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中国人，最怕的是“政策”：虽然不是法律，但比法律有权威，比法律好使；虽然它随时随地在实施，但又似乎来无影去无踪，随意性大，无法把握。更糟的是，这些政策模糊不清、不好操作也就罢了（对企业/百姓来说是这样，对政府/官员来说是增加了随意裁量权，实质上是扩大了权限），还老在变，经常走极端，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比如，股市低迷时鼓励老百姓炒股，说“中国的股市跟国外不一样，不会让老百姓亏钱”，等大家被套住后又说“股市有风险，风险自己担”；房市低迷时鼓励老百姓买房，买房送城市户口，房价高涨要打压时又要户籍证，有钱没证别妄想，还要征房产税；把汽车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发展时鼓励汽车消费，城市拥堵了又开始限制上车牌，买车要先摇号，中签难度近似于买彩票……
作为一名经济政策研究人员，对政策的变化自然更为敏感，对其中的来龙去脉也更清楚些，即使没有直接参与该政策的制定讨论，但窥一斑而知全豹，对其内在逻辑也有更深的理解。不管政策怎么变，相关部门和官员如何解释，其不足为人道的那些真正的、深层次的原因却是大同而小异。
当然，每次的政策变化都有充足的理由，目的不外乎是为了企业、为了老百姓好。政策确实应该与时俱进，尤其是在目前中国情况下，政策的多变是正常的。转轨时期嘛，虽然我们已经转了30多年了，毕竟还没有转过来，并且是最根本的、最需要转的没有转过来（听听“改革还要闯大关”的说法），政策不变不可能，变得慢了也不行。但老百姓骂政策多变，却不是骂该变的变得快，恰恰骂的是该变的不变（如越来越多的审批管理），不该变的乱变！或者，政策本来该变，但变的方向不对、方法不对，是越变越乱，扩大了政府权力，扭曲了市场机制，损害了百姓利益！这样的荒唐政策在目前的大背景下层出不穷，眼前的典型例子就是油气涨价、户籍限购和买车摇号之类。
检视这些荒唐政策出台的深层根源，可以发现以下原因：
第一，自然是基本理念缺失。说的是为了百姓、企业好，执政为民嘛，但实际都是为了政府好，为了官员好。比如油气涨价，是为了消费者好还是为了垄断国企好？户籍限购，果然是为了百姓好吗？是为了所有拥有本市户口的人好，还是为了有本市户口但还没买房的人好？非户籍人口就不是中国人，就不配在这个城市里买房？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如何体现？中国老百姓的基本人权如何体现？真正要压房价，让畸形奇高的房价回归理性，难道没有市场化的更好的办法吗？房地产市场扭曲，本来就是政府一手造成的，土地公有的结果导致政府垄断土地供应，而垄断必然导致市场扭曲价格背离价值就此得到显现，政府的土地财政导致它必须推高地价，顺理成章地推高房价，不管它是否真心压房价（压房价它首先要受损失），即使真心压房价它也没有面对开发商的底气：有开发商就说要公开建房成本，但政府却在含糊其辞。如果政府真想调查建房成本，那不是很简单的事吗？公开了建房成本构成，压房价从哪里入手不就一清二楚了吗？不用专门的政策设计人员，就是一般百姓，不也都知道这是政策制定的基本思路吗？为什么不做？房地产商能决定这些吗？如果政府真正是为了老百姓好，要解决房价问题难道不是很容易的吗？放开土地供应（政府只管规划和质量监督，不许建房的地方不让建\不合格的不让卖就行了）、允许百姓自己建房、房产权可以自由转让，在这样市场调控的大形势下，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价格怎么可能高过发达国家！就是北京这样的资源集中城市，五环以内也有足够的土地建房。而明显人口负载过重，生活质量严重下降，变成不适于居住城市，人口增长就会停止甚至析出，谁还爆炒北京房产？所以，户籍限购，甚至都不是为了北京户籍人口好，而是为了政府好，既做了打压房价的姿态，对上对下有了交待，又确保了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团（官员和开发商）的根本利益。
第二，指导思想错误。多少年了，都在喊“市场配置资源为主”，但骨子里还是计划经济，甚至是官僚经济、命令经济，乃至权贵资本主义经济，对百姓、对企业有利的市场经济思路还排不上号。原因在于，真正让市场来配置资源，得利的是企业、百姓，但政府的权利就要大大削弱，政府的权利就变成了责任、义务，要维护市场秩序，为企业服务，保护消费者/百姓/公民的利益，这样的转变，得让多少权力部门、贪官污吏痛心疾首！所以，一遇到问题，政府最喜欢的解决办法就是挥舞行政管制的利器，而不是考虑如何使用市场手段。油气涨价当然有理由了，国际市场涨了么，可国际市场降的时候怎么不降呢？垄断的开采、进口、批发、零售市场为什么不能放开竞争呢？户籍限购当然简单了，买车摇号当然简单了，可具体实施不都是政府部门操作吗？这里面必然又会诞生新的寻租空间。看看4万亿积极财政时期的盛景吧，掌握审批项目大权的部门/官员、能够拿到项目的企业/人士是如何的狂欢。然后我们在说，看啊，美国人也在搞积极财政呢，可见市场不是万能的，发达国家也在学我们啊！于是我们一跃而成为全世界政府调控之最牛者，似乎凯恩斯都是拾我们牙慧了。但到底是怎么回事，即使我们不说，我们都懂的。
第三，急功近利。荒唐政策层出不穷，除了根本上说来是官员/政府部门的利益取向原因，也有体制原因。官员任期制、对上负责制、官员目标制，决定了政府/官员在做决策、出政策时只考虑眼前如何向上面交待、如何把任期内的政绩做好，而不考虑制度建设、长远利益。发展汽车产业、鼓励房地产发展，是一个时期的政策目标，但时势一变，治理拥堵、打压房价又成了衡量政府工作的主要指标，而要利用市场力量达到此目的，无疑要花费很长时间（且不说利益关系），因为要建立起市场机制、市场环境，现在的政府/官员哪等得起？当然还是行政手段见效快。此时此地此事如此，彼时彼地彼事也如此，所以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政策就没人考虑、没人实施，而行政干预的荒唐政策反而层出不穷。不奇怪了吧？
第四，关键的关键，老百姓说了不算，对这些荒唐政策毫无制约。中国没有明白人吗？中国老百姓就是素质低，不配参与决策吗？中国老百姓不知道好歹，连政策的好坏也搞不清吗？确实，由于信息封锁加上误导宣传，我们对于很多事情都有错误的判断，甚至明显危害我们利益的我们还很全局地加以体谅、理解，更别说那些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的政策和做法。可这都是百姓权利被剥夺的结果。真正老百姓能够制约政府了，能够决定官员的上任和升迁下台了，我们也就有了判断政策好坏的能力了，这些荒唐政策即使还存在，也会大大减少，不足以危害大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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