但换来的又是什么呢？去农村的都是平民百姓的子女，没有一个地方干部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农村去。无数的女青年被农民强奸，男青年被强行赶去耕地。很多人受不了农村的疾苦而逃回城市。他们当中的大多数父母都已湮灭在文革的浪潮中，有的人只好以讨饭度日，更多的则饿死街头。在这样的历史背后，是年轻一代洒下的血和泪。
从实践上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不是对社会发展的推动，而是对生产力的逆动。在科技生产力方面：它釜底抽薪，中断了我国对科技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使得后来的科技人才断代。在我国开展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同时，美国正在实施登月的高科技计划。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把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拉开了一大截。在工业生产力方面：工业萎缩，招工停止，技术的传承后继无人，更谈不上发展。在农业生产力方面：知青下乡没有带去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劳动工具，知青所到之处还是在以当地传统的方式耕作。知青的到来只不过是增加了农业人口，而社会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农业人口的减少不是增加。所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动，所以必须否定。
从理论上看，上山下乡运动的理论出发点是所谓“缩小三大差别”。三大差别是生产力发展的产物，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它又会逐渐缩小，那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对缩小三大差别起到了什么所用呢？
城乡差别：城市的产生和繁荣牵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减少了城市人口，削弱了城市建设，增加了农村负担。该运动是通过驱使知青下乡弱化城市的建设来缩小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与农业相比，工业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不是工业支持农业，也不是引领农业向工业化方向发展，而是弃工务农，抑工又抑农。脑体差别：脑力劳动者的增加无疑代表了社会的进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不是以教育农民、提高农村文化水平为目的，而是让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弃文务农，扎根一辈子，成为农村的普通体力劳动者。
城市应该支持农村，工业应该扶助农业，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也是有益的，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支持、扶助、结合的基础是什么？削弱城市的作用，萎缩工业的发展，抽去知识分子的政治经济地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现在的干部和科技人员下乡、蹲点，大学生支农、支教、当村官，这是对生产力的推动，因为他们是在保持自身政治经济地位的基础上用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去宣传、帮助和领导农民。他们也要向农民学习并与农民相结合，但这绝不是接受再教育的那种学习，也不是扎根一辈子的那种结合。如果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是为了缩小三大差别，那是以拉动社会生产力倒退的方式来缩小差别，所以必须彻底否定。
1978年11月，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就知青问题一针见血地指出：“要研究如何使城镇容纳更多的劳动力的问题。上山下乡不是长期办法，农民不欢迎。”认为知青下乡插队“四不满意”，即农牧民不满意、知青本人和家长不满意、城镇对口单位不满意、政府不满意，应当停止。
这个已经被历史和实践否定了的运动有必要卷土重来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