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新年伊始，回顾刚刚过去的一年，如何评价2010年的中国？在这一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哪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将对未来的中国产生哪些影响？中国总理温家宝多次提到的政治改革是否有望在短期内得以实现？针对这些问题，目前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程晓农先生接受了本台的采访。
十月中旬，中共召开了第十七届五中全会，这次会议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着怎样的作用？您如何评价2010年的中国社会？
十七届五中全会召开的本身涉及到的政策主要是在经济层面。这是公报所能看到的。但是实际上，在公报没有提到的其他一些方面，我们注意到有重大的变化。几乎可以讲，在对内和对外两个方面，十七届五中全会在基本战略上做出了重大调整。这对未来五年、甚至十年中国的演变产生重大影响。这两个变化，第一，在对内方面，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内的压制和对维权人士以及异议人士的打击和控制。这种力度是过去从未有过的。虽然有人认为这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有关，但看来不仅仅如此。因为诺贝尔颁奖已经过去，但这样的打压并没有结束，而且有向全国各地蔓延的征兆。在对外方面，中国在过去的四、五年，不断地声称要和平崛起，和平崛起的同时，中国的军队在不断地扩大实力，并向周边国家展示自己的武力。中国国内，无论是军方，还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不断鼓吹中国要走向世界，要成为世界的第二号强国，换句话讲，就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但是，就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不久，分管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在外交部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强调中国不称霸，中国的所谓崛起不过是一个神话。这是一种对外的低姿态。这与过去四、五年来的高姿态相比，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总结这两点，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点，既：对内，高姿态地镇压；对外，低姿态地表态，希望缓和国际压力。这可能与国内的局势演变有着很大的关系。中共中央对国内局势进行了研判之后，很可能认为今后中国不能在国际环境里，进一步地用高姿态去挑战周边国家，这样将给中国带来更大的压力，对未来的演变不利。而对内，中共可能判断当前的局势已相当严峻。从这一转变看来，有很多2010年发生的事情，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前和之后，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会完全不同。
温家宝曾在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提到政改问题。您认为，中国有否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政治改革，为什么？
这与刚刚谈到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的方向性转变有着很大的关系。如果没有方向性转变，也许温家宝在十七届五中全会前有关政改的谈话，还可被视为一种姿态。但是，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中国对内全面镇压的做法本身已经用事实证明，温家宝关于政治改革的说法，只不过是一个说法而已。与中共中央在十七届五中全会之后推行的战略背道而驰。换句话而言，中共中央并没有真实地打算采取任何实现政治改革或者走向政治改革的任何步骤，相反，它是在朝着背离政治改革的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具体而言，它对言论的控制进一步加紧。如：南方报系，过去被认为是一些大胆、敢于说话的媒体，现在它们的版面、稿件需要有关部门逐字逐句地审。中国最敢说话的媒体被看得非常死，比任何时候都严厉。互联网也受到进一步控制。同时对异意人士和维权人士的压制和打击也前所未有。因此，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中共愿意或者认为推行政治改革符合自身利益。在目前的局势下，抵制政治改革、抵制民主化、抵制人权价值观念，可能符合它的利益。
如何看待中国近期内的未来发展？
从目前看，中国实际上已经把未来几年的基本方针展现出来了。既：在经济上力图求稳，政治上力图加强全面的管制，减少可能的冲突和任何摩擦。堵塞任何社会抗议的管道。在政治上的进一步的严厉控制和在经济上的、谨慎地避免金融危机的爆发，这是中共中央正在考虑实施的两个基本方针。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温州乐清村委会主任钱云会的死亡事件引发了海内外的密切关注，如何从这一事件中解读中国司法取证的程序？
钱云会的死亡案件，官方和民间对案件的认知有着巨大差距。民间用手机拍摄的录像已经上网。录像中可以明显发现许多可疑之点。这些疑点纷纷指向当地地方政府和有关的部门，甚至包括特警。钱云会可能并非车祸死亡。如果存在这样的嫌疑，当地警方本身就是嫌疑人，因此不宜参与取证调查。在一个民主国家，如果警察涉及某个案件，成为当时人，则由检察院出面做独立调查。但在中国，公检法三位一体，由政法委统一领导的情况下，谈独立取证十分困难。至少在温州市范围内，公检法均为一家，所以不存在独立取证。唯一可能的独立取证，是公安部派人调查。调查对象不仅仅是钱云会，还应该包括乐清市警方。但中共中央显然不打算采取这种措施。这就是所谓的“维稳为上”。在这种情况下，在中国，独立取证、独立调查的可能已经被中国的司法体系完全排除。我们只能看到官方提供的报告。而报告本身可能就是涉案者自己做的。
尽管这一案件在网上讨论很热烈，但恐怕不会有太多的结果。这就是五中全会之后，政治高压下，维稳优先的方针所体现出来的一个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