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提出，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同样造成重大死亡，日本人怎么就不抱怨批评政府没事先发出预报？中国汶川地震时，怎么中国人就质疑批评可能漏报？
答案是，日本人不会认为政府隐瞒震情；没报，是因为真的没有预测到。而中国政府却有预测到而不报的前科。1976年的中国唐山大地震，本来可预报，却因当时批邓反孔政治运动而人为不报。现任中国国家地震局长陈建民曾明确承认“唐山地震漏报是事实”。这九个字背后，是24万人死亡，70万人受伤！
2009年中国汶川大地震时，地震局长陈建民在意大利旅游，接到请示，问要不要发地震预报，他回答说，如果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就不要报，否则影响奥运火炬正常传递（又是政治）。结果汶川地震造成近九万人死亡！
而在民主的日本，如果当局有意隐瞒，不要说首相得下台，内阁会垮台，当事人还会被追究刑事责任；人命关天，这是“天”大的事！
而在中国，专制政权向来草菅人命，政治的需要、政府的需要从来都排在老百姓人命的前面。
对儿童只拍背影或鞋子
从日本面对这场大地震和海啸的反应，更可看出中日两国在制度、媒体、精英和大众等很多方面的不同：
第一，政府反应不同。日本政府在第一时间就接受外部援助。而中国政府不要说当年唐山地震时拒绝外援，32年后的汶川地震，在急需救人的黄金72小时内仍是一如既往地“残忍”！拒绝一切外援，连震灾救人很有经验的日本和台湾救援队也被拒。有报道说，中国政府所以这样做，是担心当地的军事设施被暴露。但日本这次地震海啸，二十多架战斗机被冲毁，核电厂受损。战机和核子等更是“机密”，但日本却马上接受全球35国救援，仅美国就开去14艘军舰，包括里根号航空母舰。怎么日本就不怕军事和核子秘密暴露？因为民主的日本更看重人的生命，救人高于一切！
第二，媒体反应不同。日本媒体沉着冷静的专业化报道，被普遍称誉。在NHK等电视上，没有报道者的煽情，没有渲染受难家属的情绪失控，对受访儿童，也只拍背影或鞋子以示尊重。而中国媒体，别说按当局口径，甚至为获收视率而有意缺德。例如上次汶川地震时，官方电视记者竟要求对砸在下面的幸存者别抢救，先拍摄采访，然后再救人。这种做法简直是图“媒”害命！
中国遇到大灾难，媒体对政府官员所谓“领导抢救”的歌功颂德更是司空见惯，甚至伙同当局造假。例如上次青海玉树大地震时，温家宝赶去视察。他刚到现场，当地“群众”就打出条幅“总理辛苦了”，新华社发的照片显示，标语是正楷毛笔大字。在那种急需救人的紧张时刻，幸存者哪有闲心写这种条幅？而且在满目苍痍中，到哪儿找宣纸、毛笔和墨汁？明摆着，是当地官员（伙同新华社）造假。而中国官方媒体就热衷报道这种“地震新闻”，谄媚权力者。
广场上一个垃圾也没有
第三，大众反应不同。这次日本地震和海啸给人印象最深的，是面对巨大灾难日本人表现出的镇静、守法和有条不紊。没有嚎啕大哭，没有惊慌失措，没有怨天尤人，人们从电视画面看到的是，在公用电话亭前，在地铁站口，在领取用水和购物时，日本人安静地排着长队，井然有序。连中国新华社记者发自日本的报道都说，“尽管到处是纷乱的震后痕迹，但社会秩序仍保持良好。虽然红绿灯已因停电瘫痪，也没有警察指挥车辆，但车辆通过路口时，仍多会相互礼让。灾难并未击垮人们的心灵。所有认识和不认识的人，对面走来的时候都会互相问候，叮嘱——‘要小心啊’！”
广东中山大学副校长陈春声在东京亲历地震返回中国后，讲述了他的经历： “地震来了大家都不是马上打电话给家人，即使是有来电也不接。”日本规定在地铁和公交车里面不准打移动电话，大家都严格遵守。地铁站里没有一个人尖叫或者不镇定。在东京大地抖动的三分多钟里，街头的交通秩序也很井然，并没有闯红灯的现象。他跟很多人疏散到广场，安静地坐在地上，人们没有很慌张。大家都很相信政府。震完了大家哪里来就哪里去，“广场上一个垃圾也没有”。
东京华文报纸《日本新华侨报》的记者描述说，“没有人惊慌，只偶尔听到襁褓中婴儿的哭声；公交车全部停驶，乘车的人们都安静地排着长队等候。”他还特别提到，与报社在同一楼工作的日本人“使劲顶住安全出口的门，让我们这些中国人先逃生。”
有这点力气，何不抢中南海
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人地处灾难中心，都在购买和领取食物时秩序井然，食品价格依旧，商家没有乘机哄抬物价，民众也没有抢购囤积；反而在没有地震、没有海啸的中国深圳等好几个大城市，出现民众抢盐的风潮。商家也乘机哄抬物价，原来一袋盐几块钱，现在涨到三十多元，还买不到了。网络有人气愤地嘲讽说——全世界都看在眼里：一边是五十壮士“我不回来了。”另一边是疯狂抢盐。听说连酱油，豆瓣酱和鸡蛋都开始抢了。有这点力气，何不干脆抢中南海！而在东京和整个日本，都没出现抢盐风潮，日本人称中国人抢盐不可思议。
中山大学那位副校长感叹说，“面对日本民众在此次大灾难中所表现出来的教养和素质，难道不值得我们中国人汗颜、羞愧、无地自容吗？”
第四，精英反应不同。面对大灾难，日本的社会名流和精英没有乘机作秀，更没有立刻成立什么基金会而敛钱。在日本推特上，那些跟随者数万的艺人、职棒球员等，实实在在地传播一些地震救援知识，如避难前要先关闭电力与瓦斯，把压在建筑物下的伤者拖出来之前要注意什么。日本推友还相互提醒，一定要在路上避难过程当中协助那些不会说日文的外国人，特别要照料高龄者与妇女，对独居的邻居也别忘记去敲门。
七百亿捐款肥了贪官
而在中国，我们看到的是电视上的捐款秀：一些企业和名流们，举着标明数额的一包包现金，点一个名，往箱子里扔一包。这么个“秀”法，都不觉得难为情。更有不少名流的表现丑陋不堪。汶川地震时，厅局级的前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余秋雨声称捐款20万，被媒体广泛报道。但最后查明他根本没捐钱，是用他的书等顶替。电影明星章子怡还到海外募款，最后不知是一百万还是多少美元，也没有如数交给灾民。还有那个要中国人接受政府管制的成龙，也是高调搞什么募捐。最后那些钱都到哪里去了，外人无法得知。
而在日本，名流还是企业界，是默默地做些实在的救援工作。例如，地震发生五分钟之后，全部日本的电话亭都变成免费，连打国际长途也只需一百日元。日本著名三得利饮料公司宣布，其旗下所有自动贩售机的罐装饮料都免费，只要按键即出。便利连锁企业“7-11”和“全家”等还免费提供食品和饮水。公用电话不仅免费，通讯商还免除网络通信费，以便民众及时通过网络获得联络和信息。
日本企业每逢大灾难，除纷纷捐款外，还向大众公布“责任报告”。而中国地震时那些捐款，最后很多去向不明。汶川地震后，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捐款流向做了半年的调查，结果发现，高达 767亿元的大众各界捐款等，80％流入政府的财政帐户。在中国几乎无官不贪的现状下，这么多捐款，实在是给了贪官们机会。
一场大灾难，最能反射出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和道德等很多问题。中日两国对比，更让人看出民主制度的优越性。而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才会有公民文化，才会有真正的秩序，道德和勇气。
2011年3月17日，自由亚洲电台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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