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舍利宝塔
佛教从印度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一路上留下了诸多精美绝伦的石窟造像，从新疆克孜尔石窟，到敦煌莫高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安史之乱中，中原大型石窟相继衰落，盛唐以后，中原再无大规模石窟造像。
接过中国石窟艺术接力棒的，则是四川。这其中，成都佛教造像年代最早，大多是南朝作品，而中国的南朝造像在成都以外还少有发现。清代末年，成都万佛寺曾出土了大量南朝造像，近年来西安路、商业街也屡有出土。
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石窟艺术循着金牛道进入四川，在涪江、嘉陵江、沱江、岷江流域的岩壁上，星星点点出现了诸多石窟。四川几乎每个县城都有石窟分布，而又以唐代存世最多，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中国宋代石窟存世最少，以致清代学者提出“唐盛宋衰”之说，认为宋代石窟早已衰落，不值一提。大足、安岳石窟的相继发现修正了这种观点，也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晚期石窟艺术的代表作。
如果说北方、中原的石窟写下了中国上半部石窟史，四川，显然就是下半阕。
迈过了道路的瓶颈，四川唐代石窟如雨后春笋一般，在涪江、嘉陵江、岷江、沱江、青衣江岩壁上处处生花。唐代的四川，出现了夹江千佛崖，蒲江飞仙阁、大邑药师岩、丹棱郑山—刘嘴、资中北岩、仁寿牛角寨、荣县大佛岩等诸多精品，由此看来，石窟艺术在四川，是以一种充满生命力的状态发散。这其中，又以邛崃龙兴寺、石笋山、花置寺最为精妙，2006年整体获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与四川其他石窟比起来，邛崃石窟往往竭尽奢华、繁复之能事，殿宇塔刹、亭台轩榭，堪称四川石窟艺术一个独特流派。
龙兴寺洪水冲出唐人瑰宝
1947年并不算个安定的年头，这年秋天，连绵的暴雨引发的洪水在四川境内泛滥。一场暴雨过后，邛崃措水河河岸一个叫大佛湾的地方露出几个菩萨头，村民对这些残破的佛像并没有太大兴趣，它们一直裸露在荒野之中。几个月后，四川大学博物馆才得知这个消息，先后五次派专人赴大佛湾，在一年多时间中，共征集、出土石刻佛头、佛像、经幢、脊兽、经碑、铜佛像等文物200余件。一件残缺的经碑上，考古工作者看到“龙兴寺”三个楷体小字，这批佛像遂命名为邛崃龙兴寺石刻。
当年征集、出土的文物，如今静静陈列在四川大学博物馆石刻艺术馆中，每一件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菩萨立像通高198厘米，头戴宝冠，周身装饰华丽、繁复的璎珞，上衣通肩，下裙紧贴双腿，出土时已断为四截，虽经修复，双臂已不知去向，故又有“东方维纳斯”美誉；韦陀立像高71.9厘米，身披菱形锁子纹铠甲，饰有护膊、护腰、胫当(绑在小腿上的一种防护甲胄)，腰间束带悬有法器，凛然有武士之风；比丘头像满额皱纹，双眉紧锁，口角深陷，工匠只用寥寥数笔，便将一个僧人老迈沧桑的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给冰冷的石头注入了生命的活力。
龙兴寺佛像大多体态丰满，面相温和，云冈石窟、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中粗犷飘逸的风格到唐代已经衰落，代之以雍容华贵、丰润健美的气质，佛与菩萨多给人一种和蔼、亲切的人情味，显然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
与佛像一起出土的是一些经幢，大多为八边形，幢座雕有四甲胄神王倚像，幢身浮雕乐伎、佛龛、盘龙，一些经幢、灯台上尚能看到“唐高宗永隆二年(681年)”“唐德宗贞元十一年(795年)”以及太和、会昌、大中、咸通等唐代年号。种种迹象表明，龙兴寺应该是唐代一处规模颇大的寺庙。
2005年9月，在龙兴寺佛像出土58年后，成都市考古队进驻大佛湾，试图寻找龙兴寺的更多线索。当年水田密布的大佛湾，如今已被厂房与民宅包围。发掘从一开始就惊喜不断，修建环绕遗址的围墙时，发现一个大型佛像坑，出土佛像30余件；遗址东南部发现一个始建于唐代的砖塔，宋代仍在使用。
两次跨越时空的考古，最终使得在地下湮没千余年的龙兴寺逐渐清晰起来。史料记载，公元705年，武则天还政于中宗，中宗时为太子，下诏在全国各州创立中兴寺、观，以寓意大唐中兴；公元707年，中宗即位，为了避讳，全国各州中兴寺均更名为龙兴寺。邛崃唐时为邛州，是西南军事重镇，龙兴寺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建成的，这座有着皇家渊源的寺庙此后香火一直颇为旺盛，并在中、晚唐年间达到鼎盛。
石笋山绝壁上的西方乐土
就在龙兴寺终日香火缭绕之时，邛崃石笋山大佛沟岩壁上，“叮叮当当”的凿石声已不绝于耳。2010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我来到石笋山时，浓雾在山中上下翻腾，远远望去，岩壁上的佛像似在腾云驾雾一般，在褚红色的岩壁与葱郁的藤条中时隐时现。
乡民告诉我，大佛沟过去有座寺庙，从山脚直到山顶，规模大得很，至今山腰、山顶都能找到成片的条石垒成的地基，石笋山就在寺庙后山上。龙兴寺有着深厚的皇家渊源，大佛沟这座无名古庙规模倒一点也不逊色，石笋山5号龛造型为一佛二僧二菩萨，姿态、衣纹、莲台与龙兴寺53号坐佛几乎完全一样，可见它们之间确有着某种关联。
民国《邛崃县志》记载，“(石笋山)山间有洞，曰仙人洞，土人言洞内有三十六堂，未之详也”，或许就是指这些绝壁上的石窟。此后的石笋山石窟逐渐为荒草与枯藤掩盖，上世纪80年代，邛崃文管所进行文物普查，才重新发现。然而，这次发现并未改变石笋山的命运，由于地处深山，游人罕至，文管所在石窟前拦上了一排铁栅栏，并一直锁到现在。
大佛沟现存唐代造像33龛，739尊，雕刻在长120余米、高40多米的绝壁上，错落有致，大者如弥勒佛，高逾7.5米，小者如诸天(二十四诸天为佛教护法神)，只有手指大小。据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者胡文和考证，造像分为南北两段，北段年代稍早于南段，古时开龛大多先在较好的位置开凿大型佛龛，石笋山最早开凿的应当是北段第14龛弥勒佛。弥勒佛手掌早年残损，后世虽有修复，手掌与身体不成比例，早已失去了昔日神韵。
北段第六龛西方净土变，是石笋山颇具代表性的龛窟：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端坐中央，七宝莲池黄金、白银、玛瑙、琥珀遍地，龛内雕刻殿宇塔刹、亭台轩榭，重檐、斗拱、勾栏清晰可见，以回廊相连，一百多位天仙或徒步漫游，或挺腹伸腰；后壁雕有“划船图”，船头高昂，船尾隐入桥洞，三个船夫正拼命划船，为首的仰头蹬腿，中间的弓腰埋头，第三个转身拱背，船上的达官贵人倒是怡然自得，乐得清闲；两边还有敲锣、打鼓、翻跟头等各式杂耍。这幅图景，就是唐人心目中的西方乐土。
菩萨、天仙、船工、达官贵人，一百多号人物神态各异，错落有致，与其说是佛龛，还不如说是一幅唐代风情画，传神地再现了唐人的建筑、水运、民俗乃至他们的心灵史，而这一切竟然由工匠在石头上一凿一凿完成，令人惊叹于唐人的鬼斧神工。
邛崃文管所原所长胡立嘉数十年来一直往来于县城与石笋山之间，进行了细致考察，他提出，与四川其他地区石刻比起来，石笋山石窟有两个特点：其一，石窟出现了大量楼台、桥池、船舫，虽是直接表现的虚幻的佛国，却如同一幅风情画，让后人可以一睹唐人的生活；其二，石笋山石窟往往三壁皆有造像，竭尽繁复、奢华之能事，殿宇塔刹、亭台轩榭，使得整个佛龛连为一体，更具动感，这种风格同样出现在邛崃磐陀寺、花置寺以及岷江流域的乐山、大邑某些石窟中，成为中国唐代石窟一个独特流派。
玄宗避难成都佛教造像兴盛
2002 年6月，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对邛崃境内的石笋山、花置寺、磐陀寺等石窟群进行系统调查、编目，并首次运用三维成像技术对石窟进行测绘。调查从2002年一直持续到2004年，石笋山的诸多细节，也在这次调查中水落石出。
在南段第29龛旁岩壁上，研究人员找到一通题刻：石笋山菩提、释迦两像龛并铭……大历二年二月十五日。大历是唐代宗李豫年号，大历二年即767年。就在十一年前，安史之乱战火波及长安，唐玄宗避难成都，中原大批官吏、商贾、工匠、画师流亡入蜀，盛唐之后，中原再无力开凿大型石窟，而石窟艺术自金牛道传入四川以后，却如雨后春笋一般，星星点点地出现在四川岷江、嘉陵江、涪江、沱江、青衣江流域的岩壁上，又以广元、巴中、邛崃、安岳最为兴盛。
广元是佛入四川的第一站，安岳则最终点燃了中国宋代石窟的火种，为何在邛崃出现石笋山石窟与规格极高的龙兴寺，也引起了学者诸多关注。
历史上，石窟的流传往往与交通不无关联，比如须弥山石窟、敦煌石窟、天梯山石窟、榆林石窟之于北方丝绸之路，广元千佛崖之于金牛道，巴中南龛之于米仓道，而邛崃地当南方丝绸之路要冲，南方丝绸之路从成都出发，经邛崃、雅安、荥经、西昌、德昌、会理进入云南，最晚在汉代就已成为四川联系云南的重要通道；邛崃自古盛产盐、铁、酒、茶叶、天然气，得益于南方丝绸之路的恩赐，各路商贾接踵而至，百姓富裕，有财力进行造像活动。这里成为成都平原最为重要的一处石窟中心。
南段第28龛毗沙门天王造像高约4米，身披甲胄，脚踩夜叉，右手叉腰，左手托塔。唐玄宗天宝年间，吐蕃出兵包围安西都护府，安西都护府路途遥远，救兵难至，唐玄宗无奈之下，请不空和尚在皇宫设坛作法，安西都护府后来遣使来报：城东北三十里云雾中看见毗沙门天王现身，三五百神兵尽着金甲，地动山崩，同时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吐蕃军队不战而败。因为这个渊源，毗沙门天王在唐代兴盛一时，往往被军队视为保护神，在城楼、军营皆建有庙宇，连唐朝军旗上都飘扬着他威武的形象。
花置寺正在隐去的唐人面庞
毗沙门天王造像在四川巴中、资中、夹江、大足、邛崃等地颇为常见，年代皆在中晚唐时期。在邛崃临邛镇花石山上，研究人员又发现两龛毗沙门天王造型。第二龛毗沙门天王残高150厘米，第十二号龛残高123厘米。千百年的风吹雨淋慢慢隐去了他们威武的脸庞与精致的铠甲，青苔爬满了整个石窟，时间在佛像表面风化成一层青色的外壳，脆弱地仿佛一阵风就要吹掉一般。
花置寺石窟造像，一般认为与唐朝高僧马采不无关联。马采早年在长安章敬寺讲习佛法，一时间“声驰上国，名重神都”。唐贞元十四年(798年)，马采入邛崃。也就是在这一年，花置寺花石山岩壁上，凿石声再次响起，马采在邛崃开坛讲法几年中，花置寺开凿的石窟据说有“千亿万佛”之巨。
一千多年后，当我在一个黄昏来到花置寺时，当年规模宏大的花石山，如今已是一个水库环绕的孤岛，而唐时的“千亿万佛”，如今仅剩下9龛石窟。第4、5龛合称千佛崖，宽约5.6米，高6米，雕有巴掌大的唐代佛像20排，1745尊。遗憾的是，文革年间，当地村民几乎一夜之间就凿去了一千多个佛头，现在的佛头是几年前才用水泥补上去的。
马采在邛崃一直往来于花置寺、磐陀寺之间，磐陀寺石窟大抵也凿于此时。磐陀寺现存石窟三龛，其中一龛为千佛龛，三面龛壁上雕有一千余尊唐代佛像，佛头同样荡然无存。在安岳毗卢洞，我曾看到过一龛宋代的千佛龛，当年捐资造像的僧、尼、供养人都坐进了神龛，享受着人间烟火，造像也是千姿百态；相比之下，磐陀寺千佛龛佛像几乎千篇一律，身着“U”形领通肩长衣，衣褶之间的过渡颇为生硬，这都是唐代佛像常见特点。
在磐陀寺岩壁上，研究人员找到几龛奇怪的石窟，佛像并未雕琢成形，都是些粗坯子，似乎出了什么变故，工匠未能继续雕琢下去。上世纪80年代，大足宝顶山也发现了几龛未完工的石窟，有学者猜测，南宋末年，蒙军入侵四川，双方鏖战长达五十二年之久，这些未完成的龛窟当与此不无关联。
邛崃地处南方丝绸之路要冲，和平时期是商旅往来的通道，战争时期却往往首当其冲。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十一月，南诏摄政王嵯颠率军攻陷嶲州(治今西昌)、戎州(治今宜宾)后，旋即与西川节度使杜元颖大军战于邛州，“遂陷邛州”，又从邛州引兵攻下成都外城。退兵时，“大掠子民、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自是南诏工巧埒于蜀中”。
胡文和认为，磐陀寺这几龛未完成的石窟，应当与南诏大军入侵有关，覆巢之下，岂有完卵，邛州沦陷后，惊魂未定的工匠随着百姓四散逃亡，从此再未回到磐陀寺。同样毁于战火的还有龙兴寺，2006年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大面积的红烧土与瓦砾堆积，夹杂着大量残损的佛像、经版。考古学家猜测，龙兴寺或许毁于一场大火，极可能与南诏入侵不无关联。事实上，磐陀寺、龙兴寺也成了邛崃唐代石窟艺术的终点，此后，邛崃石窟趋于衰落，再无值得一提的佳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