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老顽童是个风趣幽默的人，如果不曾跟他细聊，不会知道他其实有过很多悲惨的遭遇。也许，就是因为生命太悲惨了，所以只好嘻笑度日。有一天，就在我们互相调侃时，他却正经八百的告诉我他得过忧郁症，我的下巴一下子就掉到脖子处。他不怪我惊讶，只是娓娓道来那不堪的往事。这样的事我觉得不应该被历史的尘埃掩盖，于是在征得他的同意后，将事情详实记载如下：
我曾经在57年打击右派时被带上右派的帽子，到了80年代，我到江赣农业局工作，在那里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发生了这样一件违反公众利益的事，导致江赣区严重的污染。
事情是这样的，一日，杭州市有位市长（恕我无法指名道姓的说，因为他们会对我进行打击报复）给农业局来了一个批文，要在我所工作的农业局蔬菜基地再造一个电镀厂（原本有一个小型的电镀厂，影响还不那么大），电镀厂是铬、镉、镍等重金属，一但盖了，所排放出来的废水，流到哪里水就毒到哪里。农业局局长兼党委书记有一天在会议上告诉我他为难的事，他说：这个是市里头来的一个工程，要我们批准在我们蔬菜基地里盖一个电镀厂。
我一听就急了，我问：“局长，你批了没有？”
他回答我：“我不能不批。”
我说：“局长，你是不是怕乌纱帽丢掉？”
没想到这句话得罪了他，他当时就嚄地一声站起来，用手指着我的鼻子：“你这个右派份子，你的右派帽子是永远掌握在我们共产党的手里，我们随时可以重新给你再带上，我做为农业局的党委书记，就可以送你去劳教、劳改。”
就这样，我头一次患了忧郁症。
我心里想着：我这是为了老百姓的健康着想啊，这是要死人的大事，你们这样一批，要害死多少人呢？农业局局长是完全可以不批的。你可以去把市长请过来，去看看菜农家破人亡的惨况，市长如果没有特殊供应，也要吃杭州基地的蔬菜的。市长就不敢要批了。事实上，我的话击中了他的要害，他要保留他的官。
此后农民蔬菜地所浇灌的水用的就是上塘河里头电镀厂排放出来的水，结果很典型的一个例子，一个58岁的老菜农，这个老菜农不是一般的菜农，他可以从种子一直培养到蔬菜，而且怎么耕、怎么种、怎么留种等等，这样的蔬菜老农是可以出国帮助办蔬菜基地的，结果死于肝癌，肝癌就是重金属在肝里面积存以后得的，不遗传、不传染。过了一年以后，他的儿子28岁也死于肝癌。我实地调查以后发现自留地里头的蔬菜，都是用上塘河里头电镀厂排放出来的水，土壤里头的蔬菜有“富集”重金属功能的，“富集作用”在生态上是一个专有名词，把浇到土壤的水里头的重金属都吸收到植物，吃了这样的蔬菜就等于在吃重金属，这个重金属含量很高很高的。
后来这种病人在医院里多了，这种病人都是农民，这些农民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水有毒的，就开始把用电镀厂的废水浇灌出来的蔬菜都送给城里头电镀厂的工人吃，进行报复，他们自己就挖深井，开辟自己的自留地，既不施化肥，也不灌有毒的水，而是用水井里头的水。这样毒来毒去，导致杭州市的肝癌发病率相当高，但这些数据都是保密的。
得了忧郁症后，我跟谁都不讲话，我知道如果把事情再追根究柢刨下去的话，根源是在中央，只要再说什么，我就会像张志新、林昭那样了。兄、姊看我都不讲话，饭也不想吃，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晚上睡不着觉，就把我送去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病医院院长沈慕慈教授特设的诊所就诊。医生让我的兄、姊回避，让我单独跟他谈，诊疗室里就我跟医生两人，医生让我放心，告诉我把主要影响我精神打不起来的原因说出来。我于是把我从13岁受中共领导，一直到被打成右派，一直到当时已经摘除了帽子了，还要再把我扣上帽子的事，逐项说出。我说我这个意见如果他们不重视的话，那杭州市不知道要死多少人。如果一个刑事犯把自来水的水源加上毒药，这样的刑事犯逮住肯定要枪毙的，现在这个刑事犯就是我们的市长跟我们的农业局局长，是他们批准的。我把这一切讲了以后，医生称赞我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对我的病症下了一个结论：你现在是在忧国忧民。
日本人打我们是外敌，现在我们是自己在杀自己的老百姓，就是没有把关，应该是正确处理这个问题，把电镀厂的水应该如何沉馏下来，把它跟水源绝对隔绝，然后怎么样集中起来，回收这些镍等重金属，废物利用，不但没有毒，反而提高我们的经济效益，那才是对的。我们知识分子这方面也有专家，只要市长有真正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就会把这一切做好。
当时医生在我的病例上写下如下的诊断：忧国忧民被政治迫害的忧郁症。
我活着就要讲真话，又不让我讲真话，会走上自杀的道路，我的确是这样做过。不自由，毋宁死，历史上屈原投江也是为了这个，我脑子里告诉自己，这个社会里不能讲一句真话，那我今后还有什么意义，要写论文，科学就是真话，我所有奋斗的目标也没意思，真话在这个国家里是不可能的存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