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中文版和中国建设银行在北京发布2010年《中国私人财富白皮书》显示，2010年中国内地千万富豪人数将达到38.3万人。六成富豪涉足房地产业 据福布斯统计数据，由于房地产价格近十年持续攀升，房地产业的可观利润造就了11.6%的千万富豪。
中国在“以权力创造市场”的过程中，虽然政府的垄断行为逐渐减弱，但仍控制着重要的政治经济资源，这使得富人的成长都离不开独特的制度环境。在经济领域，政府一直努力试图在维持对经济干预的格局下引入市场机制，从而形成了权力与经济密切结合且互相依赖的特征。正是这种制度决定了富人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能通过对权力的依附获得财富，其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规模取决于他们与权力互惠的程度，而不仅仅取决于他们实际的竞争力。也正是由于富人的资本积累主要是通过权力的交换来实现，所以他们与权力一道成为与大众争夺社会资源的另类竞争者。换言之，穷人失去的利益一部分被权力所剥夺，另一部分则被富人所掠夺。
财富转移和集中是在权力大举侵入经济领域之后，由于掌控财富和权力的人有条件降低制度成本，进而支配更多的资本，使得社会财富迅速积聚到极少数人手中。几乎所有的贪官背后，都紧密连接着一长串的商人，牵扯着或明或隐的巨大利益。
暴富了的“有权人”和“有钱人”迅速结成了生死利益同盟，他们几乎渗透到所有的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在土地资源、矿产资源、金融资源、垄断资源诸方面占据绝对优势，他们在遍布全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开发建设、公共工程建设、农村水利建设以及能源、电力、通信、制造等行业频频出手，攫取和积累的隐性财富或灰色财富巨大，从而加速了中国贫富问题的恶化。
中国富人暴富集中于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据福布斯统计数据，由于房地产价格近十年持续攀升，房地产业的可观利润造就了11.6%的千万富豪。近九成千万富豪运用个人资产进行了投资，其中房地产、股票、基金最受欢迎(不包括现金储蓄)。在千万富豪中，选择房地产投资及股票投资的都超过六成，遥遥领先；基金投资和另类投资紧随其后。
我国城市化和城镇化速度空前加速，涌入城市人口数量庞大，对城市住房的需求量极大，刚性需求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催生了房地产行业巨大的需求，而房地产业一直就是富翁的摇篮，只是这种趋势在2009年体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资本市场是中国又一个暴富的战场，特别是创业板创造了大批财富新贵。中国富豪财富积累的时间极其短暂，由此也暴露出财富来源的路径问题。在国外，挣 2000万美元的财富，平均需要15年时间。把2000万美元变成2亿美元，国外需要10年时间，而在中国往往这一过程只需要1至3年。在中国，什么人拥有惊人的财富？一是靠权力和资本寻租；二是拥有灰色收入；三是从事采矿等资源性或垄断性行业。
2009年中国的灰色收入是多少？尽管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王小鲁博士发表的调研报告显示，仅2008年中国的灰色收入就达到5.4万亿元，这个数据接近2008年全国财政总和。财政收入要用于全国各省各个领域包括13亿民生项目的预算支出，而同样庞大的灰色收入只是肥了人数并不多的少数官员。王小鲁曾对2005年和2008年的灰色收入作过详细研究，通过对比发现，过去三年中灰色收入以比GDP增速更快的速度在增长，国民收入分配的差距进一步扩大，富人们拿走了越来越多的财富。
由此可见灰色收入是中国除财政收入之外的又一条吸血管道。第一条是正式的财政聚敛，是明确写在法律上的。第二条吸血管道是隐性的，基层官员通过搜刮民脂民膏，再逐级逐级进贡，这样，形成一个巨大的金字塔型的分肥机制。灰色收入其实都是腐败的产物，如此之高的腐败成本必然恶化日益严重的贫富差距。
王小鲁认为庞大的灰色收入，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掠夺行为，以及垄断国企的不适当分配。在权力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任何权力都会自发地追逐经济利益，导致权力对社会财富的侵吞和掠夺，从而引发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
这种权钱结合的情形在房地产领域表现得最为突出。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表明，2007年，中国居民户均60%的财产来自房屋。作为中国居民财产的主要构成部分，房地产成为国家GDP主要增长点，也是滋生腐败的温床。近年来政府查处的官员腐败案显示，涉案官员大都拥有多套多幢住宅。上海浦东新区原副区长康慧军案发时，这位“炒房局长”拥有27套住宅，市值超过6000万；59岁的上海市房管局副局长陶校兴名下拥有29套高级公寓及别墅；上海市曾对2000 多名市属官员购房情况摸底，发现拥有八九套住房的比比皆是，这还不包括以非近亲属名义持有或由其他人代持的房产。山西阳泉市城区公安局巡警队队长关建军在北京拥有住房27套，价值1亿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