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张维迎批评国进民退导致了社会效率的损失。他说国有企业很多不是按照市场的逻辑做的，它的很多资源获得不是因为他给别人带来幸福，而是因为有某种特权，尤其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当中是非常不平等。国有企业要把民营企业兼并掉，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效率损失。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竞争好比皇帝和大臣下棋，大臣要赢很难，又不敢赢，赢了麻烦更大，每次都是皇帝赢了。”张维迎说道。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认为，公有制产生不出合理的价格，无法避免效率低下的问题。国际上有一些公有制企业非常好，但只有在私有制的汪洋大海中才能产生。
国有企业管理的问题同样难以解决。茅于轼看到了国企的矛盾，他说最早的时候国有企业的利润百分之百上交了，但是企业没有赚钱积极性，所以企业干脆自己先花了，把成本扩大。后来因此改了说干脆不上交，国企有了赚钱的积极性，但又不上交了。
当然，国有企业并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全部。慧聪网董事局主席郭凡生认为，民营企业也应该在自身反省和提升中发掘新的增长动力。民营企业早年的竞争对手是国有企业，很容易在市场竞争中获胜，但是现在面临的环境已经不同了，对手主要是发达国家的私有企业，因此需要新的思维。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我国09年财政税收相当于4到5亿城镇居民一年收入，政府机构掌握这么多社会资源，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很大，对于钱如何花不能不有所约束。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认为，除了政府掌握太多资源之外，纳税人话语权也是问题。财政体制的对应关联最重要的应该是老百姓和政府，但是我们现在的财政体制主要对应的关联变成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老百姓说不上话，监督不了财政体制。
政府掌握太多资源并不一定是件好事。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研究员薛兆丰认为，政府应该减肥，很多声音呼吁政府要多介入社会和经济领域，但是政府本身不是一个省油灯，这是由它的本质决定的。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建议对政府收支进行限制，设立两条红线：每年政府的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30%，国家行政公务支出比例不超过20%。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认为，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现在60年了，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值得反思的问题基本上没有变化，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没有把自己当成发展的目标，而是把国家发展或者去超过别人当成我们的目标。
茅于轼则表示要追求有质量的GDP增长。同样的GDP增速，分配是比较平均还是只是平均给了富人？比较公平的分配就是比较好的GDP，GDP质量是好的。此外他也建议关注通货膨胀造成的不同人群的利益分配问题。
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给中国的建议中，都认为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应该更加重视社会公平。
根据陈志武的测算，中国的银行存款利息比应该有的利息水平大概低两个百分点，企业贷款利率低了1.5个百分点。这样所产生的效果等于老百姓一年几十万亿储蓄，每年少拿几千亿到一万亿利息收入，相当于把老百姓储蓄应有收益转移到国有银行，再进一步转移到国有企业、地方政府那些工业“铁公基”项目更多投资。
茅于轼建议开放金融业，因为中国的金融业没有能力把低利息的钱变成高利息，所以大家的存款只能享受2%的利率。而同时另外民营企业家很需要钱，着急得不得了，这就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的状态，茅于轼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国家垄断。
除了利率，资本市场中小股东利益得不到保护的顽疾仍深受嘉宾关注。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吴晓求表示，权重股东不创造价值的，也不承担风险，通过各种关系要成为所谓的新股东，唯一的目的是获取高额的制度回报。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与证券研究中心主任曹凤岐认为，如果中小投资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市场难以长远发展。他说，如果把这个市场看成一个长期投资市场、给投资者回报的市场，这个市场就可以发展。“你要是完全向市场拿钱，而不管投资者，这个市场怎么发展呢？”
随着房价越涨越高，宏观调控一次次失败，房产税被舆论认为是能使房价有效下降的最后一只靴子。但不少专家认为不宜对此期望过高。
华远集团董事长任志强认为，在供求关系占主导的情况下，征收房产税不会改变房价问题。
“人们期待落下来一只靴子，但实际上落下来的是一只袜子，谁也打不着。”北京师范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董藩表示。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认为房地产调控需要耐心。
夏斌表示，中国房地产市场不整治，中国经济肯定要出事，整得狠了也要出事，必须花两三年时间逐步去解决。调控的方向就是使房地产慢慢走向健康发展方向，所谓健康发展就是，放房子是为了住，而不是像炒股票一样的投机。
在2011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上，来自全球的经济学家针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通胀以及世界经济增长前景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与会专家认为，世界经济形势仍不乐观，而中国在经过过去两年的投资膨胀之后，今明两年将会收缩，中国也将面对更大的麻烦。
2011年刚刚来临，在新的一年里，中国应该保持怎样的发展速度？与会经济学家发表了精彩的观点。
“如果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6%，相信日子会更加好过一点。”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博客)在演讲中这一观点，引起了与会嘉宾的热烈讨论。
对于中国GDP的增长，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指出，中国需要幸福的GDP，从这个角度看，GDP应该适当降下来。要保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GDP不能再像前两年那样的两位数增长，此前动辄两位数的增长，不仅中国承受不了，世界经济也承受不了。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博客专区)常务理事茅于轼(博客)认为，GDP有质量好坏的区别，公平分配财富的GDP就是比较好的GDP，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消耗资源的GDP是在借子孙后代的财富来发展。
相对于GDP，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更关心失业率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和美国评价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是不同的，美国更侧重于失业率，而中国更侧重于GDP的增长。
他表示，社会产生的财富如何分配就是评价GDP质量的一个指标，而失业率又是考虑财富分配是否公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但中国目前仅有登记失业率，并没有真实的失业率指标。
张维迎则对中国过度依赖政府创造就业的现状表示担忧。他表示，从历史经验看政府可以创造短期就业，但长期可能带来更多的问题。
“我怀疑今年到明年我们经济会有比较大的麻烦，因为2009年和2010年我们想创造更多的就业，但却可能给下一步增加就业机会带来很大的障碍。”张维迎认为，政府应该考虑更长远一些，就是让企业家创造更好的就业机会，这比简单依靠政府政策要好。
对于中国目前热议的通胀问题，中外经济学家的看法各有不同。
2010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 Pissarides）表示，“如果说我是中国央行，我压根不会担心这个通胀率的问题。”
在他看来，如果经济不增长但同时通胀严重才会比较糟糕。而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保持较高的水平，GDP增速实际上是通胀率的三倍左右，有很多的支出盈余。所以说，中国即使通胀率达到5%都没有问题。
他强调，对于中国央行而言，真正问题在于支付盈余，中国用这些钱借给美国，欧洲，支持美国和欧洲支付他们的财政赤字，这样大量存钱再大量借贷出去是需要解决的。这也会导致通胀问题。
在夏斌看来，中国的通胀只是表面问题，实际上它反映的是中国经济长期不可持续增长的问题。如果中国增长方式不改，结构不调整，这个局面仍然难以改变。
在经过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之后，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将会走向何方？
2010年诺贝尔奖经济学奖得主戴尔·莫滕森（Dale T. Mortensen）的看法比较悲观。他认为，美国失业率还是在9.5%到10%之间，产品服务需求还没有恢复，利率下降实际上是权宜之计，未来不确定性因素还很多，美国经济不会在短期内明显复苏。
在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看来，目前的欧盟债务危机是值得警惕的。目前西班牙政府有很高的债务，如果不解决的话，可能在长期还会带来更多问题。如果西班牙像希腊一样垮台，很可能欧元区就垮台了，因此欧盟必须挽救西班牙。
对于中国经济的前景，张维迎认为，政府的很多行为都会加剧投资波动。中国在没办法维持过去两年的投资膨胀后，今明两年将会收缩，经济会箫条，失业会增加。这是今明两年中国可能面临的较大麻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张维迎今天表示，他仍坚持建议将2.8万亿外汇储备分给老百姓这个观点。他表示，太多资产控制在政府手里，不利于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
张维迎是在2011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上做出上述表示的。
此前，张维迎曾说，“我们国家现在有太多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里，应利用此次危机推动改革，将国有上市公司股票予以打包，拿出一部分给老百姓，给百姓一只下蛋的母鸡。现在国有资产是15万亿，如果拿出40%就是6万亿，财富效应非常明显。”张维迎甚至还建议，这笔财富可以根据收入水平来分配，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农村人给两份，城里人给一份，或者富人给一份，穷人给两份。他认为，国家将一部分财富分给老百姓，不仅短期来讲可能引来财富效应，长期来讲，还可以使收入分配的差距大大缩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