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沃达丰(Vodafone)。中东地区的革命浪潮使得独裁者的权势要么摇摇欲坠、要么已被粉碎，而许多与这些独裁者有瓜葛的人，正被迫对这类瓜葛作出解释。很少有哪个领域的组织能做到不与独裁者打交道。如果你只跟民主国家做生意，那么世界许多国家的大门将对你关上。
说起来，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我的雇主。利比亚投资局(Libyan Investment Authority)持有培生集团(Pearson) 3.27%的股份，而英国《金融时报》隶属于培生。依照最近联合国制裁利比亚的决议和英国政府制裁利比亚的命令，培生冻结了这些股份，还宣布不会向利比亚投资局发放股息。
培生首席执行官玛乔丽•斯卡尔迪诺爵士(Dame Marjorie Scardino)表示，利比亚投资局能够参股培生一事“十分令人反感”，但她补充说：“我们不能选择股东，是股东选择我们。对此，我们能够做的事情十分有限。”
的确如此。上市公司不能选择股东，企业也往往不能选择客户，在消费品行业尤其如此。如果专制统治者想要购买你生产的车或手机，那你很难阻止他们。
即使是在能够挑选客户的情况下——比方说，你是一家公路或铁路建造商，或是一家当地工厂的机械供货商——也常常存在说得过去的理由在流氓国家做生意：经济发展和通讯的改善往往能推动政治改革；你支付的工资可能比当地雇主多；即使你不在那里做生意，也有道德还不如你的人去那里做生意。
但你的底线在哪儿？你会不会像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同意的那样，在利比亚培训专业人士和公职人员？坚持原则的底线要求你说不，务实（而未必违反原则）的底线会告诉你，只要你能借此机会说服你的学生们接受民主的优点就行。
你可以说，最起码，企业自身不应助纣为虐。北京方面要求谷歌(Google)在中国对自身内容进行审查时，这家有着“不作恶”(Don’t be evil)口号的公司决定遵守，理由是给中国用户提供一些信息总好过一点信息都不提供。
去年谷歌受够了，决定用位于香港的、不对内容进行审查的网站向中国用户提供服务。
这一举动产生了一些后果，谷歌在中国的市场占有率出现下降，不过北京方面还是更新了谷歌的互联网内容提供商(ICP)许可证。
雅虎(Yahoo)的案例更严重。2007年，这家网络公司与中国两位亲民主记者的家人达成庭外和解。这两位记者都被判处十年徒刑，而雅虎曾向中国当局指明了他们的在线活动。事后，雅虎对此作出道歉。
今年反抗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政权的民变达到高潮时，英国移动电话运营商沃达丰也尝到了苦果。沃达丰奉埃及政府之命关闭了移动网络，而该网络是抗议者的关键工具之一。沃达丰的服务曾一度恢复，但埃及政府随即借助该网络发送宣传消息。
沃达丰为自己辩解时说，它曾对埃及政府要求它发送公告的命令表示过抗议，还补充说：“这些消息并没有被任何一家移动网络运营商加密……我们明确表示所有消息都应当透明、都应当能够清晰地溯源到发送者。”
沃达丰说，即使该公司当时不关闭网络，埃及当局也能亲自动手关闭——这样的话，恢复服务将需要耗费更长时间。沃达丰还担心，如果不执行命令，该公司埃及员工的安全可能会受到影响。
最后一点似乎尤为严重。但埃及政权当时已摇摇欲坠，为了沃达丰的声誉，让政府亲自动手关闭网络岂不更好？
很少有公司能一直正确行事。为企业原则而战的战斗每天都会发生，但如果你对自己企业不能跨越的底线有着坚定的认识，那么这一战斗就会容易起来。
每一个组织都需要意识到自己的底线在哪儿。这个底线可能是决不助纣为虐、或决不让反政府人士陷于险境，也可能是如沃达丰所说的，将员工安危置于首位。
所有与坏人打交道的组织都该自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政权垮台，我们该如何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最近几周的事件告诉我们，可能的确会有这么一天你不得不作出解释。人类对自由的渴望是普世的，地球上没有哪个独裁国家是不可动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